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提出，鲜明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话语的自觉重塑和自主建构，彰显出高度的制度自信。从制度自信的角度，构建具有公信力、感召力、说服力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关键是加强基础研究，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从历史、主体、关系、机构、机制、功能、文化、比较、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既有世界性又有中国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以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指导实践的前瞻性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的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点是融通内外交流，一方面要推动国内各方努力形成话语共识，另一方面要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跨文化、跨语境、跨国界传播，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效能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话语优势，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使这一制度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了解、理解和认可。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国际话语权；制度自信

一、“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的提出彰显制度自信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经过70多年的风雨洗礼，这一制度的理论不断发展，实践日臻完善，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1]。与此同时，作为“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攻击诋毁的重要目标。在这一关乎国家建设和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3]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是当代政治舞台上最主要、最活跃的角色，是各国国家治理过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政治主体。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当今世界，所谓政治几乎就是指政党政治[4]。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20多个是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政党。在现代政治框架下，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形成的制度性政党关系、行为规则和运行形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不仅规范着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功能和运作方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5]，是现代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中国基于本国国情、以自己的方式对政党政治这一普遍性问题作出的回答。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把这一制度背后的各种道理尤其是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或者说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这必将是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作出增量性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标识性概念，鲜明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话语的自觉重塑和自主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从原来更多强调多党合作制度的“中国特色”，到如今在“中国特色”基础上更加强调这一制度的“新型”特点和优势，更有利于讲清楚一个基本道理，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有根有魂、具有内生性，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话语转变的背后，体现的正是高度的制度自信。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全国两会等重大场合安排民主党派中央主要领导人亮相并发声，都是彰显制度自信、展示制度形象、扩大制度影响力的有力举措。

构建具有公信力、感召力、说服力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任务和要求，中央最新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关文件作出了专门部署。当今世界，话语权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而言，挨打、挨饿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现在面对的是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至关重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这项制度要真正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说得响，一方面要靠实践有效，即用事实说话；另一方面要靠逻辑自洽，即用道理说话，尤其需要建立一套自己讲得通、别人听得懂并且听得进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干得好、讲得好，才是真的好，才是真底气。

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关键是加强基础研究

要从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从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中、与世界上各种类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中，系统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理念、结构样态、实践形态、运行机制、功能作用、发展空间、世界意义、文明价值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以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指导实践的前瞻性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的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力，努力为世界提供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更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讲清道理，需要揭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文化基因、历史渊源、价值功能、特色优势总结好、提炼好、概括好。讲明学理，需要推动纳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计划，建设一批理论研究基地，推动党校、社科院、社会主义学院、高校等加强对重大基础问题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构建相关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讲透哲理，需要对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政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现代政党诞生于西方。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研究给予了足够重视，形成了丰富的政党学说。纵览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非常广泛。从政党本身出发，西方政党理论针对政党的定义、政党的功能、政党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政党外部来看，西方政党理论着重从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两个维度出发，集中探讨了政党与社会结构、政党与社会资本、党国体制、政党法、政党财政等关键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少学者对政党的未来，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政党及政党政治的转型趋势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和研究。在我国，学者对政党的关注是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展开而出现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和世界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全面，国内学界对政党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更加注重把各类政党作为整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并从中发现政党活动中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6]，“政党学”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综合来看，中外政党学的知识谱系大致包含以下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发生学。主要研究何为政党，政党如何产生？政党到底是代表部分，还是代表整体？政党究竟是冲突的力量，还是整合的工具？二是政党历史学。主要研究政党的演变，包括观念、组织、技术、形象等方面。三是政党组织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成员、组织、目标、活动、经费、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律等），以及政党自身建设（党员招募、党内教育和培训、政党形象塑造；党内民主；政党经费的筹集和管理等）等问题。四是政党文化学。主要研究政党意识形态，党章、党纲，党徽、党旗、党歌，党刊党报，党员纪律，党内民主生活等。五是政党政治学。主要研究政党如何推动国家政治的运行，具体包括政党的功能、政党与国家权力（政党与代议机关、政党与行政机关、政党与司法机关、政党与军队）、政党与民主政治、政党与政党制度等。六是政党社会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政党与社会整合（政党与阶级关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政党与政治沟通，政党与媒体，政党间关系（党际关系）等。七是政党类型学。主要研究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及分类体系。八是政党比较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及政党制度之间的比较。九是政党发展学。主要研究政党发展的环境、动力与前景等问题[7]。这样一个知识谱系为思考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可考虑从历史、主体、关系、机构、机制、功能、文化、比较、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既有世界性又有中国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

然而，现有的理论远远没有把丰富多彩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背后的逻辑和道理讲透彻、说清楚，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今天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不能简单地在改革开放成就与新型政党制度有效性之间搞“循环论证”，需要进一步讲清楚新型政党制度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从学术话语看，这就是要讲清楚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研究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入。但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光把中国共产党讲清楚还不够，还要讲清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讲清楚这样一种以“1+8+1”为主体框架，以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政党制度，其背后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哪些是中国的特色和个性，哪些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的规律和共性。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从全球视野、全局眼光的要求研究和思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时候，讲清楚普遍意义和规律性原理并且能被更多人理解和认可的时候，相较于一味强调这一制度的中国特色与个性，更有说服力，更有意义，也更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这项制度的自信。诚如有学者所言：“当我们强调政党制度自信时，应不是仅仅强调中国政党关系独特而自信，而是须说明这种独特是建立在普遍共性基础上的，是更高一层的独特，这样才是真正的自信。因此，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关系，需要论述这种‘特色’之中蕴含的普遍性，证明特色不是特立独行，而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或特色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8]

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点是融通内外交流

要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国内各方应努力形成话语共识。客观而言，目前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内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之间，高校和党校、社科研究机构、社会主义学院的研究者之间，官方和民间，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之间，话语体系不一致，交流对话有一定的难度，不同程度存在“自说自话”“圈内循环”等相互割裂现象。因此，当前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要逐步打破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部门、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大众传媒等机构、组织和单位之间的话语壁垒和藩篱，围绕着如何进一步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这一共同任务，加强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实践者、传播者之间的跨界对话和交流，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范畴、表述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和共同话语，推进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一体化建设[9]。另一方面，面向国外，要努力把握世界各国政党的研究兴趣点、利益交汇点、议题聚焦点、情感共鸣点，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把新型政党制度外宣工作纳入国家总体外宣大局和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发挥国内主流媒体对外新闻发布平台作用，用好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改进叙事方式，创新宣传手段，扩展宣介渠道，提升传播效果，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跨文化、跨语境、跨国界传播，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效能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话语优势，使这一制度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了解、理解、认可。

在面向国外尤其是国外普通民众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时，采用“求同存异”的策略往往更有效，这意味着强调与他们熟悉的政治概念和价值观的共通之处，同时承认并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之处。从人性上说，人们更容易理解熟悉和类似的事物，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异的事物。“求同存异”意味着通过诉诸“同”的方面来让对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只是说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困难[10]。首先，可以通过强调共同的目标来建立共鸣。例如，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同样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福祉等方面的目标，让国外民众感受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追求，从而降低他们对陌生性的敏感度。其次，通过突出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解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包括强调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治理理念，以及对民主和法治的理解。这样的解释有助于国外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发展过程。此外，通过实际的案例和事例来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作方式。运用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向国外民众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如何回应社会需求。这有助于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制度的实际运作，减少对制度的陌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