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耦合空间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天然耦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因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走向深入奠定了深厚文化源力。诸多层面的内在耦合，主要在于内在思想的亲和性。首先，在重“行”“知与行”与重“实践”“理论与实践”的无限一致;其次，在“变易”与历史永恒发展、“民本”与历史是“人的生成”之间的深度融通;最后，“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在空间范围、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共同预设。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天然耦合;亲和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1—0089—08

[作者简介]赵壮，男，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对接，重在对时代发展的深刻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时俱进的坚实保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方法。坚持“两个结合”，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亲和性，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追寻文化动因，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理论内涵的相似或契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基础。相较于马克思主义，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唯物史观以及对社会理想的诸多观点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的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成为适合中国发展的特色理论体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使得文化自信概念的生成、文化自信心理的养成具备了科学的理论指导。特殊性的部分则为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地域文化补充多元世界文化提供了条件。

一、传统知行观助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中国化

传统知行观产生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缘起于西方，二者有着文化、地理环境、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由于诸多原初性的影响，二者差异不可避免。但是，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一致对“行”与“实践”的重视、对“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研究，也应被注意，并得到理论化呈现。

（一）对“行”与“实践”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献中有关“行”的表述不胜枚举，较早《尚书·说命》中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转·昭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稍后《论语》中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可以说，先秦诸子在“行”的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后世各家有关“行”的探讨也是精彩纷呈，犹推朱熹、王阳明以及王夫之等学者为主。宋时理学开派宗师朱熹，承程颐“知先行后”之说，在《朱子语类》卷十四中提出了“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阳明先生则以合一为念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船山先生则本着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明确“力行第一”的观点，并作了详细阐述。历代先哲对“行”看法虽有异同，但不可否认，“行”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深究“行”之内涵，会发现“行”有着多方面的发展，其中“行”与人本身、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尤为突出。首先，“行”与人本身关联。在先哲看来，人的道德建立、人格力量生成需要“行”的参与。“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一定概括力，当某个人道德高尚、品性杰出、多为善事时，便可以此赞美。如何达到“仁”，在儒家先哲看来“力行”便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君子”人格的养成亦是通过“行”的方式，一方面因为“行”本身是“君子”的一部分，“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另一方面因为“君子”通过“行”来达到自己理想境界。其次，根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个人道德的提高和人格的养成最终会致力于其他更广大群体的改变。个人通过“行”提升自我，然后再通过“行”改变影响更多的人，使之由家及乡、由乡及国、进而惠及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这样一种由己及人的模式，体现了“行”对人的关怀广度，使之从单一的个人向度转变为了广泛的人类向度。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实践”与传统知行观中的“行”有许多相似点，相似点的存在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提供了巨大空间。首先，“实践”与“行”在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相同。“众所周知，实践性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鲜明、最突出，也是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根本的标志。”1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以“实践”性来命名自己的新哲学，将自己的新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2马克思还强调：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怎样解释世界，更在于怎样改变世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马克思将“实践”视为与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同样，中国传统知行观中“行”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实践”的地位一样，都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举足轻重。如上所述，“行”在传统知行观的发展脉络中贯穿始终。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略有变化，但是“行”在传统知行观中的主体地位是从未撼动的。也正因为“行”在中国有着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所以，当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才会被中华民族接纳。其次，“实践”与“行”对人关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的必然前提。人在实践中建设“人”作为类存在的基本要素，并且在实践中向着未来时空的自我发展。人脱离自然成为相对能动的主体，是能动的实践在其中发挥作用。没有能动的实践，人便无法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并在“为人”“成人”的道路上迈向更深的层次。人作为类存在而构成的社会也是人类实践的历史生成，同时也是在现实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的当下生成。人的实践是构成社会的前提，人的实践自然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也必然会在每一个实践活动中产生辐射周围的效应。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深入思考，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实践会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上得到呈现，进而将其“辐射周围”的简易效应上升为“解放人类”的伟大关怀。“实践”帮助人脱离自然，“行”同样可以助人去除“禽兽之性”;“实践”指向“解放人类”，“行”同样以“平天下”作为其最终指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传统知行观中的“行”存在一定的相通性。

（二）对“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

有关“知与行”关系的较早论述当以荀子为先，他在《儒效》中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见之。行之，明也;明也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在荀子的表述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荀子描述了“认识论”的深化过程，从“闻”到“见”，由“见”到“知”，最后为了深化“知”将之放到“行”的层面检验。其二，关于知与行关系，荀子认为“行”在二者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地位，不仅可以检验“知”，还可以在“行”了后，深化对“知”的认识，进而渐入“圣人”之境。其三，荀子还意识到了“不见”“不知”“不行”等弊端。荀子有关“知与行”关系的认知是全面深刻的。朱熹又论述到：“知与行功夫，须着并进。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朱子语类》卷十四）此时朱熹思想倾向于“知先行后”，但是朱熹却明确道出了二者关系：二者是相互影响、互为动力，共同致力于“明”“笃”二字。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他如此论述到：“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传习录》）王阳明此处的阐述打破了先后轻重之分，将二者合作一处。阳明之后，船山先生将“知与行”关系的论述又进行了纵深推进。船山先生提出了“力行第一”“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等主张。在传统知行观发展史中，船山先生有关“知与行”的观点是一个巨大转折，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土壤。首先，明确了“行”在二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除此外，船山先生在对《中庸》中“学”“问”“思”“辩”“行”看法也证明了“行”的重要性。船山先生言：“若论五者，第一不可容缓，则莫如行。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读四书大全说·中庸·二十章》）其次，阐述了“知与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态势，认为二者是在“相资”“并进”中创造“有功”。最后，“相资”“并进”的关系脉络中，再次强调“行”的作用，认为“行”在二者无限演进过程中，可以检验“知”、深化“知”，从而朝着“新故相资以新其故”方向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同样存在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只不过以“理论与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除此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坚持“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发现二者演进过程的无限性。首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演进。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理论与实践”需要多层次演进。第一步，以实践活动关联外在世界，获得初步的感性认识，通过自身认知系统的分析判断，上升为理性认识，既“理论”。第二步，理性认识指导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使人在掌握一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改变外在世界;人改变外在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再次认识外在世界的过程;通过二次认识，人获得相较于初次感知更加精确、更加全面的认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与荀子的“闻”“见”“知”“行”的认知过程甚为相似。“闻”“见”与感性认识等同，都是指通过直接认识获得的表面经验;“知”则与理性认识等同，是大脑经过深度思考后得出规律性认知;“行”放置于认识过程，与“实践”的功用基本相同，既是获得表面经验和规律性认知的直接途径，也是检验和深化认知的重要方式。其次，“理论与实践”关系演进是向着真理无限接近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由于自身限制以及外在环境的束缚，因此获得规律性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认识到客观规律的全貌。但是，人类的每一次认识又是建立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是在原有认识的指导下，展开的实践，所以新的实践过程又会为原有的认识添加新的要素，使其更加全面。尽管每一次认识都在向着事物的全貌发展，但由于人自身以及外在环境的影响，人始终处于无限接近的状态。此方面的认识，与王夫之对“知与行”的具有一定等同性。王夫之也认为“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天下之物无涯”。1自身生命的有限与外在环境的无限都会阻碍人认识事物的全貌，只能秉持“新故相资以新其故”发展模式，去逐渐认识外在世界。

二、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现中国化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契合的多方面文化因子。展开对众多文化因子梳理，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契合的主要基点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历史“变易”“势非圣意”以及“食足知礼”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历史永恒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重民”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历史是“人活动的过程”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一）“变易”思想与历史永恒发展

尽管传统文化中有一定的“法古”“复古”观念，但是其追求“变易”的思想倾向是不应被埋没的。较早《易传》中有“唯变所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表述。（《系辞下》）后来法家韩非将“变易”思想应用于历史发展，提出了“四世”之说，认为有“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世。“上古”之世是“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时代，处于这个时代的民众才刚刚摆脱茹毛饮血、与野兽为伍的自然状态，尚是开创人类生活方式的初期;“中古”之世以鲧、禹治水为代表，人们开始改造自然，有了初步的发展;“近古”之世则是殷周之世，出现了一定的礼乐制度，人类文明又有了一定的进步;“当今”则是一个诸侯争霸、相互兼并的时代。时代的发展在韩非的文字表述中有着明确的表达，代表了中国早期思想观念中对历史“变易”“发展”的肯定。后世思想家对历史“变易”思想多有阐发，《淮南子·氾论训》中言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至明时，王廷相指出：“道无定在，故圣人因时。尧、舜以禅授，汤、武以征伐，太甲、成王以继序……尧、舜之事，有羲、轩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尧、舜未能行者。”1王夫之指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二王的思想观念中，历史发展依然是在一个持续上升的状态中，而非“五行终始”或“三统”说的历史循环论。除此外，在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基本的物质条件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的论述集中在道德伦理方面，认为基本物质条件的满足有助于人道德面貌的改善。较有代表性的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它在历史观上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提;只有人民的基本生要得到了满足，才能有效地进行礼乐教化。”2礼乐教化偏向于道德层面，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缩影，间接证明中国传统中对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观点的认同。与上述观点相似，孔子的“先富后教”，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着无恒心”，王充的“为善恶之行，不在人之质性，在于岁之饥攘。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