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矛盾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了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寻求发展契机，主动流入城市，对城市生活渴望而执着，然而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存在使其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社会，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只有积极推动社会转型与管理机制变革，才能更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所期待的包括满意工作、生活质量提升、健康生活、社会融入的需要。

[关键词]美好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社会矛盾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6—0115—09

[作者简介]邱潇，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吴世韶，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全方位且多层次的变迁，表现为从国家到市场、从农业到工业、从封闭到开放等等，而在社会结构的多次转型变迁中，更为重要的是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同市场化改革一致，城乡结构的转变，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张，据《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1]，广大的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然而，“在城乡之间迂回徘徊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样态”[2]，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区隔和不平等，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3]两者之间的矛盾，农民工群体，特别是正在接棒成为用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对寻求城市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标准和要求。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矛盾问题的具体体现

新时代，随着社会生产以及社会需要的转变，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审视与判断，与此同时，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也具有多样性，其内涵丰富多变，而且在不同的时代和阶段还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围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一步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问题，才能更加直接呼应新生代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此，根据发展不充分与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含义，可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不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简单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与满意工作需要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泛指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农村，大多从事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上一代农民工来说，拥有相对较高的工作技能，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事劳动工作，同时，随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以及自身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工作追求和职业选择上表现得更加多元与自主，且具有更高的期望，更加注重工作单位福利政策、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然而，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他们依旧是处于弱势地位，往往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求职，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容易遭受到就业歧视，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工资歧视，主要是指同工不同酬。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同工同酬一般指的是用人单位基于从事相同的工作，以及付出相同劳动且取得同等劳动业绩的劳动者，支付一致的劳动报酬”[4]，而相反的同工不同酬就是指由于地域、性别、职业、行业单位等差异所导致的在同一岗位上工作且付出了等量的劳动，取得了同等业绩但是却得不到同等的劳动报酬，并且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往往采用混乱的劳动薪酬结算方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薪酬难以得到保障。此外，目前许多企业实行的用工双轨制或多轨制，将员工分为正式员工或非正式员工等，实行不同的薪酬制度，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8903元”[5]，“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4432元”[6]仅为前者的49.8%，这也是同工不同酬的表现。

其二，保障歧视。尽管近年来在中央、地方社保政策的扶持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但就其实施效果依旧不容乐观，对比享有“五险一金”的城市职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其“参加缴纳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依次比城镇职工低29.1%、24%、23.1%和22.5%”[7]。从他们自身来看，法律维权意识尽管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但仍然欠缺，而且从企业资方来看，一些公司为了获利，甚至不愿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签订无效劳动合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权益难以保证。

其三，求职歧视。由于城乡差距存在导致部分地域出现保护主义现象，让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容易遭受到区别对待，缺失平等就业机会。同时，由于择业途径有限，往往依靠熟人介绍或鱼龙混杂的中介机构寻求工作，可靠性严重存疑，进而在求职时处处碰壁。

如此，在多种歧视的夹逼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企业工资待遇、福利、工作环境及未来发展作出综合考虑后”[8]，更倾向于选择“短工化”的就业行为，频繁更换工作以此期盼能够带来职业变动与地位提升，然而这无疑是“恶性循环”，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多为“原地踏步”，对用人单位也变相加重成本负担，进一步加深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满意工作需要相背离。

（二）城市生活压力增大与生活质量提升需要的矛盾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9]，因此，人们在创造历史之前必须先要保证生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问题注定是一个攸关未来的现实难题。而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生存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物质性压力增大，一是我国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现状仍处于“两难”境地，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更趋向于城市生活，早已脱离了乡土生活，难以再嵌回农村，因此在城市获得住房成为其在城市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步骤，然而“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现状让新生代农民工‘望楼兴叹’”[10]，加之保障性住房条件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实现美好生活进程受阻。二是城市生活成本上升，根据202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2022年4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1%，生产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8%”[11]，然而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的上涨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生活成本涨速。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叹城市生存不易，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压力还表现在情感压力上，即婚恋问题的压力。处于婚恋黄金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通往婚姻幸福的道路上却是困难重重，在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中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已婚者只占到了20%左右，有将近80%的人未婚，而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别”[12]，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过程中，矛盾频发、易于瓦解也常常伴随其中，自由恋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并不如想象般的容易。可见，城市生存压力的存在无不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更进一步影响其在城市的个人全面发展。

（三）身心问题凸显与健康生活需要的矛盾

“打工诗人”许立志在他的诗集中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一根没人要的骨头”[13]在2021年卫健委报告中显示，“各类职业病病例15407例，其中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11877例，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2123例等”[14]，在这之中，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是主要受害群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同样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从事着健康损耗非常严重的“5D”工作，即“肮脏（Dirty）、辛苦（Demanding）、危险（Dangerous）、低下（Degrading）、困难（Difficult）”[15]。此外，在一项对在特殊职业岗位农民工身体状况调查结果中，得知“整体上特殊职业岗位的疾病发生率较高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16]，由于长时间一直处于这种慢性疲劳高压的状态，劳累的工作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患上心血管和肝、胆、高血压等疾病，加上如今年轻人忙于工作，选择“一拖再拖，一忍再忍”，反而加重健康隐忧。同时，在高压力、快节奏的城市独自打拼环境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也并未受过大挫折，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也不容乐观。自卑、焦虑、抑郁、仇富心理时常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而甚至在过高压力下诱发事故、酗酒、自杀等事件，增加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身心健康发展极不充分，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能获得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是得拥有一个较好的身心健康状况以及体力劳动能力，显然二者客观存在着矛盾。

（四）身份认同困境与社会融入需要的矛盾

随着农民工内部年龄结构层次的自然更迭，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只乞求在城市攒足“养家钱”而努力工作的上一代农民工，他们拥有着更多的理想和信念，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与执着，并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里生活方式的逐步形成，“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对社会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于未来的判断都会在他们的实际社会行动之中得以体现”[17]，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摆脱原本的“农民身份”，获得市民的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力。但事实上，由于旧角色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依旧是难以彻底同农民身份相割裂，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其在城市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在经济物质上渴望复制城市同龄人的物质生活与实际自身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政治福利上，由于流动频繁的特点，以及非城非乡“两栖人”的处境状况，在关于切身利益的问题事件的讨论上，其参与程度远低于城市居民；在文化教育上，由于同城市同龄人相比，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的多方差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形成难以逾越的无形隔阂，而自身难以彻底摆脱的“乡土气质”往往又成为城市市民对其产生偏见歧视的根源。在各种的社会排斥的影响下，通常会迫使他们通过个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主观意识的反思来进一步认识并理解自我，在“非预期的现实下否定着他们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同”[18]。因此，只能被动接受并认同强加给其的制度性身份，在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显示，“能够肯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或者是‘当地人’的二者合计并不到20%，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和‘外地人’的却达到了70%，剩下约10%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产生疑惑”[19]，同样在被问及关于农民工是否属于“城里人”身份时，“有12.61%的市民认为他们是当地社会的‘边缘人’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其次，有32.95%的市民认为农民工应当是‘部分城里人’或者是‘部分农村人’，只有38.7%的市民从心底里肯定农民工应当是属于‘城里人’”[19]。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以及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接纳程度依旧是非常遥远。尽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对于融入城市有着较强的意愿，但是却很难在城市找到属于“自我”的归属感，会不自觉疏远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阻碍其融入城市生活发展的进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客观世界中任何结果都是由某种原因引发或决定，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并且一种现象的产生往往不止有一种原因。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矛盾问题的形成，同样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

（一）个人定位偏差、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失衡导致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是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在《2019年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监测调查》中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为64%，其中大专及以上占比最高，为35.2%”[20]，因此，当他们在以老一代农民工为参照对比时，往往会对自己定位产生偏差，出现“眼高手低”现象，不屑于从事重体力技术活，享受更多成为其就业的动机，忽视职业技能的提升，在调查中也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占比竟不足三成。”[20]

另一方面，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屡屡遭到侵犯，还应归结为劳动力的过剩上，这种过剩主要是指结构性的过剩，通过就业结构偏离度判断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能明显看出：第一产业的偏离度一直为负值。说明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对于其剩余的劳动力应是有向二、三产业迁移的机会和可能。同时，二、三产业的偏离度为正，并且偏离度数值在近几年也有变小的趋势，但是也应该是存在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空间（见表1）。

所以现实就是，大量同质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且多在第三产业市场中，内卷着就业层次和技术含量较低的替代性工作，在《2021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显示，“当前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过半”[1]随着第三产业的就业市场逐渐趋于饱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与资方进行薪酬待遇、社会保障的谈判时，几乎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加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体系建构缺失，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同城市职工存在不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