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访·重构·融合

［摘要］流散移民身份和复杂的家族历史赋予福尔多元文化身份和独特的文学视角。福尔的小说《真相大白》书写了三重旅行，即想象旅行、公路旅行和身份旅行。福尔通过想象的旅行对流散家族的历史进行回访，追溯民族文明历史，强调家园流散的特性，构建出家族历史在叙事话语中的旅行，并探讨实现代际传承的可能性。福尔又借美国文学中经典的公路旅行模式重构大屠杀记忆，借由公路旅行隐喻来记录地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发现之旅，并在回乡之路上探寻集体记忆和历史真相。在这两重旅行叙事之上，福尔进一步对犹太流散的身份旅行进行探讨，通过一个移民家庭几代人的复杂经历和集体记忆来体现出“大屠杀移民”文化身份与美国文化身份的融合，由此展现出二战、大屠杀所导致的流散现象对数十年后第三代移民身份形塑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乔纳森·萨福兰·福尔；《真相大白》；旅行；流散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1308（2024）06-0088-08

放眼全球，一些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不断迁徙、流浪甚至逃亡，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流散”（diaspora，可译为“飞散”“离散”“流散”等）。“‘飞散’是表述当今知识特征的一个重要符号，是全球化、后殖民时代一种文化（包括文学）观念，认为文化跨越边界以旅行（即‘飞散’）的方式繁衍，是当今文化生产、文化生成的趋势”［1］，因而，旅行也是“流散文学”所蕴含的重要元素之一。旅行书写较早可以追溯到文学典籍《圣经》之中，例如圣经故事中的“出埃及记”（Exodus）。在现代文学中，“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旅行情结也与犹太文化中的‘迁徙’和‘流散’产生某种程度的契合”［2］256。作为大屠杀的第三代幸存者，犹太裔美国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在其第一部小说《真相大白》（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中，以“后现代”式的手法书写了流散民族的多重旅行。学者们对《真相大白》中的回乡之旅评价不一。维多利亚·阿伦斯认为《真相大白》“主人公的回乡历程不仅是远离了熟悉的地点，也远离了邻近的、熟悉的时代所带来的舒适感”［3］。另一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小说中的旅行展现出这位作为第三代犹太移民的美国作家

“在后大屠杀时代继承创伤、延续犹太性，并以文学想象表现历史‘真相’”［4］、“修复业已被战争破坏的精神世界”［5］的过程。福尔作为战后第三代“大屠杀移民”作家，其小说《真相大白》所展现的既不全是对家族历史的疏离，也不是对民族性的简单传承，它展现的是年轻一代“移民后裔”身上民族性与他国性融为一体的身份特质。为了展现这种身份特征，福尔在小说中进行了多层次的旅行书写。他首先通过想象的旅行对家族历史进行回访，又借美国文学中典型的公路旅行对大屠杀记忆进行重构。在这两重旅行叙事基础之上，福尔又进一步对移民流散身份的旅行进行探讨，展现出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由此揭示了二战和大屠杀所导致的移民及流散现象对几十年后新一代犹太移民身份形塑的深刻影响，并呈现出犹太移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一、想象的旅行与历史的回访

“探索和迁徙的历史旅程构成了许多作品的实际素材”［6］5，因为“历史语境以旅行为中心，为文学想象提供了事件、形式和指向性的关联”［6］12。在《真相大白》中，福尔利用想象，构建出家族历史在叙事话语中的旅行，展示了跨越时空、代际和地域的家族历史变迁，并将家族历史置于二战和大屠杀的宏大叙事之中，通过对家族移民历史的想象，塑造其民族未知的起源，展现其流浪的命运，呈现出犹太文明的无根性和漂泊性。

在小说中，与作家福尔同名的主人公“乔纳森·萨福兰·福尔”是地道的美国人。他只身前往故乡，以当地青年亚历山大为向导，寻找外祖父遗留下来的一张照片上出现的女孩奥格思婷。伴随着他们的旅行，“乔纳森”也在创作一部自己的小说，杜撰了一段从他“曾曾曾曾曾外祖母”布洛德到他外祖父的家族历史，即祖先从18世纪到二战结束这200来年的传奇故事，并在这段历史的旅行中思考家族和家园所受苦难的根源。福尔在主人公“乔纳森”想象出的家族故事的一开始就暗示了家族历史的起源。在“乔纳森”杜撰的故事开头，河流中漂来一个女婴，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河流”在希伯来文明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随河水漂流而来的婴儿象征着犹太人“无根”的特征和漂泊不定的命运，同时也暗示了历史上犹太文明通过“旅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因而，相对于这个无名女婴的历史，族人更关注她所指向的未来［7］16。无论其民族来自何方，他们都更关切自己如何才能摆脱精神世界的“溺水”，“我们总是溺水，我们的祈祷只不过是祈求从精神深处的水里被拯救出来”［7］17。这里福尔暗示了犹太人精神世界的彷徨和迷惘，而他们摆脱精神迷惘的方法是“逃离”。犹太文化中“逃离”的原型在《圣经·创世纪》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就已经存在，而福尔在小说中也描写了收养布洛德的阳可家族的戒指源于诺亚方舟，“阳可戒指里的史前蚂蚁早在诺亚给方舟钉上第一块木板之前蜂蜜色的琥珀中一动不动了”［7］13。由此，福尔借漂泊的婴儿展现了犹太历史的起源及其文化原型在叙事话语中的旅行。诺亚方舟象征的“逃离”及“拯救”的文化原型贯穿在犹太民族的历史和叙事中，犹太历史的旅行则来自“逃离”和“拯救”所形成的流散式的文化内核。

小说中，阳可面对人生的苦难选择了不断漂泊。妻子的不忠使他感到“不能忍受活下去，但也不能忍受死去”［7］45。阳可逃离使他痛苦的境遇，背井离乡，在外漂泊3年之久。阳可的经历展现了犹太人逃避苦难而总处于旅行和漂泊之中的特点，福尔在此处对犹太民族的怯懦逃避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如果我们要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难道我们不应该熟知过去并与过去和解吗？”［7］210人物阳可曾经名叫“萨福兰”。福尔将自己的姓名“乔纳森·萨福兰·福尔”拆分开来命名了主人公的所有祖先，“乔纳森·萨福兰·福尔”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不仅是一个姓名，而且体现了家族历史的传承，成为家族历史的旅行从文本延伸到现实世界的表征。福尔意在揭示，伴随历史旅行的是家族的代际传承，因此，回溯、熟悉历史并与之“和解”是家族后裔“回乡”的必经之路。

“乔纳森”的手稿通过意识流式的描写，以人物的生死和命运的更替想象出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承和演变。阳可死亡，留下被村民称为“肮脏的河女”［7］96的布洛德，她举目无亲且饱受争议，不得不委身于一个寇基人，以获取安稳的生活。那个喜怒无常的寇基人死后，他们的孩子演绎新的故事。“乔纳森”手稿通过短短几节故事，便叙述了阳可的死亡、布洛德与寇基人的婚姻和生活，呈现了家族历史的变迁，展现出犹太民族的生活风貌和民族特性。纳粹对平民的屠杀和迫害也是“乔纳森”想象的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乔纳森”的外祖父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乱和屠杀，外祖父的吉卜赛友人留下的一张字条几经辗转，最终留在一块田地，“很快，这块田地成为科维尔第一次大屠杀的地点”［7］255。此处作者用意识流的手法述说一张纸条的命运，这张纸条与屠杀事件联系在一起，而纸条“和几十个袋子被烧毁……其余的灰烬被下一场雨冲走，冲进了布洛德河。纸条上写着：改变”［7］255。“河流”的意象和“烧毁”的行为隐喻了漂泊的战争难民在大屠杀中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写着“改变”的纸条被焚毁也象征着犹太民族并未改变其民族特性。这符合历史上犹太民族颠沛流离的境遇，同时也与“犹太性”中“逃离”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该民族没有“祖国”概念，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逃离“此地”，即使“此地”是故土、家园。这也是该民族“流散”特性的体现。福尔在此质疑了前文关切的有关犹太民族未来的问题。

《真相大白》中想象的历史旅行沟通了过去与未来，福尔再现了祖先的创伤、苦难和漂泊。“寻乡之旅是美国想象中的一种契合形式。回家，并非回到一个已知或熟悉的家。”［6］65福尔借“乔纳森”的小说草稿点明回乡的要旨，构建出体现民族传统风貌和大屠杀创伤的历史旅行，回访了犹太民族自古以来“漂泊”“逃避”“流浪”的文化特征。这部小说稿具有隐喻意义，是主人公通过想象来回溯历史的一次“旅行”，使旅行跨越时空成为可能。同时，《真相大白》也体现了历史和希伯来文化原型在各个文本及叙事话语中的旅行，以及由旅行而产生的文化反思，并反映出第三代犹太移民对犹太文化中“流散性”的理解。这种对想象中的希伯来历史的记述是犹太移民后裔对希伯来文化内核的探索。

二、公路旅行与记忆重构

“探索地理，即使是对‘真实’对象的外部探索，与其说是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一个模式化的、象征性的景观，它指向的是它的本质或情感品质，而不是它的感知成分。”［6］89公路旅行被赋予了诸多精神投射和诉求，而“探索、迁徙、返乡和流浪——被重塑为独特但又熟悉的美国叙事模式”［6］12。由此，“汽车和高速公路作为旅行载体开始在小说中起着架构故事情节的中心作用……道路和汽车已经超出其简单的交通功能”［2］16。美国文学中的公路旅行大多带有“漫游”情结，故事情节带有荒诞和乌托邦的特点，主人公逃离原生社会寻求肉体和精神的自由，其漫无目的的流浪之旅既体现出他们精神的荒芜和信仰的幻灭，也显示出他们对未知世界充满希望。“乔纳森”和亚历山大的寻根之旅是以公路旅行方式实现的，公路旅行也是具有深刻隐喻含义的意象。该小说中的公路旅行侧重于重访、回归、继承，“乔纳森”和亚历山大的旅行也是精神上重构家族记忆的发现之旅。

二战和大屠杀之后，幸存者的后裔通过旅行来实现记忆重写。小说中，地域层面上的公路旅行体现出美国犹太移民后裔和欧洲本土的大屠杀幸存者后裔对家族历史和家族记忆的重访。亚历山大是向导、翻译和司机，带领“乔纳森”领略故乡小镇风土人情和文化积淀、追寻祖先记忆，同时也在回溯亚历山大自己家族的战争记忆，使得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家族因大屠杀事件而发生了联系。旅程中，人物间的对话充斥着琐碎的字句，暴露出亚历山大薄弱的英语语法和措辞能力。他的语言看起来冗长而烦琐，有时令读者不知所云。重复而荒诞的语言似乎暗示着这次旅行中主人公内心的无序和迷茫。然而，看似随意和漫无目的的断言、提问、否定及重述还是使得“大屠杀”“纳粹”“战争”“战后”等词汇成为关注的焦点。换言之，荒诞的情节中依然透露出小说主题的严肃性。

“乔纳森”提供的地图和照片这两样“证物”成为这场公路旅行的线索，并说明小说主人公来到此地的原因，即为了寻找照片上外祖父的救命恩人，并参观犹太人聚居地查钦布洛德小镇。两样“证物”来自“乔纳森”在美国的外祖母，它们成为“乔纳森”继承家族记忆的证明。“两年前，我的外祖母把它送给了我的母亲……她的家人都被杀害了，包括所有人，母亲、父亲、姐妹、外祖父母。”［7］61地图和照片不但指引主人公找寻遗迹和故人，还让他们重温了大屠杀中的残酷杀戮和当时人们孤注一掷的逃离，这样，在旅程的开端就奠定了这次旅行沉重的基调。“乔纳森”一行人短暂停留在小旅馆，在此期间，“乔纳森”谈到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寻找自己的声音”［7］70，并谈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乔纳森”通过旅行和家族记忆来构建自己对战争的观点、记忆和认知，这也正是福尔描绘这次旅行的目的。主人公开着汽车行驶在风景优美的公路上，然而“纳粹到来时，这块土地大部分被摧毁，在这之前它更美。他们用飞机轰炸，然后用坦克穿过”［7］111。血腥的轰炸武器和美好的自然风景出现在同一画面中，想象中的视觉冲击十分残酷，泯灭人性，使“乔纳森”对战争有了直观感受。小说中主人公一行的迷路则象征着精神旅程的迷惘，“似乎我们来到了错误的国家，或是错误的世纪，或是查钦布洛德消失了，对它的记忆也消失了”［7］115。查钦布洛德只属于外祖父所处的那个时代，更代表着那一代人的记忆。找不到“查钦布洛德”意味着家族记忆的缺失和战争受难者的失语。严格意义上讲，“乔纳森”这次旅行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他们找到的“奥格思婷”虽然也是大屠杀的亲历者，但并非外祖父照片上的人。查钦布洛德小镇也早已不复存在，但“奥格思婷”对他们诉说了小镇被纳粹血洗的历史。她讲述了纳粹屠杀过程中种种惨绝人寰的细节，她是大屠杀事件的亲历者和证人，是查钦布洛德这个受难地的象征，也是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一部分。“忧郁是她唯一的生活方式。她希望我们为她感到内疚。她希望我们为她哀伤。”［7］192“奥格思婷”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个体，而且是所有经历了大屠杀、保存着民族创伤记忆的战争受害者的缩影，“我们”对她的“内疚”和“哀伤”是对这段集体记忆的追寻和重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