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化：马克思历史生成论的枢纽

“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是理解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关键观念。以往学界对对象化的研究多数局限于马克思早期文本，少有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熟转向中把握这一概念。如果只就文本的显性表达而言，便容易认同西方学者“断裂论”的解读，这既轻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深刻，又忽视联系思想整体的隐性逻辑，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对象化在马克思历史思想中的丰富意蕴。这一任务近年来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譬如张秀琴指出对象化及其结构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本质”1]、蔡佳容提出对象化的双重逻辑为马克思“新世界观”奠基[2等。本文认为，马克思以对象化作为实践的发生逻辑，而现实作为实践之创造，对象化也是现实背后的哲学架构。当马克思“现实的历史”强调历史生成的实践属性时，对象化又必然从现实深入历史而发挥作用。马克思如何以对象化把握现实？对象化与历史存在何种关系？历史如何在对象化二重结构的展开中实现变革？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

这一任务并不只是对马克思阐释的裨补阙漏，还在根本上表明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只有思及对象化之于马克思何以如此重要，以至于卢卡奇后来在对象化理解上的一个错失，便使其对历史重建的思考走向马克思的反面而成为“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3]20-21，才能顿悟其意义。若不理解这点，即便卢卡奇此后提出“真正的对象性（Gegenstandlichkeit）”，也只是其深陷黑格尔泥沼的证明。因此，本文以对象化为思考中心，探究上述问题，并以卢卡奇对象化理解之失误点明马克思思想科学性之立足。

一、对象化与实践：马克思对现实的两重观照

马克思对现实有两重观照，分别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现实背后的对象化逻辑。海德格尔在1969年的讨论班中提出，现今哲学看不到时代的两重现实，即“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4]，而马克思无疑把握到了这点。海德格尔极为深刻地指出，“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通过他自身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一个相当确切的想法，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具体地说，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与对现实的透视是“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4]。这就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继承的“对象化”的思想逻辑①。

马克思赋予实践以对象化的理论规定，这一思考意义重大。黑格尔认为，现实性（Wirklichkeit）是本质与实存（Existenz）的统一，[5]马克思反对其中绝对精神的抽象，而聚焦于人的现实生活。对此，马克思正是以对象化观照现实而透视其中的必然性（对象化），并揭示其中的不合理性（作为实存的异化）。换言之，马克思在肯定实践对象化创造的同时又洞悉现实（资本主义的历史实存）中与对象化共存的异化现象，从而把握了对象化的二重结构，这为其思考历史中的现实变革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劳动对象化：实践的具体形式与对象化的现实表达

新教伦理与古典经济学虽然洗去劳动的原罪色彩，但劳动尚未与人的内在相关联。正是黑格尔第一次在哲学上正视劳动并赋予其实践意义。然而，劳动在其唯心辩证法体系中不可避免地要作精神性理解。卡尔·洛维特（KarlLowith）看到，黑格尔的劳动“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7]357。这种精神性体现为劳动的对象化意义。

在劳动与对象化之间，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运动（对象化）就是其自我劳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到，“那种推动精神的关于自身知识的形式向前开展的运动，就是精神所完成的作为现实历史的劳动” ① ;另一方面，当绝对精神处于自我意识阶段时，劳动让作为自我意识承担者的人从自在上升到自为。耶拿时期，黑格尔认为劳动作为人之本质，是一种"理性活动”“精神的方式”[7]358-362。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劳动使人超越需要的特殊性、个人在劳动中获得为他的社会性、劳动的教化使人内在获得普遍性等，深化了劳动使人获得普遍理性的“成人”意义。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认识中劳动之于人的实践意义的精神性而以此作为自己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从而“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恩格斯语）[9]276。这个新内容，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强调的劳动对象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实践的形式，“对象化”并非形而上学的指称，而是指向现实，指向劳动（实践）的内在结构。并且，马克思区分了现实中的对象化与异化，突出了对异化的扬弃。以这样一条思想线索，马克思才能将劳动异化批判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有力批判。

（二）从劳动到生产：“实践景别”的放大与历史突显

马克思在《手稿》中17次使用“对象化”一词，[10]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却不曾使用过“对象化”，仅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使用过一次“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1]499。若仅以概念使用的频率来判断思想全貌，便容易得出阿尔都塞式的结论。尽管其论断有其理论初衷，但其结论难以令人认同。思想家的思想“断裂”并非绝对，而显性表达与隐性逻辑的交叠却往往更为现实。事实上，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人，他在洞察现实之广度的同时又始终思考着哲学之深度：从《手稿》中劳动对象化及其异化到《形态》中具有历史决定性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对象化是始终内蕴其中的隐性哲学线索。因此，马克思才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创制中，将对象化的二重结构作为变革历史的"阿基米德支点”（卢卡奇语）。

在此，引入“实践景别”的观点，能使马克思思想变迁的呈现更为生动。“景别”原是电影术语，指在固定焦距下，因视距即摄影机与被摄体间距离不同，使被摄体在摄影机中的画面呈现大小不同，譬如有全景、远景、近景、特写等之分。所谓“实践景别”，就是将马克思的思考视角比作面向现实的摄影机，人的物质实践作为现实的被摄体，而马克思头脑中运思的对象化逻辑则作为固定的焦距。如果将对象化逻辑视为从《手稿》到《形态》马克思对实践思考的隐性线索，那么马克思所让我们看到的画面呈现的变化，就是视距由近变远，从聚焦于《手稿》中劳动者的劳动，转变为《形态》中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由此，在马克思所呈现给我们的思想画面中，一种历史感第一次突显了。①

要理解这一认识，第一，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无论其内容偏向如何变化，其在本质上都具有对象化意义。劳动与物质生产，都表现为“自我”的生产，因而都具有对象化意蕴：前者指向人自身，后者指向社会整体。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以“两种生产”理解马克思思想：“社会之社会性生产（gsellshaftliche Produktion der Cesellshaft）———社会生产其自身——与人作为社会存在体（soziales Wesen）的自身生产"[4]。第二，从《手稿》到《形态》，马克思对人的实践的思考发生转变，其内容侧重从劳动变为物质生产，其承担者从“劳动者”变为“现实的个人”，这一转变的产物就是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作为实践，看到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同时指出人的对象化与自我异化都是在劳动实践中实现的。而马克思对劳动本质的思考，其理论出发点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11]159，因此，劳动者便是其所谈论的“人”的具象化表达。在《形态》中，马克思将物质生产作为实践而阐述自己的新历史观，他指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1]519。物质生产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实践，也是在历史中受分工、交往等影响的生产力存在，而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正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11544，描述了“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1526，从而实现了以物质实践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而非相反。

二、雅努斯的两面：历史中对象化二重性的展开及其扬弃

马克思以对象化规定实践，从而把握现实的本质与实存。马克思以实践作为现实根本，其思考从劳动深化至物质生产，使对象化与历史得以内在关联。这一理解，不仅反对了西方学者“断裂论”的解读，保证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象化及其二重性结构源自马克思对劳动的思考，因此马克思对历史的创见也得以在现实（劳动）中获得理论支撑。

（一）市民社会：对象化在历史中的展开领域

在《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感性现实观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影响，第一次从劳动中洞悉对象化的二重性结构。这使他既肯定劳动对象化作为自我表达的积极意义，又突出对象化在一定历史情境中必然表现为消极的异化形态。在《形态》中，随着实践的内容侧重转向物质生产，对象化二重性的发生领域便转变到社会生产领域，即市民社会（burgerlicheGesellschaft）中。而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正是将“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544

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1582-583 这里，马克思阐释了市民社会的两重含义，也是市民社会中对象化二重性之发生：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市民社会作为物质关系之总和是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作为总体性社会生产建基于个体性劳动之上，即总体性的物质生产对象化是劳动对象化之积累；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诞生，以及其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的经济动力，又是因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因此，历史是对象化的展开史，但其在资本主义的一定历史阶段中又总呈现为一种消极的对象化，即异化的积累史。于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指认的异化现象，也在历史视野中得到再度确认。

（二）从对象化走来：历史变革中的现实在场

历史中的对象化二重性最终展现为关于历史的辩证法。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动力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方面，但历史进步不是只停留于这种经济生产，历史唯物主义也并非仅是某种无目的的客观规律，而更在于以这一规律去洞察物质生产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矛盾，要“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11592 去解释时代变革，也就是说经济关系的矛盾最终要转化为阶级关系的矛盾。对此，恩格斯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2]509 而对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象化消极意义的展开，马克思便转人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譬如《资本论》第一卷中“幽灵般的对象性”[13]）。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谈到“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9]29]。这一“作为一种历史动力的恶”，正能体现历史中对象化的两重性：一方面，资产阶级越是剥削无产阶级，就越伴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与生产力发展中的异化积累，而历史也在生产的发展中得到生成，这正如“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9]291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对象化（实践）要在异化（实存）中获得其具体形态，但这并非肯定异化是绝对的历史动力，而是强调对象化必然推动着历史伴随异化结构而展开。然而，马克思对历史思考的关键就在于，他发现这一现象并非永恒，并揭示出历史进程本身所蕴含的具有革命潜能的“阿基米德支点”，即在历史生成中必然伴随着的经济矛盾与阶级对立；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以自我牺牲作为历史对象化的前进动力，其也必然在一定历史时期转变为革命实践，在“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9]29 的革命“成人”（恢复人的形态）中消除对象化的二重结构，扬弃异化。

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最初劳动对象化的思考才能为后来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奠基。一方面，历史辩证法之所以能实现历史变革，其表现为生产变革与阶级斗争的双重张力：就生产而言，其作为实践，马克思的思考正是从劳动出发而发展为物质生产;就阶级而言，无产阶级的诞生与现代生产中劳动异化问题紧密关联。另一方面，马克思深人现实思考历史，实现现实与历史的同构。而当劳动作为实践在现实中的具体化表达时，历史辩证法在现实中的“引子”就是劳动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