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今年正值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100周年。这次合作开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之先河。孙中山当时作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与发展，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论及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而“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他在后来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又号召大家应纪念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来追述孙中山在其中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就会发现他实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缔造者、坚持者和守护者；其彪炳史册的领袖风范与革命勋业，至今仍为人们所景仰和称颂。

一、孙中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缔造者

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之问题，是共产党人依据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倡导与提出来的，但这次合作能否建立与实现，则主要取决于孙中山的抉择和行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孙中山为捍卫共和与重谋国家统一而进行艰辛奋战的岁月里，一方面是世界革命局势因1917年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胜利，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国民主革命在1919年之“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也迎来了新阶段。受此影响，孙中山反帝反封建之民主革命思想有了新发展，并认识与接触到新的革命力量。于是，他在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决志探索新的救国路径。就在孙先生再次开府广州、担任非常大总统进行第二次护法斗争之际，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于1921年7月在上海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共中央在列宁关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之共产党，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以“帮助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民主解放运动”这一理论原则之指导下[1]，加上又认真地总结与吸取了领导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所要打倒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任何党派的孤军奋战与分散的各自为战，都难于承担此重任，而必须建立一个民主革命派联合的统一战线，才有可为。因此，中共中央在1922年6月的时局宣言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和“真的民主派”，应“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2]。接着，中共在第二次全国党代会上又重申这一政治主张，并通过了相应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希望国共两党能通过平等的党外合作方式，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然而，在当时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提出的这两党平行联合之方案，并不为孙中山等所接纳。因为国民党的成立时间早，其此时的实力与影响力相对更大，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人数少，无军队，无根据地，又无法公开进行活动，故被廖仲恺等人视为“小党”[3]。因此，共产党人倡行的国共两党合作应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及其能否合作成功，关键取决于国民党之领袖孙中山的态度。事实表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帮助下，对两党第一次合作革命统一战线之实现，的确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首先，孙中山联俄、联共思想的确立，及其欢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合作，这才使国共合作之实现成为可能。孙中山选择联共，总的说来是他紧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的表现，具体而言则是由内外方面的多重因素促成的：就其外部因素来说，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不断打击；共产国际与苏俄代表对他革命事业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他处于绝望之际所给予的支持等——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了孙中山，促使他进而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4]，“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5]。由此出发，孙中山坚信中国革命必须以俄为师，国民党必须实行联俄；而其联俄就不能不联共，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就其内部因素而论，一方面是孙中山在1922年6月经历了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而与共产党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6]；另一方面，他又从苏俄共产党由于得民心，故能快速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中，省悟到要将国民党“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也须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才成。总之，孙中山看到了国共合作之必要性，及两党力量联合起来的重大价值和作用，而愿意亲力促成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以便携手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斗争。

其次，关于国共两党采取何种方式来合作，这个问题是由孙中山决定的。对此，马林和孙中山皆想到了党内合作之方式——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内来合作共事，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且孙中山还坚持必须这么做。如他1922年夏在广州同共产国际与苏俄代表达林会谈时，郑重申明：“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中共中央在1926年的致国民党函中也曾述及此事：在“决定合作政策之初，……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现亦可适应此种合作方式”[7]。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马林和中共中央发出的“八月指示”中，认为 “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并明确要求“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组织”的活动[8]。在此情况下，再加上马林的督促，中共领导层终于在1922年8月28日至30日的杭州西湖会议上，基本“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原则”。1923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一月指示”中，又重申了此原则。中共在同年6月的广州“三大”会议上，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中共这项重大决策之确立与实施，既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遵办，也是对孙中山意见的尊重。它大大推动了国共合作之进程。

最后，孙中山是指导国民党进行改组，及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直至两党合作完全实现的主要领袖。孙中山于1922年9月在上海亲自启动了这项工作。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后，在苏俄顾问等的协助下，使该工作之进展从10月开始步入了快车道：孙中山先是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让他为党的改组事出谋划策，及制定相应之规划。接下来，孙中山又于当月中下旬，先后委派由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邓泽如、谭平山等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责成其具体筹划和办理改组的各项工作——包括着手起草宣言、党章与党纲草案；进行并搞好广州、上海两地之改组试验，以建立市、区两级地方党部；指导各地选出参加全国党代会的代表；统一宣传机关，建立讲习所和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孙中山在开展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坚决排除来自党内外的各种阻力，以全力保证改组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与完成。当时，他一方面经常出席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或听取该会的有关汇报，以过问改组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又多次向广大党员宣传改组的意义和目的，指出本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旨在巩固基础，振奋革命精神，“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并号召大家积极投身于此项工作。孙中山还指派了国共两党部分成员为出席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上述各项工作促成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顺利召开。

孙中山是国民党“一大”会议的灵魂：他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其中的5次重要会议和闭幕式；他指派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主要议案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会间先后提出过两份议案，并发表了9次演讲——强调国民党之“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在孙中山的主持下，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该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选举产生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其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国共两党主要骨干组成；大会还在孙中山既定的联共政策之指导和推动下，最终顺利通过了允许中共党员跨党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而使国共党内合作成为定案。总之，以上大会议程的圆满完成，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之正式建立。

参加过国民党“一大”的毛泽东，后来充分肯定孙中山缔造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指出：“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这种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其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

二、孙中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践行者与领导者

孙中山晚年始终虚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信赖而坦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这使他成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忠实践行者和卓越领导人。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中山热情欢迎跨党的中共党团员，特别是让“北李（大钊）南谭（平山）”帮助其进行改组筹备工作，在坚持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方面身体力行地做出了表率。他早在1919年开始寻找新的革命出路时，就与李大钊等有过接触。1922年8月下旬，孙中山又在沪上与李大钊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从中“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终于明白“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他真正的同盟者”[9]，因而十分欢迎李大钊能加入国民党，并说：“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0]随后，他亲自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主盟”，充分表达了自己同中共进行合作的一片诚心。受此感召，参加西湖会议的一些中共领导，也紧随李之后纷纷加入国民党。此间，孙中山曾委派陈独秀担任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和国民党本部参议，又派林祖涵为本部总务部副部长。随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正式开展，孙中山于1923年10月19日派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他又特派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以李大钊为临时中央候补委员，让他们与廖仲恺、邓泽如等人一起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还为此专门致函全党说明：该执委会的职责是“商量本党改组问题，详为审议，悉心擘划”。显然，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伊始，就让中共党员进入改组的最高决策机构并担负工作重任——这是他当时与中共合作的方式。

谭平山、李大钊不负孙中山之重托。他俩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一道挑起了筹划与进行国民党改组的重担。因为广州是改组的基地，所以谭平山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广东党团组织，担负了较多改组筹备工作的具体任务。此间，谭平山兼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的书记、组织员、《中国国民党周刊》撰述等职。他与廖仲恺等紧密合作，一起大力宣传国民党改组之意义，共同拟定出一系列改组议案和文件，并认真搞好穗、沪两地改组试点工作——主要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以建立区党部及其分部。李大钊也对改组之筹备工作卓有贡献。他在1923年12月抵达广州后，第二天就谒见孙中山商研建国大纲等问题。随后住在大元帅府宿舍时，更是与孙先生“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由于临时中央执委会两党成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党改组的各项筹备事宜得以如期完成。

为保证国民党“一大”能顺利召开以完成改组任务，推选出参会代表之事至关重要。孙中山在会前指定各地的两党与会代表时，亲自指派了9名中共党员为参会代表，另有各省的17名中共党员，则在他的关怀下当选为会议代表。这就保证了国民党“一大”是一次国共合作的大会。孙中山在“一大”会上，指派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让他参加了大会宣言、党章草案及宣传问题三个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又同意谭平山在会上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并让他参加了党务、党章草案两个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孙中山还亲自审定李大钊、谭平山及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10名中共骨干，作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所有这些，皆彰显出国民党“一大”是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共两党全面合作的大会。这无疑是孙中山始终坚持实施“联共”政策结出来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