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的舆论和宣传

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曾多次强调：“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并希望报界“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论”[1]。可见，舆论宣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目前学术界和研究者们对孙中山的宣传思想和宣传活动均有不少的研究，但忽视了民国初期尤其是国共合作前后革命团体的宣传活动和报刊媒体对国共合作的不同反应。虽然也有学者已注意到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新知识新动向在舆论和宣传上所做的积极回应。[2]遗憾的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前后的舆论造势和宣传推动，在舆论宣传上的分分合合，对国共合作到底有何影响，似乎还没有太多的论著作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考察这个时期上海和广州两地的《民国日报》的舆论和宣传的话语变迁和舆论宣传的主要特点，以及这种舆论宣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觉悟与呐喊：《民国日报》舆论宣传阵地的拓展

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无论是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还是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舆论和宣传。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既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也是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革命者。他们有的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受其时流行的思想、主义等的影响较深，对理论探索和思想传播都有着特别的兴趣，甚至把大量的精力投入理论宣传和思想传播之中，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等，不仅非常重视舆论的引导和宣传的鼓动，而且还亲自撰文发思想之先声，做舆论的推手。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中有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擅于撰文和长于演讲的宣传干将，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却只有戴季陶“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垒。但戴书刚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季陶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3]在舆论和宣传上，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比国民党略胜一筹。

但是，孙中山不仅是思想的创造者，还是舆论宣传的推动者。在他领导下创办了许多属于革命党人的报刊，也支持了不少报刊的创办，更得到了海内外众多报刊的支持。在国内有《民立报》、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杂志》、《星期评论》杂志、《广州民国日报》等；海外的有菲律宾的《华侨公报》，缅甸的《觉民日报》，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印尼的《天声日报》，加拿大的《醒华日报》，美国的《民国杂志》，墨西哥的《醒华杂志》，古巴的《民声日报》，澳大利亚的《民报》等。[4]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的《民国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

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中华革命党于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办了《民国日报》，创办人陈其美，主编叶楚伧、邵力子。该报刊载了大量揭露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帝制的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孙中山的讨袁护法文告、函电、谈话、演说等大都首刊于此报。《孙文学说》出版后，该报也在显要位置上刊载《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的书评为之推介。1919年8月3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一书即将出版之际，该报又以《发展实业计划》为题，与《建设》杂志同时连载孙中山的英文著作《实业计划》。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创办了副刊《觉悟》，是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宣传新文化思想成为其主要内容。在1920年前，它所宣传的还是民主主义的内容；1920年以后，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逐渐宣传马克思主义，以较多的篇幅刊载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译文，同时还夹杂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方面的内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上海《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才逐渐划清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批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还有两个关于妇女的副刊，一个是《妇女评论》，一个是《妇女周报》。前者为半月刊，办刊的宗旨是“主张解放历来施于女性的种种束缚，让女性自由发展出伊们的能力来。凡思想、制度，能够成为新锁镣的，我们都要不容情的攻击。”而《妇女周报》是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和妇女评论社将《现代妇女》和《妇女评论》改组合并而成的。陈望道、邵力子、向警予等先后曾任主编，该刊旗帜鲜明地结合社会实际和政治斗争需要，探讨妇女解放问题，颇受知识女性的欢迎。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逐渐深入，曾经参与上海《民国日报》创办的一批主要作者，因各人面对时代思潮和政治社会变动时的感受不同，在社会认知、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等方面，也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有的思想更加激进，不仅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围绕“社会改造”这个话题开展劳工问题、青年问题、女性解放等问题的讨论。有的甚至热情参与“文学革命”运动，成为南方地区“文学革命”的重要推动者。不过，这些人参与推动“文学革命”的目的，本质上并非是为了建设现代性的新文学，而是为了宣传国民党人的革命愿景，即以平易的“语体”文学为国民革命进行政治社会动员。[5]事实上，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星期评论》等属于国民党的文化舆论阵地，在国共合作前期，的确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表达对劳动阶级的同情和对有产阶级的批判、抨击封建思想、宣传现代意识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人沈仲九与沈玄庐、刘大白等彼此相知相识，也曾加入上海星期评论社，1920年参与发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戴季陶也是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理论家，他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商品生产的性质》《马克思传》，先后在《建设》、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上刊发。《星期评论》创办者之一的沈玄庐，甚至与陈独秀等人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共合作前，这种在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和理论宣传上的默契，已初显端倪。

由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编辑方针上采取集思广益，在宗旨上“推动新思想，革新固有的中国文化”，在作者和编者的选择上，也没有绝对的政治标准和党派限制，因此，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得以在此报刊上发表，一些思想激进、党派意识和革命思想明显的编者和作者也为该刊所接纳。如1922年1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文《广州之人屡次胜利》，既反映了工人阶级捍卫民主权利的意识，又体现了孙中山主政广东时的政绩。尤其是1922年1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的《投资家信任新政府》一文，对广州的建设事业给予了积极正面的报道，在舆论上对孙中山主政广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使广东财政的健全与北方的混乱状况正好形成鲜明对比。[6]1923年6月，《广州民国日报》创刊后，对孙中山及其组建的广州政权给予了最有力的舆论宣传，为海内外及时了解孙中山及其政权的动态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思想观念传播和舆论宣传造势上，为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提供了最积极的舆论支持，甚至成为国民党抨击中外敌对势力的主要舆论阵地。

无论是创刊于1916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还是1923年6月创办的《广州民国日报》，均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国共合作前，就自觉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反对军阀和外国侵略，主张妇女自由、男女平等。尤其是1923年5月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伧，联合柳亚子、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发起成立新南社，其宗旨是整理国故，引纳新潮，提倡人类的气节、发挥民族精神、指示人生高远的途径，明确表示其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族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7]

但是，1923年11月，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部成立后，决定将《民国日报》改为上海执行部的机关报，意味着《民国日报》编者尝试建构革命文化、学术团体，以促进社会革命的意愿和行为，随着上海《民国日报》转变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机关报而终止。同样，《广州民国日报》也于1924年7月由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接管，同年10月收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其政治和党派的色彩更加明显。[8]

二、“党报”与“喉舌”：《民国日报》舆论宣传方向的转变

如果说上海《民国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在1923年11月前，主要是为了推动新思潮，革新中国文化，引导社会革命，那么，它们在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便逐渐呈现出向“政党性”和“同人性”刊物转变的趋势，其旨在为国民革命运动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因此，它们迅速转变为国共合作时期的“党报”和“喉舌”。

上海《民国日报》的转向和《广州民国日报》的诞生，虽然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支持文学革命、推动新思潮、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们毕竟是商业性的报纸，追求社会性和新闻性是其内在的要求。上海《民国日报》之所以纳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也被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接管，主要在于前者宣传的多为社会主义学说，倚重的是北京、上海、杭州以及江浙等地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社会改造运动者，如上海方面的作者多为星期评论社成员、上海各家书局的编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复旦大学和杭州一师的师生、上海文学研究会作家以及南社作家。而且还经常选登江苏、河南以及武昌、西安等地新文化新文学社团作家的文章，社会覆盖面广，社会影响比较大；《广州民国日报》在版面编排方面重视醒目美观，在新闻标题和排版上有自己的特点，同样设有副刊，并聘请律师和医生，在副刊上增设法律和卫生问题专栏，贴近社会，关注现实，服务大众。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决定通过整合改组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报，使其进一步发挥更大的舆论宣传作用。

上海《民国日报》为了适应新形势，为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其《觉悟》副刊于1924年2月在原来单独8开对折4页基础上，改为16开8页，5月后扩大为16页。栏目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常设的栏目有：评论、讲演、译述、选录、诗、小说、通信、随感录、附载。在这之前，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方面的文章，是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阵地。国共合作后，《觉悟》继续发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著。1924年2月12日至17日，连载了列宁的《农税底意义》，5月12日至30日连载了列宁的《帝国主义》，11月26日至30日，发表了张太雷翻译的列宁著作《马克思政治学》的第一章《阶级的社会与国家》。1925年2月8日出版了“列宁号特刊”，并于2月19日至28日连载了丽英女士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为配合当时工人运动，《觉悟》发表了许多关于劳工的文章。1924年五一劳动节纪念特刊发表了瞿秋白的《五一节之四十年》、恽代英的《中国的五一节》等文章。《广州民国日报》也在列宁逝世两周年时，详细报道了列宁纪念大会实况，其宣传国际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色彩格外鲜艳。

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无论是上海的《民国日报》还是《广州民国日报》，在国共合作后都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宣传策略和舆论方向，自觉地为国共合作摇旗呐喊。尤其是国民党在酝酿筹备改组的过程中，为了扩充和发展国民党在国内革命势力，不仅积极建立健全国民党的各级政治组织，而且加强和改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宣传工作。早在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孙中山就强调，凡国民党员不仅负有为党而奋斗的责任，而且负有“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的责任。他说：“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以主义征服。以主义征服者，是人民心悦诚服也。所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即此之谓也。”[9]上海《民国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机关报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管，就表明国民党力图通过革命组织的完善和革命宣传报刊的“党化”，以提高国民党在革命行动和舆论宣传等方面的一致性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