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中国传统家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为了更好地将子孙后代培养成材，传统家训特别重视通过耕种、家务等劳动来培养家族成员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质。与此同时，受儒家礼教影响，传统家训中也主张通过服侍长辈的相关劳动来培养后辈克己复礼的良好品德。对于女性，传统家训则主张通过种桑养蚕、中馈女红等劳动来培养她们勤俭持家的品质。中国传统家训中的这些劳动教育思想，不仅为当代青少年劳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也为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提供了借鉴。我们可以通过借鉴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方法来优化劳动教育方式，通过挖掘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资源来促进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通过传承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思想来弘扬社会主义劳动精神。

［关键词］劳动教育；传统家训；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8.1；B8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4）01-0043-09

作为传统家族和家庭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教诲的专门载体，家训是形成良好家风的重要基础。为了更好地培养子孙后代，中国传统家庭大多十分重视以耕种为代表的劳动教育和以诗书为代表的文化教育，并最终形成了“耕读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学界对于这一家庭教育传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教育方面，而较少涉足以耕种为代表的劳动教育。为了更好地“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我们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资源，以期为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提供借鉴与启迪。

一、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思想作为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与传统家训总体的发展基本一致。总的来看，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和停滞四个阶段。

（一）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萌芽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萌芽期。虽然这一时期并未出现直接以“家训”二字命名的相关家训，但在先秦家族长辈口头训诫子孙的史料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诸如太公、姬旦等人训诫后辈的相关记载。与此相关，这一时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也多以口头教育为主。这一点我们从《史记·周本纪》所载的姜嫄传授子孙农业知识，其后裔以农业兴国而建立周朝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到。后来，周公在教育子孙时也特别重视耕种，指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周书·无逸》）。在这里，周公虽然不将耕种作为子孙必备的生存技能，但是将耕种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周朝时期百工盛行，子夏所说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受此影响，墨子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的思想，主张“凡天下群百工……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他们对劳动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周王朝统治者重视家族成员劳动教育的原因。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家庭教育中对于劳动的重视，为后世劳动教育传统的确立提供了历史依据，孕育了后世家训重视劳动教育的传统。

（二）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发展

汉唐时期是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发展期。与先秦相比，汉唐时期的家训不仅数量显著增加，系统性也明显增强了。此外，这期间还出现了女子教育的经典著作《女诫》，以及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系统家训《颜氏家训》。不仅如此，汉唐时期家训中有关劳动教育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具体而言，一方面，汉唐家训中涉及劳动教育的内容有所增加。三国时期的《曹操家训》中就出现了教导子孙在家中焚烧香草以保持家中洁净的劳动教育内容。隋代初期成书的《颜氏家训》也特别重视劳动教育，将以耕种为代表的劳动作为培养子孙成材的重要手段。此外，唐朝时期的《帝范》《百行章》等家训中也都对劳动教育有所涉及。另一方面，与先秦相比，汉唐时期更加重视女子的劳动教育。汉代班昭所作的《女诫》将纺织称为“妇功”，并将其作为女子德性的重要部分。另外，唐朝时期还出现了以是否勤奋劳动来评价女子是否孝顺的《女孝经》，以及对女子劳动进行详细规定的《女论语》。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的家训呈现出“重儒”的趋势，例如唐人杜正伦以儒家伦理为基础而编写的家训《百行章》，在教育子孙勤勉劳动的同时，还强调了劳动对培养子孙孝顺品德的作用。

（三）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繁荣

宋元时期是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思想呈现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教导子孙重视耕种劳动的司马光《家范》、重视孝悌劳动的吕本中《童蒙训》，还出现了教导子孙具体耕种方法的《袁氏世范》。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论家政和居家劳动教育的相关家训，如王十朋在其所著的《家政集》中就以儒家礼仪为指导，详尽地描述了劳动对修身治家的作用，并认为积极进行孝悌劳动和祠堂清洁等是对儒家礼仪的遵守。从形式上看，宋元时期的家训在继承前代口头训诫、家书、遗训等常用形式的同时，还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引入家训创作，出现了用诗歌来教导子孙重视劳动的《童蒙须知》《范鲁公戒从子诗》《集事诗鉴》和在家谱中融入劳动教育内容的《苏氏家谱》等。从教育对象上看，这一时期继承了汉唐时期重视女子劳动教育的传统，出现了胡氏《女范》等家训。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出现的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吕氏乡约》也非常重视“治田、营家”［2］226等方面的劳动教育。《吕氏乡约》的出现将劳动教育的范围从家庭、家族内部扩展到“乡”的层面，扩大了劳动教育的影响，有利于良好乡风的形成。

（四）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停滞

明清时期是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停滞期。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以许相卿《许云邨贻谋》、孙奇逢《孝友堂家规》、朱柏庐《治家格言》、汪辉祖《双节堂庸训》等为代表的众多家训，但这些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思想大多是将过去家训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总结而已，并无显著的实质性发展。例如，朱柏庐《治家格言》中有关“洒扫庭除”的内容来源于《论语》以及朱熹的“洒扫应对”，而《治家格言》中有关孝悌劳动的内容则来源于《礼记》。此外，随着清朝末年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抨击，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内核的传统家训对个人的约束力不断减弱，传统家训中通过劳动来修身立德，进而培养忠臣孝子、贞夫烈妇的劳动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抵制。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思想已经难以满足时代的要求，亟待创新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家训中劳动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劳动教育作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与家训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受传统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影响，传统家训中对于劳动教育的重视往往首先体现在重视农业耕种方面。不仅如此，因受儒家传统礼仪教育影响，传统家训中还非常重视通过具体的家务劳动来养成家族成员良好的礼仪规范。具体而言，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劳动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耕种传家，倡勤节奢

中国古代以农为本、以农兴国，农业是国家和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受此影响，中国传统家训多重视以耕种为代表的农业劳动，主张通过耕种实践来提升子孙的能力，培养子孙的品德。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农业，家训自然也十分重视通过耕种劳动来提升子孙的耕种能力和治家能力。早在隋代初期成书的《颜氏家训》中，作者颜之推就特别重视农业，重视子孙耕种能力的培养，并将其作为培养子孙治家能力、为官能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他指出：“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3］76他教导子孙：要重视农业，亲身参与耕种，了解农事，否则做官将不懂得为官之道，治家也将不懂得理家之方。不仅如此，唐朝皇帝李世民在其家训《帝范·务农篇》中也教导子孙要以农为本，重视农业劳动。他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3］131李世民认为，民以食为天，政治以农业为本，粮仓殷实才能懂得礼节，吃饱穿暖了才能记住廉耻，所以国君更应重视耕种劳动，身体力行，做好百姓的典范。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之所以如此重视耕种劳动，主要是因为农业是家庭和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勤劳耕耘与家国的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司马光在《家范·治家篇》中就以汉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樊重为例阐述了耕种兴家的道理。他说：“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上下戮（勠——引者注）力，财利岁倍，乃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3］164在司马光看来，樊重一家世代擅长耕种，乐于帮助邻里，在面临他人的讥笑时依然坚持种植等劳动以满足家族生活、制器之需。在这里，司马光通过樊重重视劳动的例子来教育家庭成员要重视劳动，以形成耕种传家的家族传统。同时，古人还认为，耕种劳动不仅能够使子孙深知食之不易，而且能进一步培养他们勤俭踏实的品行。因此，明人霍韬在《霍渭崖家训》中指出，“幼事农业，则知粟入艰难，不生侈心。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幼事农业，力涉勤苦，能兴起善心，以免于罪戾”［3］547。清人高拱京在《高氏塾铎》中也通过引用前贤之语来强调教育子孙勤于劳动的重要性。他写道：“先正云：‘勤有三益：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勤可以免饥寒，一益也；农民昼则力作，夜则甘寝，邪心淫念，无从而生，是勤可以远淫僻，二益也；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论三宗，文王必归之无逸，是勤可以致寿考，三益也。’”［3］1006高拱京认为，勤劳不仅可以使大家免受饥饿、远离淫僻，还可以使人长寿。在此，高拱京将勤劳与家族基本生存和家族成员品德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勤于劳动作为保障子孙成材、家族兴盛的重要手段。

此外，古人对于耕种劳动的重视还表现在对子孙劳动能力的培养中。宋人袁采就特别重视子孙后代耕种能力的培养，认为耕种劳动对治家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让后辈更好地掌握耕种的技能，他在《袁氏世范》中对灌溉、修塘、种桑等农事作了详细的说明，提出“溉田陂塘宜修治”“修治陂塘其利博”“桑木因时种植”［3］31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明人宋诩在《宋氏家要部》中，不仅将农业种植作为家族成员培养的重要内容，还将纺织劳动引入家庭成员的劳动教育之中。他认为，“理家之要”包括农、圃、蚕、绩等，其中：农事方面，“备嘉种，利器用，然后及时播种耘耔。须防旱涝，知人劳苦，而农事无不治矣”；绩事方面，“蚕之次者，苎葛绵纱之属，或纺或绩，不得闲慢，至于织成匹段”。［3］670在耕种方面，宋诩认为，子孙要学会准备上好的种子，时刻保持农器的最佳状态，及时播种耕耘，同时还需要防范洪涝和旱灾；在纺织方面，他认为，不论是蚕丝还是棉麻，都应及时纺织，不能拖沓。明人霍韬在《霍渭崖家训》中则详细地说明了家中耕种劳动应如何分配、农圃应如何管理等问题。他说：“人家养生，农圃为重”，“凡家中，计男女口凡几何，大口种田二亩，小口种田一亩”。［3］536霍韬在指出细致耕种对家庭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提出了对耕种进行监督、奖惩的农圃管理制度。这些做法在提高家族成员耕种能力的同时，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家族管理，让家族得以延续。可以说，耕种劳动不仅是教导子孙勤劳踏实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家庭传承和兴盛的重要手段。

（二）洒扫应对，立德律己

洒扫应对作为中国古代劳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早在《论语》中就有相关记载。子游批评子夏的门人只知道“洒扫应对进退”，对此，子夏说道：“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在这里，子夏不仅认为子游的批评没有道理，还提出以洒扫应对为代表的劳动教育应该优先开展。受此影响，儒家学者在传道时，多主张从学习洒扫应对开始，然后再循序渐进地学习穷理尽性等内容。这一思想也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让洒扫应对成为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

1.主张通过家务清洁劳动来睦亲养德

家庭环境干净整齐，不仅有利于家人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助于子孙良好品德的养成。“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养晦堂文集·习惯说》）古人在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视子孙家务能力尤其是清洁能力及习惯的培养。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就指出：“兄弟子侄有同门异户而居者，于众事宜各尽心，……众之庭宇，一人勤于扫洒，一人全不之顾，勤扫洒者已不能平，况不之顾者又纵其小儿婢仆，常常狼藉，且不容他人禁止，则怒詈失欢多起于此。”［3］271袁采以大家庭中洒扫庭院为例，指出庭院是大家的，大家都应该勤于打扫庭院，不然就可能出现因洒扫劳动分担不均而引起的吵架骂人之事，不利于家中和谐。可见，古人认为，做好清洁卫生等家务不仅有利于教导子孙和睦，还可以提高子孙治理事务的能力。不仅如此，南宋朱熹还提出劳动教育应该从小开始，从小事开始。他认为，幼年时期就应该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以后的健康成长打下良好基础。他说：“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试（拭——引者注）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2］386朱熹认为：子孙应当勤谨地洒扫居所，擦拭桌子，保持洁净；书本、毛笔、砚台等用具都应该摆放整齐，用后要放回原处。受此影响，明人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提出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3］581的要求，教导子孙天刚亮就要起床，打扫厅堂院落，保持家庭内外的干净整齐。同时，古人还希望通过家务尤其是清洁方面的劳动教育来培养子孙良好的品行。清人邓淳在《家范辑要》中摘录了前人“家戒”中的箴言：“蠹家莫甚于坐食，即童男女十许岁，宜度力分授，洒扫纺绩之事，毋令闲旷，期各食其力。”［3］971这一家训旨在教导子孙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养成自食其力、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可见，古人认为，“洒扫庭除”这类看似简单的家务劳动不仅可以帮助子孙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培养他们勤劳识礼的品质，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