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与鲜明特色

[摘 要]面对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原则与方法。全面认识习近平关于网络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必须正确认识其理论来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思想资源。同时，我们还要从时代性、规律性、人民性、创造性和辩证性等方面深入挖掘和科学阐释习近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这对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2）01-0005-07

每种思想都有其时代境遇，大变革时代，崛起的中国面临转型与突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新理念，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体现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国际与国内大背景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应运而生。

一、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并非凭空产生，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它的产生和提出都有一定的理论渊源。追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等都可谓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一）世界历史理论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147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地域的壁垒被渐渐打破，各个民族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性增强。这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68。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169。

人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引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但它只是为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的低层次的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民族恩怨和意识形态对立，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而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冷战结束，科技的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拉开序幕，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各民族的发明创造和文化成果都能被每个个人所借鉴、共享，人与人的互动交往更加普遍和便捷，也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因为受制于资本逻辑，人们并不能真正超越民族的狭隘性，对于涉及人类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危险的事务，各个国家在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时，难以消除彼此分歧。

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审视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当今世界，网络深度融入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开展电子商务，进行文化交流，网络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人类在客观上形成一个流动的整体。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对于个人的解放，彻底打破民族和地域的狭隘界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是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二）社会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著作中都有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在前人共同体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古典“城邦共同体”是共同体理论的源头之水。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卢梭“公意”下的契约共同体实现了共同体理论的转向。而黑格尔关于伦理共同体又对此前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颠覆。在黑格尔眼中，家庭作为直接的伦理精神的自然共同体，市民社会作为伦理精神分化的社会共同体，国家作为伦理精神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都离不开伦理理念的演绎与统摄。马克思从个人的自由视域对共同体进行理性反思，重新审视虚幻共同体与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揭开共同体思想的迷雾，批判了黑格尔“虚幻的共同体”的国家观。同时，马克思从以人的发展为基点对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进行思考，揭示了社会发展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过程，分析了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的悖论关系，从而提出了要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是对未来社会的期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2也就是说，“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张的理想共同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一方面，马克思真正共同体追求人的自由发展，这种自由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只有达到了这三重自由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真正共同体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原始人类的发展体现一定的丰富性，但在内容上并不具有深刻性，在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的提升和交往的扩大，人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实现，但依旧受到物欲的束缚，而在未来社会中，个人将摆脱物的统治，个体独立性得到体现，实现人的真正全面发展。

当前，人们通过互联网交流、合作，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都跟互联网息息相关，个人的工作、生活、学习、娱乐都跟互联网捆绑。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除了拥有劳动时间外还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人的自由时间对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自由时间成为人的个性实现的重要因素，如今，每个人的时间都被网络分割，利用好网络空间，也就是利用好自由时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如何利用好网络空间里的个人的自由时间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真正共同体的实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人是类存在物思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1]55。应该说，以此为标志，马克思开启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直接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变革的实际进程。

费尔巴哈第一个提出人的本质在于类，他认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就是类或类本质，意识就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接受和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赋予“类”的新内涵，即生产活动是人的最根本的“类”，在这里，马克思开始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了，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有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有对这种方式的自由的思考，所以，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成为改变世界的活动，使人成为与动物相区别的类存在物。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劳动）让自己的抽象意志变为具体的现实，从而使自己的真正需求物化，后来走向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1]56-57。

后来，马克思在人的类本质的基础上，又对人的本质进行探究的深化，提出人的发展的本质、人的共同体本质、人的社会联系本质以及人的个体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这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与最终总结。人的社会性、实践性都标志着社会关系对人的巨大作用。如何实现人的本质个体化、现实化，需要我们站在发展的视角，从实践出发，认真探索人的生命进化过程，对人的本质进行深层的拷问和回答。互联网时代，是人的一场革命。信息技术为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解放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大数据、物联网的发展为人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提供了可能性，数字网络技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支撑。人的本质的外化就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包括从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下功夫，也是为发展人的本质提供条件。

（四）和合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最普遍的社会规范和交往形式，它指导人们通过“合宜”“适中”的行为来协调人际关系，这就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重要内涵。在中国古代，“和”是最为合宜的生存之道。孔子强调“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认为事物的理想状态是各适其度、各尽其宜。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就在于人能“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董仲舒是把“和”作为德行的最高境界和标准，他说：“德莫大于和……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同时，中国古代思想家以宇宙视角把“和”视为是天地万物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有机联系的状态。荀子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在古代政治家看来，体现着礼之合宜性的“和”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精髓，也是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

“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指要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继而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体现了处理邦国关系的“和合”原则和理想。《礼记·礼运》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这是一幅家和国睦的和谐社会蓝图。

“和合”理念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宇宙观的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新中国7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文化特有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契合各国谋求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目标的“和合”既是伦理道德规范，也是社会政治伦理，它平衡各种利益得失，可提供反对网络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它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序和谐，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面对新时代境遇中取长补短，和谐共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来观察和解决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命运，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来协调和解决“人类”这个“小集体”的关系与命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属。

（五）天下情怀

受儒家王道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天下情怀”悠久而强烈。儒家先哲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这种“天下主义”的思维和情怀，正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同化能力的关键所在，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以仁德和道义赢得人心的强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不仅使中国疆域不断扩大、人口日渐增多、民族日益繁盛，而且保障了五千年礼乐文明连绵不断向前发展。

追古溯今，中国的许多帝王都以“协和万邦”“仁爱天下”作为执政理想，以“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作为对外交往准则，天下主义也成为中国古代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伦理原则，体现礼乐文明的博爱与友善。就算是专门谈论战争的兵家，例如孙子兵法，也明确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避免兵刃相见，强调反战意识，不是放弃国防，反对备战，而是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狂热，体现的是对和平的向往，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主张以军事扩张来征服世界。汉代讨伐匈奴，尽管甚至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但汉朝政府基本上以维护边陲安全为目的。明代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军事力量和航海力量居世界前列，但他们却对途经之国友好相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古代圣贤主张以文化的力量与魅力吸引外邦，倡导天下太平。正如孔子所言，“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种追求国内民族团结、希冀国际万邦协和的天下情怀，对于缔造一个和平世界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必要的文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