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人学维度及其逻辑理路

[摘要]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始终围绕着的核心命题。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为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解放，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理论动因及其运思路径存在针锋相对的差异性。在历史观领域，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惯有的思辨的阐释范式具有不相容的内在矛盾性。以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三重人学维度为出发点，可以明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下简称《形态》）以资本逻辑、统治阶级的私欲动机、历史社会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为切入点，从而展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的全面批判，有助于更有效地把握唯物史观的实践价值与深刻内涵。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思想；人学维度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5—0042—08

[作者简介]王浩斌，男，法学博士、博士后，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思齐，女，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基本原理。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揭露资产阶级虚幻本质的关键载体。因看到了德国哲学家惯以鼓吹的“意识”在内容、形态、形式、立场、逻辑上的虚假性、空洞性、负面导向性，马克思、恩格斯以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否定视角出发，深刻剖析德国哲学家观点合集、资产阶级统领性思想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以扬弃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合理弊端，完成了意识形态思想的超越升华。人学内核始终是贯穿这一过程的内在线索，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为逻辑支点，推动实践导向的介入，发掘出人的本质层次不断展现、不断彰显的过程正是不断推动、不断助力人类进化与社会发展的过程，[1]使意识及意识形态合理化、真切化。据此克服了虚假意识的笼统瑕玷与抽象桎梏，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以致赋予“意识形态”作为哲学范畴上新的积极意义。

一、现实的人：强调人的个体性而非一般性

马克思、恩格斯以强调现实的人作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基点。有别于德国哲学家们在思辨领域醉心构造出的“抽象的人”“孤立的人”等仅把握到一般性特征的“普遍德国人”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伊始逻辑，认为黑格尔无视人的感性对象及其感性世界，以思辨的“至上地位”湮没人的“实体属性”，将人织构于绝对精神的封闭循环之中。[2]据此青年黑格尔派“弃皮不弃骨”的批判手法，说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无疑为虚假的意识形态，其根据正是在于对现实的人的忽视。

针对德国哲学家们将普遍的人性与抽象的人权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运思路径始终围绕现实经验而展开，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物质条件、生产状况、交往关系等一切物质基础出发，阐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以及思想、意识、观念的生产者首先是现实的个人，即彰显自身个体性存在的、从事现实生产活动及具有物质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的具体的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将其抽象化，是无法正确理解及阐释人类历史的。

（一）“现实的人”的诠释路径：从人间升到天国

对现实的个人的理解及阐释，是确证历史不可忽视的现实前提。因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从“臆想前提”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始终内蕴着“天国性”，唯心史观所高扬“自我意识”或理性为历史主体或以此为阐释历史演变路径的运思方式，始终是基于抽象化了的人，是一般人，甚至是“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3]（525）的“以想象活动取代实际活动”的观念外化及思辨表达。

本源历史的四个因素构成理解人类历史的认知关键，为打破德意志意识形态虚幻性及其诡辩性附上坚实的逻辑依据。贯穿人类历史从形成至发展始终的有以下四个方面：对生活资料的生产本身、新的需要激发新的物质资料再生产、人口繁衍、社会关系的生产。这些构造历史的现实因素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有人的意识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发掘出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的意识活动之间、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主次关系，披露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对历史范畴的探索刻意聚焦于“史前历史”的内在动机，即只有避免了“由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构建出彰显人的个体性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这一“粗暴事实的干预”，才能达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假说自由”、在思辨运动与现实历史的运动过程的鸿沟中大做文章的目的。

针对德国古典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抽象化、神秘化思辨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观的内核路线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从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为切入点，揭示出“现实的个人”充分占有自我本质，实际上表现为其在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两个维度上的力量复归，即其自我实现具有生产力与个人自主活动双重饱和的实质内涵。[4]探索出唯物史观的三大现实前提，即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与物质生活条件。据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大弊端在于不具备以上三个前提，因此在哲学领域无法科学掌握历史观。

（二）现实的个人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前提

对历史的正确把握首先要从承认现实的人的个体性开始。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以对抽象历史的思辨考量作为发动“意识革命”的依据，及其以抽象思维统筹人类历史的“虚空性”做法，马克思、恩格斯抓住物质生活生产这一“历史原动力”对其加以批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519）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个别的人，由于自身个体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规定，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一经产生，随之相伴的第一个内在问题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及人的活动如何使自然基础发生变化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展开了对唯心史观内在破绽的具体披露，即现实的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3]（524）一方面，之所以人能自觉地将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其依据不在于人具有意识有思想，而在于人的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本身；另一方面，“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519）人投身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时，也在创造一定的确证自己生命的方式与一定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方式取决于人的各种类别生活资料的特性。因此，“个人是什么样，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520）而并非取决于在观念上对“人”的一般普遍性进行抽象规定。

个人的生产物质生活，构成一切历史形成的前提条件。“现实的人”的现实性得以确证的依据，正是来源于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先在性与独立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其他活动的依从性与附属性。[5]第一个由现实的个人创造的历史性活动，是基于满足个人的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的需要本身。现实的个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无疑是以根据自身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对自然界进行物质生产地改造活动为依托，物质生产是现实的人们赖以生活的根本条件与必要基础。换言之，自然关系、社会关系构成“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基础，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历史，是“现实的人”的产生前提。因此“现实的个人”具有社会历史性，其解放的必要条件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历史关系与社会关系。[6]马克思、恩格斯由此提出了被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惯常忽略的命题：现实的个人具备内在的个性规定，通过发挥主体性，创造出现实生活这一主体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为唯物史观整个原理系统奠定了实践诠释的基本遵循。

（三）现实的个人是自己观念、思想、意识的生产者

思想、观念、意识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基于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及其物质交往的现实需要。现实的个人通过进行对自身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确证自身的主体力量，形成由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联系及政治联系，从而才具备思想、观念、意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人首先是现实的个人、从事具体的生产活动的人，是现实生活与人类历史的主体建构者。意识的彰显体现在物质生活过程中，人借助思维功能对现实物质存在进行观念上的反映与反射。因此，“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3]（525）就现实性而言，人的意识实际上是“实践”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525）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科学原理及其基本方法。

资本主义发展衍生出的现实悖论在于：促进人的解放与引发人的深度物化相辅相成，在促成人的独立发展之际导致人的深层孤立。[7]据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3]（586）可以说德国哲学家不仅并非为切实的解惑者，其意识形态的出场及完善，甚至无疑是与现实困境背道而驰发展的幕后推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脱离了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无非是受一定阶级支配的“理性包装品”。基于理性的出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得以分离，这使得意识本不具备的囊括现实物质基础的独立性被抽象发展了，意识从而具备了独立构造“纯粹理论”与思辨运动的条件。事实上，只有将作为观念内容而存在的社会意识放置于现实的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才能发挥出认识对实践、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导向及科学效用。据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阐释人的现实性，推导出意识的现实性与“实践”性，进一步印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空洞性与无谓性。

二、社会的人：具有社会本质的普遍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曾揭示现实的人具有社会关系总和本质，是唯物史观开创前夕的重要思想储备与理论基石。标志着在他批判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主张后，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进行的彻底核清与全面分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历史进行科学诠释，离不开对人的社会生活、社会性交往形式、社会本质的全面考察，他们主张要把握住人的社会关系这一核心地位来探索历史，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是谋求解放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人的社会活动异化根源是社会的人受分工压迫，进一步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缺乏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解，对人的现实社会活动视若无睹，因此在历史观上，所有思想导向的理论成果不过都是脱离实际的观念产物。

（一）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社会的人具有社会规定性。作为社会存在物，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创造物质生活及其条件素材，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一定发展程度上成为制约人的客观规定性存在，决定着人的自身规定多样性的统一。[8]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以社会意义上的合作交往作为存在的形式样态而发展。人的社会联合、社会交互的内容及性质，取决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生活条件前提。“虚幻的共同体”是异己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条件的产物，人的社会本质由于在“虚幻的社会”中具有过度依附性而被异己地发展了。换言之，人在“虚幻的共同体”中所建立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所创生的一系列社会成品，直接是导致人愈发丧失独立自由、能动自主本质内核的现实载体。就人的社会存在性意义而言，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扬弃异化的前提、条件、结果，实际上旨在使对象性活动摆脱物的规定性与主导性，使人的社会关系摒弃利己主义的束缚及支配，使人的社会交互实现从前提到结果、从形式到样态全面的属人性质的真正复归。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不具备引领真正社会革命走向胜利的主体条件。他们看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滥用语言的革命因子而自导自演观念上革命戏码的本质。在青年黑格尔派眼里，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压迫及束缚，都源于思想的异化，因此主张以观念变观念、以意识改意识作为解决人的生存困境或一切社会难题的方法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因为“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3]（526）所以获得解放的途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3]（527）才具备实际性。换言之，现实的个人只有在被抽象化了的情况下，才能撇开其在现实性上的社会化形态不谈；只有在思辨运动轨迹中，现实社会中的工业商业与农业状况、人们之间的交往状况才不具备考量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落脚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提出“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3]（527）是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围绕“被捧上了天的”遐想素材在本体论上的批判，同时为人的解放及未来理想社会构建提供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论遵循。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形成分裂，人的社会本质异化为滋生人的特殊利益、狭隘视野的桎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只有废除私有制，使社会的人重新占有自身的社会本质，才能实现具有真正社会性的完整的、全面的人的真正解放。[9]只有建立真正符合人的本质的良性社会关系、形成正向的社会生成过程，以实现自主的社会联合、自由的社会生活，促进人的社会本质充分占有，同时饱和全面地发展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