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原理”解读

［摘 要］2023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关于文化问题的改革，融入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基于实践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强调文化的主动性，突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和引领作用。文化起作用的方式具有内在性和渗透性特点：文化内在于实践的计划、活动以及结果等各个阶段，使得人的实践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文化渗透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中，甚至直接变成生产力，使得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力，而不是线性的决定关系；文化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与衡量标准，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整合社会分裂、巩固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因此，文化已不仅仅是线性决定论的被决定的顶端，更是可以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的力量。

［关键词］文化建设；教材改革；实践唯物主义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3）06-0005-08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和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指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和使命，在新的高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3年版）》是对我国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普及性教育的重要载体。与之前的教材相比较，2023年版教材充分融入并体现党的二十大、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创性贡献。本文在关注教材中关于文化及其作用的修改的基础上，探讨其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一、教材中关于“文化及其地位和作用”相关内容的修改

近年来《原理》教材经历了多次修改，其中对“文化”相关内容的修改反映出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突出的地位，以及对文化相关理论认识的深化。从2018年版开始，教材加入了对“文化”的专门论述，即“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1］，其地位被社会存在所决定，其功能是反映社会存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个相对独立性，是指社会意识从根本上受到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势和规律。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二是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三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即先进的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2］

2023年版教材则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第三章第二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增写“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目，融入习近平关于文化的作用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突出文化对于实现民族复兴、促进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改革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把文化归入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突出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在结构体例上实现了创新。二是融入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文化对于引领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容和原理上实现了突破。由此，文化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更是社会发展的主动推动力量，文化的主动性得以突显。

这一改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但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指明了方向，而且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在实践意义上更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化与经济生产关系及文化作用的论述

从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对于文化的主动性问题乃至于对文化的系统研究不够充分，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有关，当然也与经典作家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对社会存在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强调有关，其中还包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这些误解跟马克思许多著作的论战性质有关。马克思所面对的主要社会思想倾向是忽视甚至贬低经济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十分看重“观念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宗教和哲学的观念。正是出于对这种反唯物主义思想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基础作用，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就认为在任何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因素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对于经济决定论倾向，恩格斯曾经作过解释：“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3］606。

在对待文化与经济生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反对抽象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武断地认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只能被动地反映经济生产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都谈到文化与经济生产的关系以及文化的作用问题，他们恰恰没有用经济决定论的公式去套现实，而是强调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甚至论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决定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马克思关于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第一，在宏观、大尺度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因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文化具有主动性，甚至起决定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表述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宪法……各种法的形式……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604这里恩格斯强调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认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许多人歪曲的那样，把经济因素看作历史过程中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状况只是一个基础，在其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

第二，观念和文化在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分析特定历史背景时，马克思会非常关注观念和文化在经济、政治结构中，以传统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在分析法国1848年的革命危机时，就注意到经济和政治结构与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多样性之间，有一种各派社会力量的复杂平衡在发挥着作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4］669马克思在分析特定历史情境时，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交织在一起，从它们的相互作用来看待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文化力量会渗透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以经济和政治的形式发挥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不断地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发挥其强大的功能。

第三，文化具有超越性，因此经济结构与文化之间会出现巨大的脱节现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古希腊艺术时指出，希腊极其落后的经济结构与先进的美学形态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紧接着，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这里，马克思以古希腊艺术与其物质基础的关系为例，揭示了文化与经济生产之间不成比例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是二者在时间上的不同步，还是当某种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消失后，该文化却能够超越特定的物质基础、经济生产，超越特定时代，穿透历史的天空而熠熠生辉。可惜马克思没有就这一矛盾继续探讨下去，没有对文化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

第四，文化具有整合社会利益分配、巩固社会稳定的功能。我们都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描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178-179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具有调节自己时代的生产和分配的功能。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种调节其实是自上而下的文化整合，它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不只是赤裸裸的强制性力量，而是强制性与自愿相结合。正是这种文化整合力量的存在，才能弥合分化的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维持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

三、新时代实践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在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化与经济生产的关系后，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单纯地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在谈到文化时，甚至谈论到经济生产无法决定的文化，跨越多个生产时代的文化，以及在经济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中，文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专门的论述，但毋庸置疑的是：以实践为基础去理解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一定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是一致的，即实践范式的确立。关于文化的这一基本观点，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找到答案。马克思在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讨论环境改变人还是人改变环境这一传统问题时，没有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中，而是以实践范式去解决这一问题：“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500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过分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的旧唯物主义，即强调“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批判他们割裂了环境与人的互动。其要害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6］499。进一步，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的危害，即“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6］500。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过分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的旧唯物主义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片面强调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从而使得社会意识处于从属的、被决定的地位。最后，解决这种割裂和矛盾的，只能是实践，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500。这正是马克思对文化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

（一）文化与实践的关系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里的“主观”、“客观”和“活动”都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与文化相表里的。这里的“主观”指人的意图、计划、目的、价值观等前活动阶段，属于意识范畴的阶段。这一意识不是天马行空、神思缥缈的遐想，而是能够指导实践活动、指向实践对象的精神文化。这里的“客观”指实践活动的结果，即实践创造的人类文明，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即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人的主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和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7］，这三个领域也正是实践的结构与内容，三个领域的有机结合，印证着文化的实践本质。所以，文化与实践有着不可分割、互为表里的关系，没有文化的实践就不是人类的实践，也就不能称其为实践；没有实践的文化便只是臆想，也不能称其为文化。文化与实践的现实关系，因文化的所指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内容。首先，当文化指广义的文明时，文化是实践的成果，这也是马克思最常用的文化含义。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数时候是在与“文明”相同的层面上来使用文化概念的，即把文化理解为文明形态，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总体，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文明形态的角度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称其为“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6］184。再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时，谈到文明的最初阶段时说：“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这里的文化实际上指文明形态，也就是不同阶段人类的实践水平，因此文化即实践水平，表层是文化，是文明形态，深层是实践，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其次，当文化意指精神文化时，文化内在于实践中，具有指导、塑造、引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阐明有文化的人类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本质区别：“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162-163这里马克思点明人类实践这种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其自由和创造性源于人的多种尺度，源于美的规律，一句话，源于人类的文化。这里，实践是表层，是显性的，而文化则在深层，是隐性的。只有深刻理解了人类实践的真正本质，才能理解实践与文化不可分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