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主要难点及对策建议

从投资总量看，当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自2023年5月起落入“负增长”区间，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形成“剪刀差”。从行业结构看，当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三次产业中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从主体结构看，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幅有所收窄，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作为投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投资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稳定整体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扩大社会就业重要力量，还是反映市场预期强弱的风向标。2023年三季度以来，民间投资累计增速虽降幅收窄，但“负增长”依旧。如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调动各方投资积极性成为关键。

一、现状：民间投资“负增长”依旧，但降幅出现收窄

从投资总量看，当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自2023年5月起落入“负增长”区间，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形成“剪刀差”。202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从11.4%逐步下跌至0.9%。截至2023年11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仅为-0.5%，相比去年低1.6个百分点，相比于前三季度收窄0.1个百分点，连续18个月增速下滑趋势发生变化，但绝对增速仍处2021年以来的最低区间。2023年1—11月，民间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差达到3.4个百分点，两者差异近期虽有收窄，但仍呈现“剪刀差”特征。

从行业结构看，当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三次产业中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自2022年以来，第一、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增速持续降温，三产民间投资增速于2022年4月跌入负增长区间，由2022年年初的4.6%下跌至2023年11月的-6.1%；一产民间投资增速于2022年7月开启负增长，由2022年年初的6.8%降低至2023年11月的-9.0%。截至2023年11月，一二三产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呈现“2负1正”现象。同比看，相较于2022年同期，一二产民间投资下滑更多，增速下降额分别达5.9和6.1个百分点。然而，环比看，一产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开始收窄，二产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升，但三产民间投资降幅仍不乐观。

从主体结构看，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幅有所收窄，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22年年初的12.7%下跌至2023年11月的-5.3%。同期，个体经营、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由2022年年初的33.7%、38.3%下降至2023年11月的-4.1%、-4.6%。特别地，自2023年二季度以来，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处于负增长区间。2023年11月相较于2022年同期，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2%降至-5.3%，降低了7.5个百分点，连续10个月负增长；个体经营与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4.1%与-4.6%，分别降低了20.9与26.7个百分点，连续9个月负增长。环比看，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处于缓慢回升期，降幅有所收窄，但距离“转正”还有较大距离。

二、成因：内外问题交织，制约民间投资活力

（一）外部看，美西方“去中国化”引致民间投资潜在不确定性增加

一方面，美西方大幅度减少对华订单。美西方对华打压由科技领域兼向制造及外贸领域并举。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2月美国向中国制造业订单同比减少40%。然而，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美国自身需求并没有萎缩，2022年全年美进口贸易额为3.96万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5561亿美元。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和越南成为美国逐步取代中国贸易和制造业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当前，美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加拿大与墨西哥，中国已降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美贸易额仅为6906亿美元，相较2021年下降了651.76亿美元。与此同时，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21年的1090亿美元扩大至2022年的1310亿美元；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21年的810亿美元扩大至2022年的949亿美元。对华订单减少引致外需结构性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投资的活力。

另一方面，美胁迫在华外资及本土大中小企业外迁。2022年美日韩等外资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外迁，并要求海外企业使用原产地不是中国的供应链，这迫使大量本土民营企业被“链主”企业裹挟，开始转向国外布局产业链以谋求低生产成本和规避风险，企业被迫外迁情况愈加频繁。在电子产品行业，除苹果、三星、英特尔、LG等传统大厂之外，富士康、立讯精密、温斯顿、和硕、歌尔等代工和零部件企业也纷纷向东南亚转移产能。2020年，苹果将部分产品的生产线从中国迁移至越南，2022年又将平板电脑的部分生产线由中国转移到越南。2023年，苹果的两大代工厂富士康与和硕均对外表示，将向东南亚进行扩张。2020年，三星关闭在中国的所有工厂，并在越南开设6家工厂，产品用于供应北美和欧洲市场。戴尔计划于2024年开始旗下所有产品将不再使用在中国生产的半导体零部件，并且目标在2025年将50%的产能移出中国。在纺织服装、木材及家居等传统行业，同样出现了产业链外迁的问题。我国色纺纱双寡头之一的百隆东方，2022年约168万锭产能，其中越南产能达118万锭，占比约70%。顾家家居、乐歌股份、敏华控股、永艺股份、美克家居、梦百合等国内家居巨头纷纷在国外开设工厂。调查显示，广东、深圳制造业的工价明显降低，普遍下降至17元/小时，个别行业甚至降低到13元/小时。

（二）内部看，体制机制问题致使民营企业投资扩张积极性受到制约

受准入门槛、公平对待、利润挤压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扩张遭遇制度性障碍，叠加经济周期性因素影响，民营经济投资积极性受到制约。一个突出表现即是民间资本参与政府重大项目持续低迷，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的整体上参与程度远远不够。国家发改委2023年5月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各地共推介相关项目5万余个，其中9000余个吸引到民间资本参与，占比18%。民间资本参与重点建设任务持续低迷。究其原因：

一是从行业准入看，实践中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行业的“玻璃门”“弹簧门”障碍仍未破除。据统计，国有经济投资领域约80个，允许外商进行投资的领域约60个，允许国内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却只有30多个，进入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仍有严格的限制。类似高速、铁路等“稳盈利”工程项目，均由政府或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民间资本很难分到“蛋糕”。特别地，部分地方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合理的准入门槛，如施行“明准实禁”式的招投标流程，划定可参与招投标企业范围，或是审批、备案流程过于复杂致使企业只能“知难而退”。

二是从成本利润看，受全球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影响，部分民间资本投资主体陷入效益下降、现金流紧张、再投资能力不足状态，民营企业尚处于后疫情时代前期不确定性的消化恢复期。一方面，随着有关政策的落地与机制的优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虽然得到较大缓解，但问题依然存在。民营企业的投资成本较高，整体投资决策偏谨慎。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参与投资规模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时，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民间资本“有心无力”。一些重大分包项目往往存在相关信息不够透明公开，民间资本对如何参与投资缺乏通道，外加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市场预期不稳，民间投资主体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向上游扩张升级受阻，在中下游行业“内卷”加剧，致使行业利润率下降。投资回报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资本的投入。

（三）地方看，部分产业基金内卷化投资与招商不良出现挤出效应，削弱民间投资积极性

一方面，是地方产业基金“内卷”致投资风险增大。多地政府加快布局政府引导基金，基金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地域越来越下沉、激励越来越高。根据投中研究院《2022年政府引导基金专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各级政府共成立1531只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累计达27378亿元。调研发现，基金规模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大量产业基金涌入新产业领域往往推高估值，使得项目后期盈利十分困难，民间资本只能观望。二是地方“内卷”化招商致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互挖墙脚，盲目攀比优惠政策，以高额产业基金奖补诱惑搬迁，造成企业“水土不服”、经营不善，也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较多地区招商引资盲目求大，热衷于吸引外来成熟的大企业，偏好招大引强的考核指向，只招“大商”，不做培育，导致项目落地率、开工率低迷。不关注本地中小企业的增资扩产，不对等的土地、税收等措施也对既有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长期来看，在造成资金要素浪费的同时，也将影响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积极性，对地方营商环境的优化亦将产生负面效应，进一步制约了民间投资积极性的提升。

三、对策：有效带动民间投资活力的建议举措

一是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法治化建设的关键是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安全的经营环境，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这要求：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主体的自主经营权，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微观主体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严厉打击侵占民营企业合法产权行为，严格控制行政部门超权限使用执法工具，依法办理一批侵占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着力加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力度。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建立健全企业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为民营企业发展设立合理的容错空间。不断适应民营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要，强化数字技术应用，与时俱进创新优化市场监管和服务方式，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二是发布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准入负面清单。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以负面清单式的推进方式，着力破除民营企业成长中面临的制度性壁垒。健全重点案例督查督办机制，完善全国数字化项目投资合作及监管平台，开展全社会协同监管，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创造公平市场准入环境。着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要求，确保“一单尽列、单外无单”，各地区各部门不得自行发布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扎实做好清单落地实施工作，确保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不得另设障碍。

三是支持民间投资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依托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工程，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混改方式参与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服务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对于交通及相关站场服务设施、水利、城市基础设施、节能降碳等领域重点项目，持续强化运作运营的市场化水平。涉及政府配置资源的能源类开发计划，要提前向社会公开，并向民间资本推介。

四是深化开放发展稳定市场预期。积极搭建亚洲经贸共同体，加强与亚洲成员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注重创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把握RCEP中互相开放服务市场有利条件，推动服务贸易开放，提升跨境技术贸易市场的有效性与覆盖范围，降低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性，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低于国际政治经济风险的能力。可推动向遵守WTO规则的亚洲共同体成员单边开放，全面降低关税，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持续释放中国市场吸引力，进一步稳定外资外贸市场。 推动贸易便利化，加强海关、质检等部门的合作，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以中欧经贸合作深化为示范，为中国及世界经济复苏增强信心、稳定预期。

五是完善政府引导基金顶层架构和制度设计。在总量设计、结构设计、投向设计、风险容忍等方面，研究完善政府投资基金的制度体系。明确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位和目标，明晰基金的投资方向和重点领域，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应对等，确保基金的安全和稳定。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对基金的投资效果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确保基金的运作合规合法。鼓励各省及时制定产业基金实施细则，坚持市场运作、防止行政干预，坚持科学监管，避免形成监管盲区。打破区域限制，结合区域一体化协同战略，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合理控制基金规模和投向，避免重复建设。

作者简介：潘士远，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科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中心主任。

（编辑：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