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地融合：迎来数字经济新时代

[摘要]兵地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要内容，已经上升到了事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正在加速到来的数字经济新时代，将为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展现新作为。本文从兵地融合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兵地融合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数字经济为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和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粗浅探讨。

[关键词]兵地融合；数字经济；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F127；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5—0127—07

[作者简介]穆少波，男，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原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兵团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战略；谢江，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研究方向：产业规划；田海东，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发展部经理，研究方向：企业发展战略及人力资源管理。

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三团调研、考察时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兵团改革，深化兵地融合，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充分发挥兵团作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1]。兵地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已经上升到了事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因此，积极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是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兵团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实施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内在要求；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促进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正在加速到来的数字经济新时代，将为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展现新作为。

一、兵地融合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近七十年来，自治区、兵团在生产生活方式、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互帮互学、相互影响、共建共享、共同发展，已经形成了“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格局，兵地关系和谐、融洽、稳定。由于兵团历史上曾经被撤销、被削弱、被边缘化，良好的兵地关系也因此受到了较大冲击……但是，随着1981年12月党中央决定恢复兵团原有的管理体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二次创业”，兵地融合发展的概念也随之提出并逐渐明晰了起来。研究表明，新疆的兵地融合发展经历了实践探索、发展创新、稳步推进、深化成熟等四个阶段。

（一）实践探索阶段（1986—1994年）

“融合发展”一词最早出现在1994年7月中下旬来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的系列新闻报道。8月31日，《新疆经济报》刊发了“发展融合型经济的领导素质”社论文章，把巴州发展融合型经济的成果和经验推向天山南北；同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记者艾丰、祝谦“放眼‘华夏第一州’——喜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融合经济”的“长篇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热议”。调查发现，巴州发展融合经济是从1986年巴州党委提出区域内巴州、农二师和中央自治区驻州单位“三支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开发建设巴州开始的，它为后来明确提出发展“融合型经济”思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89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库尔勒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简称塔指），巴州党委针对这一历史性发展机遇，又提出“石油勘探到哪里，支油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部署，要求石油开发和地方经济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巴州要大富、石油要大上”“石油发展我发展，我与石油共兴旺”[2]是那一时期最响亮的对外宣传口号。1994年8月，哈密地委扩大会议通过《加速哈密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融合各方优势，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举措，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哈密经验”；与此同时，在南北疆的一些地州和县市也纷纷“上演”了：“淡化‘条块’意识、模糊‘你我’界限”，“打破条块分割、发展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大“戏”，一时间“融合”“淡化”“打破”“携手”“合作”“共赢”等词汇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迅速“流行”起来。

（二）发展创新阶段（1995—2010年）

1995年12月，巴州第六次党代会正式提出了“走融合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并将这一战略纳入到了“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1996年8月29日，《新疆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条块结合效应——巴州发展融合型经济的实践与思考”署名文章；同年12月2日，《中国石油报》发表了国家体改委陆涌华教授的“新的经济：油田与地方融合发展”重磅文章，“融合经济”概念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1998年1月，由巴州党委承担的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巴州融合型经济与繁荣发展区域经济研究》通过自治区专家组鉴定，被评定为一等成果奖[3]；同年5月，哈密地委和兵团哈管局（现第十三师新星市）共同形成了《兵地共建精神文明的意见》，提出了“兵地互学共建，融合发展”的工作新思路，要求在水土开发、兵地联调、精神文明创建、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实践，把兵地融合发展推向新高潮。2002年9月，兵地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天北新区”管委会在奎屯市城区北部挂牌成立，这是一个由伊犁州奎屯市统一规划，与兵团农七师进行土地置换、共同建设，并委托兵团农七师进行统一管理、税收按比例分成的又一融合创新发展典型。2007年8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乌鲁木齐市政府分别批准了《兵团十二师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实施细则》，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兵团十二师分区宣告成立，第十二师以土地资源投入扩大了开发区面积，共同享受国家级开发区的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了第十二师与头屯河区融合发展。随着兵地融合发展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兵地融合发展的新形式、新模式不断涌现。

（三）稳步推进阶段（2011—2020年）

2011年6月，由克拉玛依市倡导，联合新疆北部的塔城、阿勒泰地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及兵团第五、七、八、九、十师共同形成的区域融合发展联盟（又称：北疆四地五师联盟），以定期召开“研讨会”的形式，共商区域融合发展大计；据悉，该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七届，累计签署双边、多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12项、达成各类合作意向111个，已成为北疆四地五师共同发展壮大的助推器。2012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兵团召开联席会议，互通自治区与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共商新疆区域发展大计，倡议建立沟通协商合作长效机制，促进兵地各方融合发展。2014年3月，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委与某管理咨询机构合作开展《油地兵融合示范区建设暨社会综治一体化工作机制研究》，总结提炼出了“乌尔禾融合发展模式”，在南北疆产生了较大影响。2016年7月，兵团党委发布了《2016年兵地融合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十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强与自治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在维稳责任共担、农业示范共兴、精准扶贫共推、就业增收共促、教育资源共享、科技引领共创、医疗服务共惠、文化交流共融、民族团结共建、干部人才共用等10个方面深化兵地共建、共融、共创。

（四）深化成熟阶段（2021—至今）

2021年4月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推进兵地融合发展专题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战略规划统筹编制、产业发展加快融合、国企改革协同推进、交通体系优化完善、水利资源科学配置、电力网络有序衔接、城镇建设联手推进、生态环保共抓共管、科技教育交流合作、医疗卫生共享资源、公共文化交融共建、民族团结共建共创、社会稳定共同维护、干部人才加强交流……”等15项重点任务[4]，把兵地融合发展从经济合作、产业布局、民族团结、技术交流、基础设施联通等层面提高到一个全面发展、全面推进、全面拓展的崭新阶段；2022年6月15 日，在兵团第八次党代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李邑飞代表新一届兵团党委提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兵地融合发展为途径，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加快推进兵团现代化建设”[5]；2022年7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时指出，“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6]。深入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已经上升到了中央、自治区和兵团党委最高决策层面。

二、兵地融合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兵团、自治区各级领导虽然多年来积极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反复强调“区域一盘棋”“兵地一家人”，基本上形成了“有事无事常来往，大事小事勤商量”的互动、互通格局，也取得了一系列融合创新成果；但是由于在土地、草场和水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矛盾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差异与限制，兵团和自治区之间的纠纷、摩擦时有发生。

（一）同质竞争加剧

由于在一个区域内的资源、区位、优势基本相同，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在招商引资、产业布局、项目落地等方面，难免出现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的不利局面，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互补，错位、差异化发展和共享资源、共同繁荣、同闯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产业集群格局，导致区域内条块间存在较严重的互相掣肘、恶性竞争、此消彼长现象。

（二）统计口径差异

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条条、块块”自上而下的规划指标体系对接，造成了自治区地州市（县）和兵团师（市）及驻地央企在横向的数据衔接上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理解上也有较大差异的现象，直接导致基层部门间在具体合作、交流工作中的低效率并影响到第三方机构在项目研究中数据统一性的要求。

（三）考核机制缺陷

垂直管理的以GDP为主要趋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各方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方合理诉求的现象，导致区域各方在推进区域融合发展方面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口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效以及“有利就合作、无利就翻脸”的现象。

（四）利益协调不畅

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各有各的“地盘”和垂直管理“系统”，且“各自为政、各为其主、自我封闭、自我循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区域内各方缺乏来自顶层设计的融合动力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补偿保障机制，造成了兵地融合在推进实践过程中的表面化、概念化、短期化。

三、数字经济为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都“势在必争”的产业新高地，也是新疆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后，由产业和科技变革扩大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新产业业态、新应用场景。作为一种新形态，它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新技术形成新产业、新产业催生新模式、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等渠道和途径，推动区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种新业态，它带给人类社会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改变，也对传统经济理论、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市场监管体系以及社会治理形态都将带来一系列的颠覆性冲击；作为一种新场景，它催生了一批以数字化智能技术为特征、丰富多样的新职业，深刻影响着当代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立足“云端”的新青年，已经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数字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96年，美国学者D.塔帕斯科特在其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的数字革命，使数字经济成了基于人类智力联网的新经济；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提出在IT技术扩散和渗透的推动下，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7]；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的倡议，得到与会嘉宾的普遍认同，并推动大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