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基础与深化路径

[摘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和首要任务，在新时代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居于统领性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与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与调控理论的同时，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重大变化，提升了宏观经济治理的科学性，形成了符合中国经济运行实际的新供给经济学。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优化现有举措与创新政策体系结合基础上，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与协同性。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理基础;宏观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1—0079—10

[作者简介]张友鹏，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自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1，经过5年的政策优化与创新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与调控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我国经济深度调整的认识，业已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改革框架及宏观经济治理思路。立足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现实，确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路径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并将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基础。

一、理论溯源与借鉴参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并吸纳了西方经济学发展与调控理论合理内核

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点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创新成果，其理论溯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为增强量化统计测度准确性，吸纳了部分西方经济学流派经济发展与调控理论的合理内核，体现出定性框架设计与定量分析描述的有机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溯源

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要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与水平。”[1]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创新均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安排，其理论渊源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诸多重要原理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历史地位与鲜明时代价值。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重要理论的学理支撑。

1.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实现供求平衡，不仅是价值交换平衡，使用价值的交换平衡也同等重要。从决定商品交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层面分析，只有用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在规模上相适应，商品等价交换、供需平衡方可实现;如果商品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比其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少，则必然导致其同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不相适应，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体现为库存高企或产能过剩，其后果则是商品被迫低于成本销售甚至难以出售，造成经济损失及大量资源浪费[2]。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消费品领域出现的“需求外溢”现象，是这一原理的重要表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提升有效供给能力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旨在推动商品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与其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相一致，使个别劳动顺利向社会劳动转化，从而畅通经济循环，实现社会生产目的。

2.资本循环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循环是包括购产销三个环节的统一过程;相应地，企业发展也应做到购产销三个环节同时盘活，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否则资本循环无法正常实现，进而阻碍社会再生产进程。我国从物质生产能力总体落后转向社会产品供给总体平衡、局部过剩后，需要企业更加重视购产销三个环节之间的统筹调度，特别是要加强对产销两环节的研究。通过对销售市场的精细剖析，明确市场前瞻性需求方向与产品供给空白点，反馈至生产环节实现创新。除此之外，资本循环理论中按比例控制流通费用规模原理与重视簿记作用的重要观点也要求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加强流通行业现代化网络化建设，助力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减少流通环节;同时必须科学开展经济核算，将量化利润增长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资本循环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对于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与企业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工作着力点是大有裨益的。

3.资本周转理论。固定资本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与总资本周转速度成反比例变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周转理论揭示的重要结论。消除固定资本闲置、提升固定资本使用效率，并通过加快技术更新，使固定资本折旧率更多反映无形磨损程度，对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将起到强有力促进作用。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我国部分传统产业多将大干快上新项目作为扩大再生产主要手段，对技术更新特别是对具有通用工具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不足，其固定资本更新未能及时、充分反映出无形磨损程度，导致大量存量资本无法变现，资本周转严重受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重视对传统行业存量固定资本的改造提升，更多通过对原有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挖掘产业增长点，将传统行业改造提升形成的动能作为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避免了资源闲置与浪费，在很大程度提升了全社会资本周转速率，有利于社会主义产业财富的更多实现。

4.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要求实现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与物质补偿这“两大补偿”，既包括价值平衡，也包括物质匹配。并且第Ⅱ部类生活资料内部比例关系对社会再生产具有决定性影响;从扩大再生产角度看，生产资料较快增长需受生活资料生产制约。在新形势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更多从解决实物结构不匹配、畅通“物质补偿”入手，通过深入分析人民群众在美好生活需要导向下体现在生活资料内部结构的需求新变化，着力推动个性化、发展型资料生产，把生产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做到“为需求而供给”，从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福祉。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精髓，有助于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结构性”的内涵。

5.生息资本和信用理论。借贷资本的流通形式具有双重支出和双重回流的特征1，其运动公式可表示为G-G-W-G′- G′，其中G-W-G′表示职能资本的运动。为推动公式实现由最左侧的G向最右侧的G′转化，必须重视中间环节的G-W-G′运动，即资本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须以有效投资为基础。我国部分行业债务链条断裂、部分金融机构坏账率偏高，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投资环节审核把关不严，产生无效投资，导致G-W-G′这一中间环节无法正常运转。因此，我国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正是推动生息资本服务有效投资、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生息资本运动公式作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运转的统一体，要求必须把投资的实体性与有效性放到突出位置，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信用体系得以良性运转。从这一角度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金融领域的深入布局，是理顺生产与投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重要体现，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重要理论，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学理支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我国经济新发展阶段的贯彻延续，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规定了质的方向。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吸纳了西方经济学发展与调控理论的合理内核

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3]作为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要工具的学科，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变量的统计描述具有一定科学规范性。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吸纳了西方经济学发展与调控理论部分合理内核，增强了对改革量化统计指标的精准测度。

1.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作用的吸纳。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式可表达为：

[ΔYY=αΔKK+βΔLL+T]

用文字表述，即：产出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率+劳动份额×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表明技术进步贡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来源于作用于物质资本的科技创新、作用于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作用于机制要素的制度优化。

在当前我国资本贡献率递减与劳动力数量优势不足的现实下，更多依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成为必然趋势。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其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以技术变革、人力资本培育、制度创新等诸多措施加以保障。从市场经济发展一般层面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重视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思路借鉴，并为我国精确量化技术进步贡献下的经济产出提供了测度工具。

2.对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工具的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需求管理即通过调节总需求稳定经济，主要工具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供给管理即通过调节总供给稳定经济，主要工具有收入政策、人力政策（就业政策）、经济增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既要将两种方式紧密结合，又要根据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显现出的特征，侧重采取某一种方式。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4]相应地，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既注重稳收入、稳物价、防通胀，改善就业环境，提升劳动力质量，推动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落到实处;又坚持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过程中注重需求侧管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度支出强度，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工具借鉴中体现出的中国特色。

3.对供给学派有关税收在经济调节中作用分析的参考。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作为主要分析工具，阐述了在一定范围内降低税率促进经济增长并同时增加税收的政策主张。剔除供给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色彩，其有关税收这一重要财政工具作用的论述客观上为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重视税收调节、制定符合国情和企业发展实际的税收政策提供了相应参考。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将税收体制改革作为体制机制配套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针对中小企业实施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小企业的运转压力，同时对企业投资方向实现精确引导。精准使用税收这一重要财政工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重视的环节，并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府经济治理水平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4.对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增长理论部分政策主张的扬弃。新制度经济学聚焦分析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则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来源的深入分析，突出阐释知识与人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如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塔洛克寻租理论、斯蒂格勒政府管制理论以及罗默、卢卡斯、斯科特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部分政策主张，在市场经济一般制度规定下，对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确投资主体产权边界、创新政府规制方式、遏制不当寻租行为、推进部分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优化地方营商环境、发展以知识进步为推动力的知识经济等重要配套性举措也有一定启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目标，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明确政府与市场权责的根本导向。在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与全新动力供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部分政策主张也提供了部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