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糊物元法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有必要测度其现阶段发展水平以及分析演进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多层次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基于模糊物元模型计算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的贴近度，并结合GIS空间技术来分析共同富裕发展时间演进规律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数都得到显著提高，九个市在空间分布以及时间增速上存在差距：深圳、珠海、广州2018年已经进入中高级，且历年增速稳中向好;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进入中低等级，11年来均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肇庆水平处于低层次，11年增长幅度约为15个百分点且相对增速较慢。

[关键词]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模糊物元;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2—0074—09

[作者简介]陈晓霞，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的鲜明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经进入了历史阶段。共同富裕蕴含着“共同”和“富裕”两层次内涵，“共同”是以“富裕”为前提和基础的，“富裕”意味着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效率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是个长期而艰巨过程，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改革，增强科技实力，早日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经济的增速提效。“共同”是对“富裕”的框架定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国家的显著特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部分人的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全民、全面的富裕才是我们追求目标，共同富裕也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实现过程的阶段性、长期性，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

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对其发展水平、时间演进趋势及空间分布格局的科学分析。因此，对于共同富裕测度显得有必要。目前，共同富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依据、内涵界定以及制度框架研究（薛宝贵，2020[1];李军鹏，2021[2];高帆，2021[3]），也有文章研究共同富裕指标构建原则、测算维度以及具体指标（刘培林等，2021[4];陈丽君等，2021[5]）。虽然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于共同富裕定量性研究尚且不足，缺乏经验性文献支撑。推动共同富裕扎实稳步前进，最迫切的就是清晰知晓共同富裕目前发展水平，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客观的对共同富裕发展进行多维度和全方位的测量，找出中国当下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不足和短板。珠三角作为全国最早改革开放地区之一、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国际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研究该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以及普遍性。因此，本文选取珠三角作为我们的测度对象，在准确测度珠三角共同富裕基础上，进而达到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Kremer M et al.，2001）[22]。

同样，要推动珠三角地区的共同富裕，也有必要构建珠三角共同富裕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地对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准确的评判九市共同富裕发展现状以及短板所在，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考虑到珠三角区位、产业以及经济定位上独特性，有针对性地构建珠三角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总体富裕程度、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大维度，包括总体富裕、群体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差距四个子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赋权、运用模糊物元模型计算2008—2018年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结合GIS空间技术分析时空演变特点。

二、文献回顾

本文研究核心在于珠三角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界定共同富裕内涵以及影响共同富裕的因素对于共同富裕的测度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也按照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共同富裕与推进收入分配公平，共同富裕与机会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的首要内涵是推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张来明、李建伟，2021[6];Piketty et al.，2019[23]）。收入不平等有着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收入不平等会加剧社会的动荡。经济体制在改革的同时也会导致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李实等，1998）[7]，收入分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0410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断链的困境中，作为全球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我国GNI继续保持在一万美元以上，2021年GNI达到12551美元，距离世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只有不到20%差距，刘哲希和陈彦斌（2020）[8]测算到2023年中国就能够迈入高收入国家。经验研究表明，富国会愈富、穷国会愈穷，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关键取决于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陈宗胜（2020）[9]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形”转为“葫芦形”，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跨越拐点而缓慢下降。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增后降。李强和王昊（2017）[10]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发现我国真正意义上中等阶层占比仍然较小，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城市。刘伟和陈彦斌（2021）[11]认为高收入国家标准不断放宽，从而低估“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因此不可简单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判断依据。共享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范从来和谢超峰（2018）[12]计算减贫增长弹性，提出让低收入者从收入增长中获益大于高收入者实现益贫式增长。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关键作用，可以通过调节分配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高帆，2021）[3]。

机会的不平等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也会影响共同富裕的水平以及速度。机会的不平等除熟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还有城乡二元制带来的城乡差距、环境因素对能力培养差异带来的环境差距、行业垄断带来的行业差距。教育公平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公平，是对“不公平”的矫正（石中英，2008）[13]，中国特有二元制城乡结构也是收入分配格局还远达不到“橄榄形”的根源（陈宗胜，2020）[9]。林锦鸿（2021）[14]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双重差分识别策略测度出每多接受一年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影响，城乡教育差距就缩小0.3年。在我国的收入差距中，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为27.91%，且环境变量对收入差距形成的直接效应显著大于环境通过能力的间接效应（刘波等，2020）[15]。不同产业之间工资也存在收入差距，武鹏（2011）[16]计算出垄断行业要比非垄断行业多出相当于全社会各行业收入的70%，其中不合理成分占据25%。基本公共服务背后蕴含着政府对于不同地区、行业的偏好程度以及政策倾斜程度，基本公共服务更为完善的地区和行业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我国整体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高，且呈现由东到西递减趋势，公共服务单项水平不均衡（马慧强等，2011）[17]。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缩小不同地区的绿色TFP有正向关系，且该趋势有增强趋势（李华、董艳玲，2020）[18]。做好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保障建设，让发展的成果全体人民都能享受。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注重兼顾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也不能忽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均衡，努力为全体居民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创先进生产力、共建和谐美丽社会、共享人类发展果实。

现有文献关于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三种：陈丽君等（2021）[5]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刘培林等（2021）[4]从总体富裕程度、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四大方面来构建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但并未进行实际测算和经验分析。高帆（2014）[19]从新型政府-市场关系角度，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关系来测算中国目前共同富裕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在借鉴刘培林指标构建思路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现实可获得性以及测算误差，引入群体差距、产业差距替代人群差距、区域差距来构建珠三角九市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为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的度量和测算做出一小步地推进，为珠三角九市探索如何实现先富帮后富、全民共享发展果实提供现实参考价值以及可能的方法和路径。

三、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复合模糊物元和标准模糊物元

1965年，美国计算机专家L.A.Zadeh提出模糊概念并首次发表了数学方法研究模糊现象的论文，开创了定性问题定量研究的先河。模糊数学把数学的应用范围从确定性扩大到不确定性，可以客观地描述事物的中间过渡地带的“亦此亦彼”和“不分明性”。1983年我国学者蔡文创立了物元分析法，物元分析是研究物元，探究解决不相容问题的方法。物元分析法和模糊理论相结合，可以解决多指标评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相容性。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区域

本文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库，缺失的数据用插值法补充。本文所建立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子维度，包含16个指标。总体富裕程度衡量主要考虑到生产力水平、物质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基石，故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指标;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涵盖三个子维度：群体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差距。其中，所有人均水平都是用常住人口来计算，原因在于国内目前流动人口规模巨大，近十年来全国流动人口都保持在2.3亿以上，依靠着每年大量的年轻劳动力的涌入，广东省成为目前国内最年轻的省份（樊纲等，2021）[20]，使用常住人口测算结果会更加准确。本文测度的珠三角是指深圳、广州、珠海、东莞、佛山、肇庆、江门、惠州、中山九个地级市。

四、实证研究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共同富裕是“富裕”和“共同”两个层次的相互协同，对共同富裕的测度也主要从富裕和共同两个视角来探索。本文借鉴刘培林等（2021）[4]的方法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大视角来探讨，但是区别于前者，从数据可得性、可靠性以及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考虑，本文在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上选取群体差距、产业差距来替代人群差距、区域差距。群体差距主要描述的是政府与居民之间收入成果的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程度。产业差距主要测度产业布局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不同产业效率存在的差距，考虑到珠三角产业布局的特殊性，产业差距测算维度中突出了信息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性，采用信息从业人数/服务业人数的比值和第三产业劳动效率来强调其产业的独特性所带来的影响。表1中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参考干春晖等（2011）[21]的定义。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以及各指标采用熵值法赋权比重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二）评价过程

1.共同富裕贴近度测算

根据复合模糊物元分析法，计算出珠三角九市和珠三角地区整体从2008—2018年共计11年的共同富裕综合贴近度，表2中详细展示了各年份共同富裕的指数。

2.共同富裕指数整体时间演进分析

为了分析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数时间演化态势，本文采用Stata15对表2中珠三角九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进行Kernel估计，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首末年份2008年、2018年以及中间年份2013年的贴近度绘制Kernel曲线，通过图1不同时期比较得出共同富裕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

从位置上看，从2008至2018年密度函数中心呈现向右移动趋势，这说明珠三角共同富裕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不仅社会“大蛋糕”越做越大，而且发展成果也越来越惠及更多民众，珠三角九市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从2008年到2013年移动幅度慢于2013年到2018年揭示了共同富裕指数增速由快速车道转为中高速，其原因之一是共同富裕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增速的下降是必然。此外也是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由过去的速度赶超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质量和效率赶超所带来的阵痛引起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这对面临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