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 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在文化道路的自我探寻过程中，基于文化自信发展出来的、区别于西方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它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文明被视为人类现代化唯一进步形态的思维定式。在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文化与文明的辩证互动形成了全新的世界文明图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沿着人类世界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步方向，形成了自己的生成逻辑，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危机中形成的独特文明、文化传统的自然更迭与时代融合的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为了保持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确保中华民族文明的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和自强的主体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思想品格、坚持人民为主体的根本建设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互促将从这个演化过程中脱身而出，以越来越代表人类整体本性的文明形态，创造更广阔、更深厚的人类生存价值。

［关键词］总体性全球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4）02-0013-12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这一论断指明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价值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形成的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文明且具有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新形态。通过理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进而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中认识中国，探索这一文明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向更高质量迈进。

一、全球化视域下世界秩序的文明图景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先发优势而取得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地位，西方文明一度被理解为世界文明的普遍形态，在开启总体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发展是否会表现为一成不变的文明形态，就要考察全球化文化交往维度下的世界文明图景。

（一）世界秩序文明图景的开启与发展衍化

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摩尔根关于人类通过提升劳动技能和转变生产方式来获取生产资料的进步成果给予了肯定。他认为，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主要是由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引起的，这一分工形成了更广泛的、以地域联系而非血缘关系为特点的交往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思辨知识形式后，确立了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立场。马克思进一步阐述，随着劳动实践中的生产力要素的全面发展，人类逐渐突破了各自独立的、具有独特文化空间的、高度综合的传统集体意识形态，开始走向世界性的交往形态，从而塑造出了世界性的文明图景。

在能够容纳世界整体文明的工业革命发生以前，各个民族区域都有特定的文明体系，如布罗代尔所言，西方发明的工业技术输出至全世界并被普遍接受以前，文明保留着它的“复数”形式，如四大文明体系。也就是说，在世界性文明图景开启以前，世界表现为特定民族及区域形成的、不同集体属性的文明体彼此独立的“复数”文明形态。而从早期自然经济及生活方式占据优势，到农业时代的到来，各大文明形态往往表现为以道德戒律、世俗法规、宗教教义等作为文明教化的基础，这种文明的教化同时伴随着文明的残忍，任何破坏“文明”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统治者的酷刑惩罚，民众在遵循维护权力体制的世俗教条中使个体“文明化”。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及欧洲经济的殖民掠夺与扩张，彼此独立的文明体，在打开国门加入世界市场和资本流动的历史实践中，自觉形成统一体，世界各大文明不自觉地被纳入资本运行的体系内，原本“复数”的文明形态开始走向“单数”的文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预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其带动的哲学、艺术、科学和文学等精神文化产品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流与传播。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互动不仅推动了全球化的全面发展，也绘制了人类文明全球互动的宏伟图景。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中，表面上看似以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主导了这一过程，但从深层次观察，世界性的文明图景实则蕴含着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单数”文明似乎取代了“复数”文明，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依然是对“单数”文明作了极端“复数”的理解，将人类普遍文明西方化。工业革命虽然诞生于西方，却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属，而是人类实践深化的必然结果，包括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说明所谓世界文明的“单数”形态指的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进步成果，不是某种文明的同一，而是基于多元文化的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历史统一。

（二）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考察一种文明的形成不能离开文化，文化和文明都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的概念。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表现为各种人化产物综合的独特整体，二者有怎样的联系？文化（culture）在词源上来自派生的拉丁语（cultura），它的词干来自过去分词“colere”，意为“照料和保护”，15世纪中期以前，“culture”都是在对土地和作物生长的培养行为上来理解。到1805年有了“学习和品味，文明的智力方面”的含义，到1867年则具有“一个民族的集体风俗和成就，一种特定形式的集体智力发展”的含义。从词源上看，文化是随着人类的劳动创造自觉产生的，它表示人在社会互动中习得的观念判断、习俗习惯和行为理念等观念形态的有机结合。文明（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civis”（公民），它通常用来描述一种状态，其中个体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展现出相互尊重和礼貌的行为。文明的现代含义在18世纪中后期与野蛮状态相对被记录下来，并开始与“文化”概念相生相伴。总的来说，文明就是人类趋向于包含政治、文化和道德总体意义上更高级阶段的进步形态，文明有一个衍化的过程，并非人类诞生以来就产生文明，人类社会就是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即达到高度的社会化。

从社会学的层面看，人类文明的实现依赖文化“本体”与“变体”的辩证运动，没有文化的文明是不存在的。［3］首先，因为文化是人类在对自然的实践对象化活动中形成的、特有的社会群体生命方式的总和，因而也是人之本质的体现。文化帮助人类社会建立稳定的社会体系，而稳定的社会体系是文明的基本条件。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本质定义为政治的，实际上是通过将人理解为具有城邦文化的人来界定人的实践本质，这与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生活实践思想的孔子异曲同工。因此文明必须以文化作为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原则。其次，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具有对物质基础的反作用力，根本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衍进。一切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市建筑、经济制度、国家形式、意识形态、教育模式等都是文化塑造的精神产物，没有文化的文明是没有本质的，文明就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最后，不同程度的文明又是文化时代化的产物，作为“本体”的传统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性格，但是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时代的打磨扬弃传统本身，形成历史绵延的文化“变体”，只有在文化活化的历史生长中才能创造灿烂的文明，如果文化发展滞后，将会导致包括制度建设、经济布局、教育体系等方面的社会变革受阻，进而影响到新文明秩序的构建。

从人类学的层面看，文化与文明的互动必不可少，人类文化又是由多层次的文明组成的，没有文明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注定被淘汰。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确立了绝对权威，通过服从于上帝的教条，对人的精神实施控制，从而导致了中世纪被视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黑暗时期；希特勒的种族文化不仅给德国带来了毁灭和灾难，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反观中国古代，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中形成礼法规范的政治制度，统治者对民众施行君臣等级的启迪，民众在遵循维护权力体制的道德教条中使个体“文明化”，这种文化的教化同时伴随的是文化的糟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所以，文化不代表一定是文明的，文化需伴随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因此，人类在文化与文明的辩证互动中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使社会向着更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向发展与进步。

（三）东西方文化对话与文明的和谐共生

经济全球化越发向总体性全球化的演进，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层次上的互动来往，而处于全球化中的每个国家，都会想方设法维护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和长久性。在人类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以先发优势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约翰·汤姆森直接把西方文化称为“现代”加以褒扬，而将东方文化称为“传统”予以贬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殖民掠夺作为其发展模式，常常自诩其文明的优越性。为了合理化其行为，这些国家常常借助文化进化论来论证其文明的“普世价值”。他们试图通过推广其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来实现文化的普遍西化，以此巩固其殖民主义并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视为愚昧和落后的，从而产生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东方文明停滞论”等观点。

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抵御外来侵略和保护自身文化完整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这些国家往往求助于一种非西方中心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一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指出，将西方与东方简单地划分为现代与传统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地理范畴的刻板印象。他们认为，文化的独特性并非由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天然因素所塑造，而是由环境实时性引起的，这导致不同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各自具有相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因此，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采纳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以对抗全球范围内西化的文化趋势，倡导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

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在探讨文化问题时，都过分关注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导致对全球化的真正本质理解不全面。一方面充分肯定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却发展了文化价值的抽象性忽略了文化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在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具有时代性内涵的基础上，否定文化的普遍价值，从而退回民族文化发展出文化保守主义。事实上，从社会规范和习俗演变而来的文化特殊性寓于社会实体的普遍性中，“特殊”在向着代表共同价值的普遍性演变过程中，不断反对它本来的世界，因而扬弃它带有旧时代旧风气的内容，于是“普遍”因被丰富了内容也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存在。从人类文化的个性上看，文化发展具有特定的民族特色，是人类文化的相对价值，两者之间的对抗无疑是消极的。

建立全球共同体的真正价值，在于对多元文化的深刻尊重，并在交流互动中共同认可人类价值的普遍性。我们应致力于达到一种境界，即体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开放式文明价值。尽管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是西方的专利。事实上现代世界与欧洲传统同样是不同的，现代世界不是某个地域的专属，而是全体人类实践发展的必然阶段。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提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也就是说，在表面上看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行径有违人类道义，但实际上它也给亚洲输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充当了推动历史演变的工具，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而非所谓民族优越文明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反思东西方对抗式的思维习惯与交流模式，既不故步自封，搞文化封闭主义，做历史的落伍者，也不狂妄自大，搞文化霸权主义，做野蛮的殖民者，要秉持融合创新的文化自觉机理，建立平等、互敬、借鉴的互动交流模式，如杜威·弗克马的“新世界主义”认为，文化的发展需要不同文明体相互交流和创新性融合。人类社会发展至全球化时代，必然要解决各种文明的碰撞以及各种文化交流的矛盾，只有确立共同体内依赖“认同”而建构起来的文化成规，才能实现文化的文明交流，才能以新的文化发展机制建立新的文明形态。

二、全球化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在文化道路的自我探寻中，基于文化自信发展出来的、区别于西方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习近平总书记从融通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角度，谈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立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础问题。而这一认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个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论实践化的重要体现。马克思尽管强调物质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制约作用，但是他更强调精神力量的反作用力，而文化恰恰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精神显现，文化又是人民群众的思想结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引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由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中国是有着世界上最古老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之一。”［5］我们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才能在世界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日益紧密的发展演进中，确立自觉的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态度，并按照新时代新变化的要求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在创造性转换中表现中华文明形态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