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纠错勇气的批判理论基础、实践展开方式与时代价值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既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取得伟大成就的历程，也是通过不断纠错而进步的历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纠错勇气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完善纠错机制，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实践中不断向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使得中国革命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背景的三个重大“决议”。自我纠错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制胜的成功密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国共产党；纠错勇气；展开方式；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6—0056—08

[作者简介]孙艳，女，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孟祥林，男，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公共事业管理与社区治理、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决议》中论及“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自我革命的能力和自我纠错的勇气”是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持续进步的原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长再到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不断与错误进行抗争并在挫折中奋起的历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自我革命的能力和自我纠错的勇气，才使党组织得到发展和壮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向之后，能够举高和举稳社会主义的旗帜，向世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能够带领各族人民一道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面对四大危险和四大挑战，只有具备自我革命的能力和自我纠错的勇气，才能够防微杜渐并扮演好中华民族的方向盘、火车头、指南针的角色。纵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也是经历了自我批判的过程，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具备自我革命的能力和自我纠错的勇气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从唯心论者转向唯物论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哲学共产主义者继而转向科学共产主义者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后，发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逐渐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随后又与鲍威尔、卢格等分道扬镳。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批判的视野审视思辨哲学并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逻辑起点认识问题，将哲学从对天国的思考拉回到对尘世的关注，借助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的外衣对劳动异化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在经济学思维中彰显了哲学思维张力。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历史唯物论的体系，基于批判性思考得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目标。“纠错勇气”是共产党组织不竭的前进动力，近年来学界关于该论题的研究不断增加，学界围绕谁来纠错、怎样纠错、纠错制度的建设等多方面展开讨论，但是关于该论题的研究需要不断深入进行下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宝库在此过程中得以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本文基于《哥达纲领批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纠错勇气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纠错勇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牢记使命，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人纠错勇气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

（一）“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础和根本特征

批判是以思辨方式对既有观点、学说进行辩证性否定继而确立科学思想内涵、理论边界的交锋。批判是哲学固有的特征，洛克最先将“批判”一词引用到哲学认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继承了传统哲学的批判精神，对黑格尔、康德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发展。马克思哲学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辩证的批判，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离开唯心主义哲学基地实现从哲学共产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向，同时以批判的思维方式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哲学批判的重要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实践性特质是以批判为前提的；马克思的很多著作直接以批判命名，如马克思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批判”到“批判的批判”再到“批判的批判的批判”，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批判的理论和战斗的理论，在同旧思想和旧哲学进行决裂过程中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批判领域也是逐渐扩展的，从早期对哲学的批判逐渐向政治经济领域延伸。《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将哲学的关注点从天国世界拉回到世俗世界，从旧哲学单纯关注理论思辨转向现实思考。1847年马克思撰写的《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表现为鲜明的激进政治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为求得人类解放和自由贡献了科学的发展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我批判旧哲学中得以建构和完善

1.马克思在自我批判中建构科学理论体系。自我批判是批判的主体对自身的思想观念、实际行动进行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他指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马克思在早期研究中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影响，其中还包括一些不正确思想观念的影响。随着时代发展，马克思不断克服自身理论的局限性，把理论提到新高度，以开放的态度不停地进行自我批判，清算旧哲学的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大学到革命报刊再到法国巴黎，是一个不断克服旧观点、旧概念、旧表达形式的过程；是自我反思、自我革命的过程；是不断推动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的飞跃的过程。大学时期马克思接触青年黑格尔学派，在思想上和实践活动中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特别是黑格尔和鲍威尔的思想，形成了青年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立场。在《莱茵报》任职期间，马克思与社会有了充分的接触，逐渐认识了社会并不是如黑格尔法哲学所说，如黑格尔所谓的自由是站在维护专制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的。马克思开始反思黑格尔法哲学的问题，从现实的社会现象和阶级对立中来思考历史和政治问题，通过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流亡巴黎，参与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撰写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立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的立场转变。

2.通过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定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否认历史的客观本质，无中生有、伪造历史，背离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认识历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从本体论层面深刻剖析了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唯心主义。马克思历来反对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割裂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恩格斯也明确主张：“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4]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也一直受到马克思的批判。除此之外，恩格斯高度评价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5]，“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6]施蒂纳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深刻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大量篇幅对施蒂纳历史虚无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施蒂纳这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间接达到对黑格尔整个精神哲学体系的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

3.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建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但对其辩证法表示赞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出现之前，东西方哲学中的实践通常是以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呈现，直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秉承科学精神，“反对一切形而上学”[8]，他尖锐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停留于“解释世界”没有“改变世界”的主要缺点及问题实质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明确表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9]马克思的辩证法以“改变世界”建设更美好的新世界为己任，认为世界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10]，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它们都遵循量变和质变的转化、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

三、中国共产党纠错勇气在实践进程中的展开方式

中国共产党人的纠错勇气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彰显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通过纠错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实践化、本土化，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在指导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同样，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通过对社会发展程度和状态的深入思考，克服了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前建立超水平的生产关系的错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不断创新的实践逻辑中批判性展开。

（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与矫正措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过了艰难的道路，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取得丰富的成就。但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经验，加之王明、博古、李立三等罔顾中国社会实际的错误，造成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左”倾、右倾的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在这一时期纠错的过程中，逐渐对革命的形势有了清晰的认识，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向前发展。

1.修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教条主义，在思想上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在政治上则是以“左”和“右”的形式出现，对党的危害很大[1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认识不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过了艰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进程中，因为革命经验不足，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2]。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开始反思，同右倾错误作斗争，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是党在紧急关头召开的第一次自我反思、自我纠错的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开辟了革命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