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精神的哲学意蕴与实践价值

[摘要]伟大政党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兵团人在长期屯垦戍边和维稳戍边历程中形成的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内容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精神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为主要源头，在一代代兵团人戮力同心、不断奋斗的实践中历经艰难险阻、不畏重大挑战锤炼而成 。其内涵深刻，意义重大。我们不仅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认识兵团精神的地位和作用，还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中探寻兵团精神的哲学意蕴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兵团精神;哲学意蕴;实践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1—0097—06

[作者简介]常俊川，男，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前，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引领下，我国如期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踏上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挑战，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1这一要求既是对新疆党员干部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的殷切期望，也是当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的责任担当。兵团精神正是承载了爱国、奉献、奋斗和进取之精神，丰富了我们党的精神内容，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兵团精神的渊源——建党精神与革命精神的统一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重要品格是从伟大的建党精神孕育而来的。自近代以来，为实现这伟大复兴梦想，中华儿女中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镜鉴革命历程，首位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就其性质而论，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值得肯定的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帝制，在整个的斗争过程中同样献出了宝贵生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但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的成功。其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民主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苦卓绝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革命精神就是在这一革命过程不同斗争形态中诞生的。故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起初其蕴含的建党精神就具有首创性，就是与革命相统一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

事实上，兵团精神也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革命性和创造性。兵团一路走来，以伟大的建党精神为原点，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为主要源头的。兵团成立初期，不可忽视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劣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和地缘政治的严峻性”都是兵团要面对的。因此，兵团以屯垦戍边、维稳戍边为使命，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创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可表可言的成绩。从这一层面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兵团精神的发展与传承，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兵团能为之。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从“国家—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法治思想、社会职能思想等层面都有经典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国家所能反映出来的经济需要事实上也仅是一部分需求，即掌握和支配生产的阶级的需要”。2如此认识，为了满足生产阶级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农民等进行的革命，一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二是为了建立属于自己，并且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为求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为着生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兵团同样是为着生产阶级——人民服务的。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考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所体现出的国家观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成果，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兵团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党的精神财富。所以，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兵团要更好地履行好维稳戍边的“三大功能”、发挥好“四大作用”，这是我们党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必然所需，也是在一次次革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的必然选择。

“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实践理论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思想中的“实践”概念是体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性桥梁，为理论介入现实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中，从雇佣劳动的角度重释劳动实践与劳动主体关系，批评了“从直接劳动来理解劳动”“从工人感觉来理解商品价值”3等错误观点，强调从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角度理解社会关系背后的历史矛盾，在历史内在矛盾中理解理论实践的现实基础，进而从特定的历史的劳动形式中展开理论实践活动与理论实践主体关系的探讨。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从正面回应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论述，并且直接性地回到了最实际的“生产劳动”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着重考察特定的自然因素和特定的地缘政治等内在矛盾出发，具有实践性和首创性的组建了兵团。中国共产党在初创兵团时期充分发挥“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质，面对戈壁沙漠和荒原，攻克了“路到头、水到头和地到头”的困难，正是兵团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敢于与自然困难作斗争，传承发扬“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实干精神，才能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边境线布局设点、才能 “不与民争利”，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历经艰辛，建成了一个个农牧团场，开创新疆农、工、建、商业的历史先河。

由此，马克思主义政党 “实践性”和“开创性”的活动，本身就是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兵团精神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出“知行合一、实践第一”的优良品格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与革命精神的高度统一。

二、兵团精神的产生——现实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兵团精神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着时代的现实性。历史的必然性总会在从理论的必然性当中发现印证。正如恩格斯指出：“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1也就是说一实物未经出现其是不现实的，然而只要其合乎理性和合乎发展规律，必然或迟或早的变为现实。当然，从相反的角度分析，现存的一事物一旦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那么，终将会变为不现实。所谓的现实性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它既是过去“现实”的发展变化之结果，又是将来引起“现实”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是这种必然性是由事物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认识了必然性，也就认识了其本质，这一特质是不可避免和确定不移的趋势。就此来看，兵团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现实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党的领导三个方面。

从社会基础来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首先，为了回应现实。在新疆解放之后复转军人占比较大，亟需安置;加之自1949—1950年期间抗美援朝我军人数增长，军费开支自然增长，就有了现实需要。其次，解放之后的新疆面临开发建设急切需要。彼时新疆经济社会主要靠农牧业来支撑，但是其生产落后、水平低下，根本不能促使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一度还处于近乎停止不前的状态。鉴于这种现实性，考虑当时新疆政府的经济压力和各民族群众的经济生活负担以及进一步巩固边防、加快当地发展的现实，自1950年1月始，驻疆部队在生产建设中投入了精力，基本实现了粮食、蔬菜和油料的当年自足。最后，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防范民族分裂，中央政府于1954年10月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六军大部和第二十二兵团全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且脱离国防部队序列接受中共中央分局和新疆军区双重领导;确定其使命为“劳武结合、屯垦戍边”。“伊塔事件”后，鉴于现实情势又迅速在伊犁、塔城、博州、阿勒泰和哈密等地区两千多公里的边境沿线组建了纵深10至30公里的边境团场。

从思想基础来看，据《辞海》释义，屯垦就是屯兵边境，就地开垦，屯田则指政府为取得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的荒废田地。《辞源》则解释屯田为“政府利用军队或农民商人垦种土地，征取收成以为军铜”。从史实来看，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有“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之举;到汉代，汉武帝于公元前214年“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后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这就可以说明中国几千年来就有屯垦戍边、保边卫疆和开发建设的历史和思想遗产。由此，以史为鉴，始于西汉的中央政府对西域的大规模“屯垦戍边”之策呈后世各代沿袭，使之成为“千古之策”。

此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中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整体主义传统价值观思想，“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人生价值观思想。这些都是兵团精神的优秀思想基础。当然，尤为重要的当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形成的诸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等，成为兵团精神形成的直接思想基础。这些精神不但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而且它所折射出的坚定理想、敢为人先、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内容正是兵团精神的根源。在这些党的优秀精神基础上通过与兵团具体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屯垦戍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奋进”的“兵团精神”。2这些一脉相承的精神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都奠定了兵团精神的思想基础。

从党的领导来看，卓绝奋斗的共产党缔造了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3由于近代工业的逐步拓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伴随其发展和成长起来，但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广大的农民阶级做为同盟军，故中国共产党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民，他们大多都是从农民转化和加入组织的，这就天然地与农民有了同盟联系。经过实践锻炼和思想教育，使得农民在居住和集中层面所表现出来较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天然地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上世纪新疆和平解放后即着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兵团的农场从34个增加到137个;耕地面积由7.73万公顷增加到80.86万公顷;粮食产量由7.18万吨增加到72.03万吨;农业总产值由0.32亿元增加到3.64亿元。这是党的领导在组建、发展兵团的最大体现，也是兵团精神形成的现实基础。

三、兵团精神的价值——时代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从实践论的角度讲，“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由此可见，那些把精神理解为神秘的、虚幻的或者别的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的人和理论，都会在马克思哲学这里受到有力的回击。毋庸置疑地是意识源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追其本质也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其本质也是实践的政党。当然，中国共产之所以能，关键是马克思主义行。因此，中国共产党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2从实践的哲学理论来考察，兵团精神是在不断地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实践证明，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是时代的需求，也是新时代弘扬和践行兵团精神的价值所在。兵团精神的时代价值其主要体现在开发建设、深化改革、先进文化示范和社会治理的协同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