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在前
作者: 郝永平[摘要]人类社会呈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历史进步是客观规律制约与人的能动选择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以生产力解放和人的发展为表现形式的。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不同社会形态的相继更替都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与快速发展。无论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替代,还是同一社会形态内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历史进步最终都体现在人的解放和发展上。
[关键词]历史进步;生产力标准;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05—09
[作者简介]郝永平,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撤出延安、东渡黄河之前,毛泽东曾经为任远志(任弼时的大女儿)题字留念,用“光明在前”四个字寄语下一代,同时也表达了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
人类社会呈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尽管会付出一定代价,遇到曲折甚至倒退,却阻挡不住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历史进步是客观规律制约与人的能动选择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以生产力解放和人的发展为表现形式的。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是,做历史进步的促进派。
一、 难以改变的历史进步大趋势——袁世凯称帝失败看历史大势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方面凭借武力镇压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随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又迫使孙中山提出辞职,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于1913年10月6日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然而,袁世凯的野心并未就此而止,还有一个“皇帝梦”;自以为是天意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进程。1915年12月12日,他强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基。
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沸腾的民怨,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义愤。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发出了“恢复国会、退位自全”的电文,帝国主义列强也分别向其提出了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随后,贵州、广西也相继响应。在全国多方面的声讨和各种势力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退位,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袁世凯在忧愤成疾中离开人世。
袁世凯从登基到退位仅仅83天,成为历史的笑谈。深层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摧毁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由此使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也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觉悟程度逐步提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支持民主共和就是对历史进步潮流的顺应,就会获得更大民众的拥护;反之,恢复帝制就是对历史潮流的违背,就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袁世凯这场闹剧充分说明,凡是违背历史进步潮流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必将受到人民群众的审判,最终也改变不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
那么,什么是历史进步呢?所谓历史进步,就是在过去经现在向未来演进过程中,社会系统运行呈现出向好、上升和创新的状态。它既包括宏观层次上的整体性超越,即新社会形态在整体上超越了旧社会形态,并把历史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也包括微观层次上的阶段性变革,即在同一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与前一发展阶段相比,后一发展阶段取得了明显突破。历史进步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但也带有明显的主观评价色彩,是对符合主体目的与需要的向善、创新、上升趋势的认可与肯定。
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人类社会运动并非展示为变坏倒退的趋势,而是在总体上呈现为向好发展的趋势。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代表性观点并不是历史进步论,而是历史退步论。古希腊关于“人类世纪”的传说就是历史退步论的代表,它持厚古薄今的态度,认定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如从前,人类历史是江河日下的堕落过程,由此开创了颂古非今的先河。该传说认定人类历史分为黄金、白银、青铜与黑铁四个时代:在黄金时代,神灵创造了第一纪的人类,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没有劳苦与忧愁,一生享受盛宴和快乐;从第二纪即白银的人类开始,放肆的行动使得这新人类陷于灾祸;在青铜时代,第三纪的人类进一步蜕变,变得残忍而粗暴;到黑铁时代,第四纪的种族陷于仇杀和战争。对此,古代诗人赫西俄德感叹道:“啊,假使我不生在现在的人类的第五纪,让我死得更早,或出生得更晚罢!因为现在正是黑铁的世纪。这时的人类全然是罪恶的”1。与之相反,历史进步论的看法是,在社会运动中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变革,陈旧事物被新生事物所取代,展示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趋势。在历史进步过程中,虽会遭遇某种程度的倒退,但逆转是暂时的,社会运动在总体上呈现前进与上升趋势;同时,虽会伴随着假恶丑现象,但恶往往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历史进步总体上是创造真善美的过程。对此,应当确立今胜于昔的信念。
同样,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人类社会运动展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而非循环或直线的趋势。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西绪福斯(Sisyphus)劳作的神话,最早表达了命运在冲突中循环往复的思想。西绪福斯是尘世间最阴险狡诈的人,在惹怒了宙斯之后被打入地狱。对此,德国学者古斯塔夫·斯威布在《诸神的传说》中写到,在地狱,他受到的惩罚是手脚并用,使足力气,从平地往高山推滚一块沉重的大理石,但每当他以为已经把它滚到了山顶时,这块沉重的巨石却翻转过来,又滚到山下去。这个备受折磨的罪犯一而再,再而三,永不停歇地往上滚着块巨石,冷汗不住地从肢体上流下来。与之相反,在历史进步过程中,社会运动采取了“扬弃”的方式,新事物并未全盘否定旧事物,而是充分吸收了后者的合理成分,在积累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创新,看似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实际上是在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上的某种“复归”。因此,在历史进步中,并不总是呈现为平坦的道路和笔直的方向,经常会展示为某种循环或暂时曲折,但在总体上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光明前途与曲折道路的对立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1945年10月17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2。
历史进步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创新与发展为表现形式,也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表现形式。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成果,成为历史进步的基本表现形式。物质文明的创新是指,在生产劳动中发明或运用新技术和新工具,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和优化,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物质生活明显改善,等等。制度文明的创新是指,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了变革,更为规范地推进着人际交往关系,更为理性地填补着主观随意性的漏洞,更为有效地保障着社会秩序,更为充分地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等等。精神文明的创新在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导价值观念更加广泛地反映了社会成员的意志,新生事物受到更为普遍的支持,新知识取代了更多的旧经验,道德风尚在继承中实现了变革,等等。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同时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吸收了客观世界的物质、能量与信息,转换为人自身的体质与心理、意志与品格,丰富了人们的知识与情感,提高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素质,增强了人们适应环境与创造历史的能力,由此就促进了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进步在主体方面的表现形式。
人类历史之所以不断走向进步,归因于社会实践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实践包含着过去活动、现实活动与未来活动三种因素,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必须从过去的活动出发,面对历代祖先活动的结果,把前人活动的产物作为现实活动的前提、基础与手段加以继承;也总要面向未来的活动,总要超越现实活动的状况,总要按未来活动的要求调整现实活动的方向,总要力图创造出过去和现在都未曾有过的理想性存在。人类实践活动正是在对过去的继承和对未来的选择中创造现实的,也正是在否定现实的过程中超越过去与追求未来的。进一步来说,在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社会实践中,人类凭借的是文化累积性的遗传进化机制:文化作为人们社会约定的符号系统,具有固定、表达、储存、传递和加工社会信息的作用,并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制和交流;以文化为武装开展实践活动,就使实践成果能够超越个人直接经验的范围,也能突破时空条件的限制,进行连续不断地传递,由此使人类历史的发展保持连续性与累积性。
同时,每一代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总是以此作为新的创造活动的起点与前提,总要把过去活动的结果转化为主体的实践能力与认识能力,总要自觉调整前人活动的行为偏差,即对付出的代价进行补偿,对带来的矛盾予以解决,对面临的难题加以克服。马克思写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由此,在文化累积与遗传的作用下,在人类发挥自觉能动性的保障下,新的创造活动必然发生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更新,必然产生更多更丰富的真善美产品,必然带来更有效率、更有秩序的社会运行,必然达到活动结果与预定目的更加符合的状态,从而使人类历史运动逐步减少了偏差性与曲折性,呈现出不断走向进步的趋势。
人类历史具有不断进步的趋势,但没有自我实现的目的。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绝对精神在自我运动中最终实现自由的过程:历史的行程就像太阳,从只知道一个人自由的东方,经一些人有自由的希腊罗马,到所有人都自由的日耳曼世界。在其中,“理性的机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否定之否定,驱使人在表面上、形式上开展活动,虽然不直接干预具体过程,但最终实现了历史中隐藏的神圣目的。这种历史目的论既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又是一种线性进步观念。历史目的论的错误在于,用抽象的东西代替了现实的人,把人类仅仅看成是绝对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将社会历史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从而使人的活动的目的屈从于历史的目的。
与之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活动都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的、追求某种目的的,按不同方向活动的各种愿望在对外部世界的复杂作用中必然形成一种合力,由此造成了一种同自然界完全相似的状况,即活动产生的实际结果不是预期的,历史进程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历史进步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承认合目的性是以合规律性为基础的,确认合目的性是人民群众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愿望与要求,但明确否定了历史本身有目的的观点;同时,虽然主张历史进步具有统一性,但也承认社会形态演进中存在着多样性,如某种循环、暂时倒退、跨越发展等。
历史进步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既受社会规律的客观制约,也归因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推动。历史进步在时间上呈现为一个向前推进的过程,由过去经现在向未来演进,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空间上要经历从地域局限状态向全球一体化状态的飞跃,人类逐步由分散孤立、狭隘闭塞、地域局限状态进入整体联系、开放扩展、全球一体化状态,民族史愈来愈成为“世界史”;在形式上体现为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客观趋势,体现为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进程,体现为由缓慢进展到加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内容上表现为自然史愈来愈成为“人类史”,人类逐步“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越来越人道化的趋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进步的总趋势一方面就体现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从物质的、生产力的、经济的状况看,人类社会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这是一个前后相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方面,历史进步的总趋势就体现为人的发展的“三阶段”,即由“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什么说历史进步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一方面,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强制性作用决定了历史进步具有客观必然性;在社会规律的支配下,历史进步以确定不移的趋势向前推进,形成了共同的社会面貌,在总体上采取着统一的演进阶段。另方面,社会规律又是“人们自己行动的规律”,就形成和存在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在能动选择中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抵制与消除假恶丑现象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作出历史创造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补偿某些代价、化解某种危机的过程。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就体现了社会规律的客观要求,因而尊重社会规律与顺应人民意愿本质上是一致的。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重要作用在于,既顺应社会规律的客观要求,又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说社会规律的强制性表现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人民群众的选择性体现为“顺之者昌,逆之则亡”,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是无法改变历史进步总趋势的深刻原因。一切阻挡历史进步车轮的反动派之所以陷于失败,归根结底是违背了社会规律,从而也违背了人民利益。与之不同,一切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先进阶级或政党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也在于既遵循了社会规律,又代表了人民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