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安心”

[摘 要]置身流变世界，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受外界各种习气侵扰而不断解构。明代中期，王阳明创立了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心学体系，启迪民众构建心灵秩序、享受内心世界安宁。当今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面对工具理性遮蔽、资本逻辑渗透、理欲关系冲突等安心困境，可以借鉴王阳明心学体系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心”功能，即以“心理合一”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理性与诗性的融凝，以“内外合一”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良性循环，以“知行合一”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指归。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安心;心学;王阳明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2）03-0059-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1]这也指明了传统心学体系的现代价值。当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教育得到了有效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更高意义上的发展服务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人们追求内心世界的享受和安宁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然而，传统工具论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内心秩序提供的享用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日益渗透加剧了青少年所受的物欲侵扰，理欲关系的复杂冲突也遮蔽着善的意义世界。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结合阳明心学理论来理解“安心”内涵，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心困境，为思想政治教育安心功能的发挥提出现实路径。

一、何谓安心：内心秩序的复归

王阳明作为一代大儒，在明代中期创立了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心学体系。他认为，良知是人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若能识得本心，诚意正心，使意念不被私欲遮蔽，并通过个体道德践履来深化对心之本体的认知，就能构建稳定和谐的心灵秩序，享受内心世界的祥和安宁，即实现心之复归。

（一）识本心：心即理

王阳明提出：“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2]15在心与理的关系上，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受传统哲学教科书影响，学术界往往将王阳明思想与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相提并论，归为主观唯心主义。但其实，王阳明并未讨论“事物是否存在”这个存在论问题，而是探寻意义世界的问题。

南镇观花时，王阳明说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108花朵自开自落。人未到场时，虽然关于此花的认识归于“寂”，但花依然作为客观事物独立存在;当人与花相遇时，花的意义和价值便通过心与外物的关联得以揭示，此心也“明白”起来，即“识本心”，它不是针对客观实存的物理而言，而是通过人心的一点灵明来体悟和照亮天地万物的意义与价值。“在王阳明看来，‘心’包含了个体知觉、思维、情感、意志、信念等因素，实现心与理的体认，并非是将外在的超验之理强加于个体之上，而应关注个体对于理的主体感知和情感认同。”[3]心与理的体认是主体之精神的凝练，它超越了道德主体的纯粹感性欲望，以融凝了理性与诗性的“此心”来见万物，从而达成对天道和自然运行规律的体悟以及对人道的社会规范和准则的维护，也即实现对万事万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4]的知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主体塑造德性修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诚己意：致良知

“良知”这一概念最早由孟子提出，孟子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先天具备的道德：“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王阳明则提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2]71他也认为，良知是人的本性，性无不善，知无不良，但其只是一种本然的自在状态，需要人的自觉才能将其转为明觉。

人有灵觉，但随着人境遇和经历的变化，灵觉受到习气的侵染以及私欲的遮蔽，无法觉醒。而意作为连接心之本体与外界的关节，构建着事物与本我的意义关系，正是指向道德行为的枪尖。如果任由意念偏颇而不加省察，便难以实现良知。这就需要通过“致”的工夫来修正其意念，磨炼其意志。具体来说，“致良知”作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主体，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相信人能够通过体悟达到对至善之信欲的恢复，对良知的体悟越深，主体对自我的本质把握越清，越能实现主体自我与良知的统一，良知真正成为道德主体的内在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在践行内在的道德信念的过程中，与外界发生作用，不断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以及实践过程中认识的深化，形成更加丰富、立体的认知，自觉与流变世界中的物欲、恶习相抗争，自察内省，诚意正心，实现由外向内的凝练和升华。

（三）正其心：知行合一

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上道德危机四伏，忽视纲常伦理的现象屡见不鲜。知识分子咬文嚼字钻研八股之道，却只为功名利禄，而未能加以修身，文盛而实衰。在救世情怀缺位的背景下，王阳明以其实践论振臂一呼，召唤知识分子学以致用、济世救国，这既是阳明心学精彩之处，也是心之复归的关键。

王阳明认为：“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2]119此语强调修身在于正其心。正其心并不是悬于虚空的假象，而是将作为道德本体的“知”与作为仁义践履的“行”合二为一。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是天然包含的内容。“未有知而不行者”[2]4，知而不行并非“真知”。“真知”是纯乎本心之理，指向事理、天理以及人伦层面，彰显着性之至善，强调内化性理并合理投身个体道德实践;若未实现道德践履，或在意念发动处背离此纯乎天理之善性，则会堕入“伪善”之泥潭。而“行”的过程，便是通过“在事上炼”，促使个体的理想化的道德与现实世界相调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知”，以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方式实现心之明觉，达到“静亦定、动亦定”的境界。

二、安心的困境：牵蔽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是发端于孟子的儒家精粹，王阳明同样秉持着“成圣”之说。他认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2]93;人之所以未能在现实生活中成圣，其原因乃在于“牵蔽”[2]69;若“觉”，即“蔽”去，便可“复其体矣”[2]111。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要保证其在思想引导、行为规范以及心灵庇护等方面的教育实效性，便要洞察“牵蔽”[2]69，具体包括工具理性遮蔽、资本逻辑渗透以及理欲关系冲突。

（一）工具理性遮蔽导致教育世界僵化

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曾经有过所谓“工具论”之说，即简单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某种服务于政党统治的政治手段和工具，而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人的发展所提供的荫蔽，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心”价值。在这种工具理性的遮蔽之下，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唯理性”的视域中开展教学，难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真谛。传统哲学教科书研究教育对象、教育规律、教育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也研究教育对象、教育规律、教育本质，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使主客体分离，将世界甚至也将人的心灵规则化、逻辑化。在这种以“概念、判断、推理”式的“理论”为指导的教学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变得僵化、无生气，部分教育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学内容产生抵触情绪而难以达成价值认同，甚至转而误入歧途。

要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澄明之境”，首先要科学、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和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具有其学科的特殊性，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充分承担起对教育对象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艰巨使命。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所要的不是生硬的理论教育，而是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达成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意义世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史来看，在不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重心和任务各有不同。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国人成长成才、全面发展的条件日益充足和完备。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已然从初期突出的政治功能演化为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社会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功能效用，这种新的任务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工具理论的遮蔽中走出来，追寻现实生活的意义世界，在对灵魂的关心、对生命的塑造中引导教育对象认可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成长成才、心灵世界所提供的荫庇。

（二）资本逻辑渗透驱使物我关系异变

马克思在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论述中指出，“物的依赖性”阶段是一个包含着痛苦经历的积极阶梯，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自然的奴役而成为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并广泛建立交往关系的主动的人，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工和交换中，驱动人与他者进行交往的力量实质上是物（商品、货币、资本）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中，主体能力的评估与选择屈从于货币和市场的力量，能力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5]。

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知识变革、技术变革，把人们从传统生产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加剧了功利主义的蔓延和“金权至上”观念的充斥。资本逻辑渗透下的物欲遮蔽，无形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带来了“拥有式教育”之困境。具体来说，拥有式教育是指将对物质的占有感觉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的教与学之中，导致人非人之所是（自身的能力、品格等），而是人之所拥有（荣誉、财富等）。“在拥有式教育中，人的学习指向拥有：拥有知识交换分数、拥有分数交换学位、拥有学位交换与之大致相符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学生“为拥有而拼命地读书、拼命地拿学位、拼命地写论文”。[6]拥有式教育通过“量”来表征人的意义和价值，使得学术竞争逻辑与市场竞争逻辑相通，教育行为仿佛变身市场行为，部分教育对象迷失在利益和欲望的泥潭，难以找回自我修习的理想和善念。而一旦丧失了在生活、学习或者情感上的“拥有”，这些人便无法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很容易走向事情的极端面。尽管当今社会并未显现纯然的拥有式教育，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资本逻辑及其不良习气将进一步蔓延，拥有式教育的倾向可能无处不在。因此，精准分析资本逻辑渗透下产生的拥有式教育问题，引导教育对象找回心灵的归宿和港湾，才能在浮躁的现代社会留下一方具有农夫式守候精神的净土。

（三）理欲关系冲突模糊善之意义确证

理欲关系是理学家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王阳明反反复复地讲“存天理，去人欲”“去人欲，存天理”。此处，“理”可以跟“良知”等同，它作为彰显着人性之追求的道德本体，是道德理想与道德意愿的统一;而“欲”特指人在流变的社会场域中产生的攀比、争夺、艳羡等不良心理动机，其表征为放纵私欲或损害他人利益，必须加以克制修习。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已然取得显著成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人们行为的应然引领，也积极地宣扬善念，鼓励善行，褒扬善举，成就善的社会风尚。然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深切变化也使人们的道德修习面临更加多样的诱惑和侵扰，特别是对于处在“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群体来说，道德的理想性和未完成性意味着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塑造美好道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发生道德滑坡或者假意逢迎的风险。在道德渴望与自我获益的双重追求下，理欲关系的冲突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善之意义确证。

其一，从众行为，即放弃个体欲求而屈从于群体道德理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难免存在着个人欲求与群体规范的冲突。面对这种现象，部分青少年因为怕沦为群体领域的“意见偏差者”，而被动地接纳和遵守社会的约定习俗，甚至是放弃自我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权利，来换取认同和归属。例如，在互联网领域中，群体成员拥集在意见领袖的周围，达成某种自我信念的确证，陷入“回声室效应”的高尚和荣光中，逃避自我独立的是非判断，以换取群体“道德”的归属感，因而逐渐忽视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道德的边界。久而久之，外在舆论的约束和对道德权威的畏惧弱化了这些青少年的道德敏感，使他们在群体外的私人领域中沦为道德冷漠者，逃避个体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失去了对道德规则和规范的意义追问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