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党政治作为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点更为凸显，政党品质和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变量。论述政治文明形态的“一般”与“新”的不同特征，阐明“既有”政党制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时代条件、运行机制、标识性内涵，阐释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衰退，论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特征、实践优势与光明前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发展意义。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西方政党政治；政党制度类型；政治文明新形态；政党比较

一、政治文明形态的“一般”与“新”的不同特征

政治文明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所谓文明，首先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它是自然与本能状态的对立面，是人类创造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物质文明的表现形式为器物，精神文明的表现形式为价值观念，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为制度体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结合的产物，是特定精神文明的凝聚积淀，又是以特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和载体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主要是指人们在获取、运用和影响公共权力，以进行利益分配政治过程中的文明状态，它包括政治理念（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政治文明的实质和核心是政治制度文明。人类政治意识系统从价值取向上讲，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等这些政治理念，它是一种观念形态。政治文明通过一定的行为形态呈现出来，并带有一定的标识性和价值意义。这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应具备的一般特征。而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或者说载体是制度建设，因为只有政治制度才能规则政治理念和规范政治行为，理性化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的协调只有通过政治制度才能体现。而政治制度又必须依靠人们的政治组织——政党的推动。[1]

进入21世纪后，政党政治在各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彰显，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同政治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虽然在个别国家，政党在兴衰交替中名称有所变化，但是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没有发生改变。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族群中，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2]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政治格局、全球发展格局、世界政党格局等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推进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新老问题与复杂矛盾交织叠加，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性挑战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愈发严重。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政党政治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点更为凸显，政党的品质、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政党制度文明程度都极大影响国家的治乱兴衰。在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中，政党制度的标识性意义和政党政治作用的文明形态显示出愈益重要的价值。

二、“既有”的政党制度形态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从世界历史看，政党萌芽于17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到19世纪早期的英国和中期的美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并存在于当代世界的有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社会党、宗教型政党、绿党等各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政党。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具有领导政治发展的地位。世界各国通常有一个或几个政党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无论是总统制、内阁制或是采用其他政治制度，国家的政治领袖通常是政党的领袖。政党和政党制度普遍存在于当代世界各国。就一般而言，当今世界各类政党制度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运作方式和规则，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特点，如参与选举。政党制度的运行以定期选举为核心，但在各个国家选举制度又有所不同。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两党制，两党制是通过总统选举实现的。美国政党执政的标志不是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而是取得掌握行政大权的总统职位。总统选举（大选）同国会选举（中期选举）分开进行，行政权力不从国会中产生，因此，国会中的多数党与少数党并不构成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并不一定是执政党。所以美国经常由两党的对立演变为总统与国会的严重对立。英国则是议会制的两党制，两党的轮替是由议会下院选举所得的席位决定的。谁在议会中占半数以上议席，就组成一党的内阁，成为执政党；在议会中占有次多席位的另一政党则为法定的反对党，组成“影子内阁”，承担反对党的责任，批评执政党的政策。长期以来，英国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多党制是一国之内多党并立、互相争夺政权的政党制度，它发源于法国大革命。同是多党制，在法、意、德等国运作方式又各不相同。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制的多党制，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是其突出特点。在法国则为“半总统半议会制”的多党制，这种体制使总统的权限明显扩大，议会权力较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强，自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总统和总理“双首长制”的左、右共治，但是这一特点在2017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后因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改变。德国的多党制则实施“门槛条款”，即规定只有得票数达到有效投票总数的5％以上或直接取得三个议席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以克服因政党林立难以形成有执政能力的多数而导致政治上四分五裂局面的弊端。日本实行议会制的多党制，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在1955—1993年和2012年至今都形成了自由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局面。

西方现代民主理论认为，选举是现代国家公民参与公共权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了现代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承认，同时也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选举制度由有关选举的原则、程序、方法按法定方式形成的具体制度所构成，在每一个国家往往各有不同。不同政体下，选举的重心是有差异的。在总统制国家（如美国）和总统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国家（如法国、俄罗斯），全国性大选的核心是总统，其次才是议员。因此这些国家选举制度所要规定的重心在于对总统选举的制度化。议会制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大选的核心是议会的下议院或众议院议员，这些国家的国家元首不是国家权力的重心，政府首脑（首相、总理）是从下议院多数党或多数党联盟中的议员中选出，因此议会制国家的选举制度的重心在于对议会选举过程的制度化。[3]在各国选举制度中，英美等两党制国家采用简单多单数制，其中美国的总统选举采取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人团”制；法、德、意等多党制国家采取比例代表制，法国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均采取多数两轮投票制，德国议会选举则实行“一票投人、一票投党”的两票制。各国选举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良莠不齐，“选举制度的良窳，直接关系着民主政治的品质。”[4]有的选举制度实际运行的效果背离了当初的设计目的，然而因牵涉到宪政原则而难以纠正。政党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之间激烈竞争，不同政党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在政治上对立对抗。既有的政党制度形态都是以选举结果决定哪个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出任总统或是占据议会席位的多少，以政党的竞争、抗衡、冲突为主基调，以政党轮替、上台下野、轮流执政为目的。它不仅是当代西方国家所采纳的普遍政治原则价值和政治体制，还外溢到20世纪以来取得独立的亚、非等发展中国家。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混乱固然有其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原因，但也与在外力的影响下，没有找到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把这些近几百年来“既有”的并被西方国家视为圭臬的政党制度称为旧的政党制度，代表着政党政治文明已有的一般形态。西方各国政党以取得选票、我上台你下野为第一要务，以分裂、分立和求异为主要特征，因此政党轮替实际上造成下一个执政党对上一个执政党及其政策的清算，使政党在政治上短视而难以有长期规划、对社会大众空头许诺成为常态，也造成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和互为否定，这些弊病势必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深刻影响。虽然面临的困难重重，但实行这一形态政党政治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依然是大多数。2024年全球有超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上演选举大戏，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选举牵动世人神经，政党竞争和选举结果对这些国家的政局来说意义重大，对地区和世界形势也会影响深远。

今天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两党制与多党制，也不同于中外一些国家曾实行过的一党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政治文明新形态。包容性是这一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共同的政治意识主导下，代表多样的社会基础和不同界别群体的各政党并存，它们在奋斗目标、国家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具有一致性，这是凝聚共识的基础；第二，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为不同政党的利益表达提供畅通有序的制度保障；第三，各政党的不同见解能通过民主协商形成并凝聚共识，达到融合，产生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政治引领作用；第四，各政党之间承认差异、正视差别，用合作与协商的方式对待处理差异和差别；第五，执政党具有主导和领导地位，民主党派具有合法的政治地位，以参政党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第六，参政党承认和接受执政党的指导与领导，同时对执政党进行民主监督。[5]政治文明新形态要求各政党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包容性是新政治文明的核心，也是新型政党政治的灵魂和重要特征。

这样一种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的，即：既不是绝对的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各政党有过亲密合作历史，相互承认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和作用，在政党生命方面可以长期共存和发展。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关键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作为组织者和领导力量，把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组织者、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训政制度，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了与各中间党派合作的统一战线，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立了新中国并建立了多党合作制度，解决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在之后的70多年，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国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一政治文明新形态为世人所关注，特别是为“全球南方”那些既想保持独立又想得到发展的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衰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政党政治方面，西方国家理想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的现实之间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特别是2016年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断上演的政治戏码，颠覆了人们以往的理论观点和基本认知，西方国家出现了因政党制度的严重衰退导致政治衰落的趋势。[6]

（一）美国政党制度的衰弱和文明形态的扭曲

美国曾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原型和典范，但近年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对抗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政党极化成为常态。政党极化进一步导致美国社会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分裂，导致“否决政治”日益猖獗，并最终在美国本土引发宪政危机。具体而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选举政治逐渐发展成为选票政治。选举投票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美国所倡导的西式民主更是把选举本身视为最高成就。政党的职责本来是在每次选举中通过政策纲领规划社会的长期目标去引导选民，让选民信任其政策主张并为其投票。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党严重淡化本应担负的政治责任，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将特定议题作为出发点去迎合选民，如堕胎、移民、控枪。在这种情况下，选民被某个特定议题或承诺所吸引，选举民主产生短视性。同时，过于频繁的选举和剧烈斗争导致政党无法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政党更多考虑的是政党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是自己如何得到执政的短期利益而不是保障社会大众的长期利益。因此，缺乏长远目标和效率低下成为美式选举的最大特点。再加上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设计，如“选举人团”制度和赢家通吃的原则、选举各环节缺乏统一规定、选举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操办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政党等，美国全国性选举常常成为两党争斗的主要战场。选举政治被两党政治所裹挟，从“谁是选民”到“如何投票”，从“设计选票”到“如何计票”，两大政党组织均通过设置迷宫般的行政程序，使“民主”从目的沦为党争的手段。

二是政党极化导致国家社会政治极化。近年来，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党极化现象严重，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共和党主张基督教保守主义，维护下层白人的利益，反对堕胎、同性恋，主张控制移民，以维护家庭等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者自居；民主党则主张所谓自由的进步主义，代表LGBT（性少数群体）、吸食大麻者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为争取选票反对控制外来移民。两党针锋相对，因修墙、堕胎等问题逐步演变为全面的社会政治极化。美国两党内精英意识形态分化愈严重，传递给选民的党派性信息也就愈强烈，选民更容易分清两党政策主张的不同，使他们产生党派性很强的观念，加强其与政党的内在联系并强化其政党认同。换言之，两党的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清晰化使公众更易选择与其在这些方面相一致的政党。

三是社会政治极化导致宪政危机。社会政治极化反弹到政党政治层面，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选举竞争方式，即政党制度的运行不再趋中和整合民意，而是比拼“互黑”。施政过程中两党的互相对抗通过三权的相互制约发展到“否决政治”，更进一步发展到“报复性政治”。从近两年拜登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两党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两党都以置对方于死地、把对方送进监狱为目的。三权不再分立，司法机关通过法官的党同伐异干预政治进程，政权交接过程充满冲突对立和恶斗厮打，2020年1月6日攻占国会大厦事件是典型案例。换句话说，美国政党政治的运行规则和竞争方式，即两党竞争中政权的交替，不再是平和与平稳的。美国政党那种“不为反对而反对，你可以不赞同对方的政策或执政理念但必须合法与理性地反对”的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究其根本，制衡宪政体制与极端主义政党政治之间的冲突，是宪政危机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