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冲击下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深化

[摘要]基于对美国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的认知，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关注点，这奠定了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无疑为美国实施对华竞争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冲突触发点。美国两届政府一方面围绕疫情源头问题与中国展开舆论战，不断抹黑中国，并针对中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另一方面，借疫情冲击实施既定对华遏制政策致使中美冲突延伸至经济、科技等领域，使得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更趋深化。面对中美关系现状，中国应从四个角度着手应对：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斗争求合作;加强与美国社会力量的合作。

[关键词]新冠问题;美国对华冲突;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2—0055—07

[作者简介]张培，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张仕荣，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战略、大国关系及中国外交。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国，人类再次面临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17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71376643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5.324969百万例，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本是中美两国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重要机遇。然而，由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与对华竞争战略的确立，新冠疫情不仅未能促进中美两国的卫生合作，反而推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更趋深化，致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一、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确立与展开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缘于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针对当前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时代论断，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态势由量变到质变，导致两大国家群体间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特朗普政府基于对美国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的认知，强调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是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进而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对象进行重新排序，将中俄“修正主义国家”、朝鲜和伊朗“流氓国家”以及“跨国威胁组织”定为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其中来自中俄的大国战略竞争是首要威胁。拜登政府上台后，坚持了这样的战略取向，仍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决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调，即在国际舞台上不是寻求大国合作，而是大国竞争。这一战略取向奠定了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总基调，而两届政府的不同在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手段。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华战略定位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小布什与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总体定位是“建设性伙伴”。然而，2017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同俄罗斯一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2]此外，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领域以及价值观层面的“头号竞争对手”。二是宣告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中，“中国”始终是一个高频词，而涉及“中国”的多是防范与警惕等字眼。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需要丢掉通过将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以塑造中国发展的幻想，并立即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崛起势头。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呈现全面性。由于中国崛起是基于综合实力的全面发展，所以美国认定，对华开展战略竞争必须从各领域同时出手，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特朗普政府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势必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美国需要从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同时出手，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

作为后继者，有前任的经验为鉴，拜登政府在继承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了对华竞争战略，使其更加成熟、精致，同时也展现了民主党和拜登的特色。因此，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是在总体继承的前提下有局部调整。由于在国家安全威胁认知上突出大国竞争因素，所以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一是在对华战略定位上，《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并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中国是美国“头号地缘政治挑战”;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称中国是美国“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一系列对华战略定位与特朗普政府时期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高度一致。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明确称 ：“美国的战略是根据威胁进行排序的，而未来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威胁，因为中国在上升 。”二是对华战略竞争也是全方位、多领域。拜登政府上台后，依然继续在贸易、技术、军事、供应链、网络安全、价值观、台湾、新疆等多个领域对中国施压、制造麻烦。如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继续强化美台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对台湾地区开展疫苗攻势;在经贸问题上，继续打压中国，如2021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以“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或外交政策”的理由将中国12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3]。

在总体继承的前提下，拜登政府也根据其对形势的研判，特别是民主党的理念和外交传统，在对华战略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主要体现在：第一，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更加精致。特朗普政府虽然明确了对华竞争的战略基调，但是在实施方式上却显得粗糙，随意性较强，有点简单粗暴。这样的战略在打击了对手之时往往也会伤及自己。拜登政府汲取了教训。拜登政府主要采用外交方式展开同中国的竞争，辅以经济、科技、军事等方式。此外，拜登政府也不是一味地对华施压、搞摩擦，而是主张以提升实力地位为前提与中国进行务实且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正如布林肯所说，与中国的关系将是“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该对抗时对抗”[4]。第二，打压中国的手段不同，注重联合盟友。特朗普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呼吁盟友来联手遏制中国，但其实际行动中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更倾向于单边对抗中国。而拜登政府更加重视联合盟友与伙伴国以及多边机制来对抗中国。拜登曾指出，“盟友是美国最伟大的资产，美国将和盟友共同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带来的挑战。”[5]如拜登政府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对华施压，试图将多边机制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战场”之一。第三，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更具意识形态色彩。拜登声称中美之间的竞争为专制与民主之争，美国将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竞争以赢得21世纪。[6]布林肯曾指出，拜登政府将价值观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欲打造由“热爱自由的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以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更有系统性、全政府性。虽然特朗普政府中的要员如副总统彭斯、国务卿彭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首席战略师班农等相继发表了意识形态味极浓的对华政策演讲，但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却较少提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特朗普政府在推行价值观外交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措。而拜登政府已经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对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召集“民主峰会”就是拜登政府发起的一次势头甚猛的攻势。

总的来看，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调整更多是方式方法和手段上改进，而战略竞争的基调并未改变，其竞争手段更趋多样，竞争战略更趋深化，对中国更具挑战性。正因为如此，美国两届政府在国内抗疫和全球抗疫上的理念与表现大不相同，拜登政府远比特朗普政府表现积极。但是，拜登政府依旧坚持不与中国合作抗疫，并不断制造对华冲突。基于以往中美合力抗击流行性传染病的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本有望成为中美缓和关系的良好契机，但事与愿违，疫情反而成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催化剂与加速器。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为美国政府实施的对华战略竞争提供了新的冲突触发点，成为美国对华冲突的新领域、新战场。

二、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在新冠问题上的深化

以2020年3月11日1为节点，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抗疫阶段（2019年12月27日2至2020年3月11日）与全球抗疫阶段（2020年3月11日至今）。然而无论在疫情哪个阶段，美国都未能与中国实现有效的抗疫合作。在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中美尚且进行了一定的沟通，但收效甚微。随着疫情蔓延至全球，尤其是2020年3月中旬疫情波及美国，美国政府开始从各方面不断攻击中国，导致双方冲突不断。美国在新冠问题上的对华冲突，不仅表现在抗击疫情上的不合作，更体现在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问题而发起的新冠病毒溯源、对华污名化等多方面的冲突。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借助新冠问题发起的对华冲突大致可分为直接冲突和间接冲突。所谓直接冲突是指美国在防治疫情本身上发起的对华冲突，其除了表现在本该合作而拒绝合作之外，更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美国率先在疫情问题上向中国发起舆论攻势，将疫情源头矛头直指中国，对华污名化。所谓污名化就是用“中国”或中国的某个地名来命名病毒，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损害中国在抗疫中的形象，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十分猖獗。早在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便将此次流行性传染病命名为COVID-19，并反对使用特定国家（地区）和种族命名病毒的“污名化”行为。然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却以新冠肺炎病毒首先在中国武汉被发现为理由，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中国病毒”“武汉病毒”，鼓噪“中国担责论”“虚假宣传论”。在2020年4月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新冠肺炎病毒源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这场对华污名化行动中，美国主流媒体亦参与其中，如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称中国为“东亚病夫”。[7]而这一歧视性描述也出现在《外交事务》所刊发的文章中。随后，这一歧视性描述也出现在《外交事务》所刊发的名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剧变：竞争、冠状病毒和习近平的软弱》[8]的文章中。

第二，挑起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新冠病毒溯源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理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目的是科学地应对人类共同的威胁——新冠病毒。然而，特朗普政府以新冠肺炎病毒首先在中国武汉被发现为理由，大肆宣扬新冠病毒是由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出的谣言。美国此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另一方面是想趁全球被疫情笼罩之机，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2020年3月25日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声称中国为新冠疫情源头，并试图推动将“武汉病毒”一词纳入与其他G7成员国的联合声明当中，但被其他成员国拒绝。[9]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网（CNN）报道，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秋季较为秘密地启动了针对中国的新冠溯源调查，目的就是将新冠病毒的责任归咎于中国。

第三，美国政府声称中国应为疫情蔓延买单，意图转嫁美国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鼓噪“中国问责论”“虚假宣传论”。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消极抗疫，美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冲击，“仅仅2020年4月美国就有超过2000万人失业，失业率高达14.7%，”[10]是20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失业率最高的时期。为转嫁责任，掩盖自身政策失误，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政府面对中国疫情反应迟缓并刻意封锁消息导致疫情蔓延全球，声称中国应为此次疫情负责任。[11]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在新冠问题上不断发声攻击中国，声称中国政府的抗疫不力造成成千上万的感染者乘坐国际航班到处“播种”病毒，米兰、纽约等地深受其害，提出中国应为疫情的全球蔓延支付账单。[12]特朗普本人也曾公开宣称，“我希望他们能早点告诉我们。”[13]

除了直接冲突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借疫情强化其他领域的对华冲突，特别是经济、科技等领域，致使中美在其他领域发生一系列冲突。第一，美国借助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的暂时中断，加快对华经济“脱钩”进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全国范围内出现暂时性的大面积停工停产，这也导致高度依赖中国医药产品供应的美国出现医药产品短缺的现象。由此，特朗普政府声称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凸显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价值链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暴露出美国乃至全球各国对以中国为重心的全球产业供应链的过度依赖，这种现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积极拉拢其他国家一道寻找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替代者;另一方面，鼓励美国制造业回流，宣称“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并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14]。

第二，美国借助疫情冲击加大对华技术封锁力度，维护自身技术领导地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新科学技术的运用，如5G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多条技术路线研发疫苗、大规模采集和分析数据等，是中国取得抗疫成果的有力武器之一。对此特朗普政府指出，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世界领导地位正在或已被中国赶超。当然，美国的这种担忧在中美贸易战之中就已初见端倪，只不过在中国科学防疫中再次凸显，得到加深。因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控制手段，如2020年5月美国再度收紧对华为公司的限制，禁止华为公司使用美国设备和软件生产半导体，以此遏制华为在5G领域的进一步发展。[15]随后，美国商务部将多家中国的政府和商业机构纳入实体名单，限制对这些机构的技术出口，而这些机构多半涉及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高新技术，[16]美国政府试图借助疫情冲击通过对华技术封锁来实现维持自身技术领导地位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