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摘要】进入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的提出，表明我国在政党制度领域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构建相配套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迎来崭新起点。把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相对分散的理论观点、话语元素进行系统化归纳，能够为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相应框架和丰沛资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可以概括为：立足大历史观，以“类型论”为架构牵引，阐明坐标定位创新性；观照中华文明，以“发生论”为逻辑原点，阐明形成路径内生性；深入结构机理，以“结构论”为分析框架，阐明关系格局科学性；突出效能导向，以“功能论”为评价标准，阐明治理运转有效性；坚持发展眼光，以“发展论”为价值旨归，阐明前景走向先进性；占领道义高地，以“文明论”为世界愿景，阐明政治形态世界性。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政治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指出：“要积极创新话语体系、提升传播能力，面向海内外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论与实践的系统集成和科学表达，是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面。新型政党制度确立和发展的70多年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政党制度的方针政策和实践机制不断作出完善，形成丰富的理论观点和话语表达。进入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的提出，表明我国在政党制度领域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构建相配套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迎来崭新起点。

目前，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及主要领导人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尚缺乏系统完整的梳理，制约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解决这个问题，亟须把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相对分散的理论观点、话语元素进行系统化归纳，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中建立理论自信[3]，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4]，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下面从六个方面对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类型论：从“特色”到“新型”的坐标定位创新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现代政党政治中独辟新径、独创新制[5]，是对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全面理论总结，是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全新类型定位。此前，我们主要从区分“中外”角度用“中国特色”来描述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国特色”话语着重阐明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则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类型定位作出原创性理论界定，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和话语构建从国别特色定位提升到世界整体定位的高度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是阐明这项制度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归属是中国，其建构取向契合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制度类型。它既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存在本质区别，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二是阐明这项制度是“新型的”而不是“旧式的”。旧式政党制度以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为主要模式，集中表现为竞争性选举、组建政党联盟、三权分立与制衡等运行样式，同时还包括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和长期共存、民主协商的全新政党政治运行样式。

三是阐明这项制度是“世界的”而不单是“中国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我国政党制度放置到世界政党制度的“百花园”中进行定位。我国政党制度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建设探索中以全新的政党观创立了崭新的政党制度类型。

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完全跳出了西方既有的政党制度分类标准，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统一，为建设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了前提基础。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立足大历史观，着力阐明这项制度全新“坐标”内涵。

二、发生论：从“社会历史必然选择”到“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的形成路径内生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论断表明，这项制度不是“舶来品”，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础。新型政党制度既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优秀文化传统相适应，也符合人类混合政治文化的有益成果[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中华文明沃土，汲取中国历史的价值取向、中国制度的文化底蕴，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和话语资源。

一是阐明这项制度契合中国大一统历史取向的现实要求。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前政党政治乱象的主动避弃。民国初年仿效西方搞多党制的失败以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全面破产，都表明中国政治发展需要选择既有领导核心、又有民主活力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建立符合中国大一统历史取向的政党制度，在建立现代国家中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吸取近代以来政党政治乱象的教训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感召而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与创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传承发展大一统历史并历经艰辛探索、屡次试错后作出的正确历史抉择。

二是阐明这项制度孕育于中华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社会文明交融的土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践行的团结、合作、协商等政治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重要元素高度契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高度适应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善于借鉴人类社会依靠政党组织和治理国家的有益成果，并对其中合理方面进行吸收转化。

三是阐明这项制度反映中国经济基础的政治要求。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和多种社会阶层长期共存和共同发展，一方面决定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另一方面决定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参政地位，要求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绝不能搞一党制。

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性形成路径表明，一国政党制度不可能凭空产生，而要以特定的社会土壤为依据。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观照中华文明，着力阐明这项制度的深厚“本土”内涵。

三、结构论：从“统一战线制度载体”到“政治共同体”的关系格局科学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起源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与新中国建政需要，并在随后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而成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理论方针政策完善和法治化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党间统一战线政策安排升级为国家制度体系中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政治共同体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载体，以人民政协为合作机构，把各政党和各界别等纳入中国政治体系之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制度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提供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为人民民主提供实践路径与制度平台，蕴含丰富的理论与话语元素。

一是阐明“领导—合作”的政党与政党关系。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尤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提供秩序、维护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正是结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四分五裂状况，以强有力政党集中统一领导和多党派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

二是阐明“执政—参政”的政党与政权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在共同目标和一致追求的基础上，执政党和参政党形成团结奋斗的有机整体。

三是阐明“代表—联系”的政党与社会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执政党坚持走群众路线、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参政党协助执政党反映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与执政党一道共同塑造社会共识。这与西方政党制度中各政党为了选票而朝令夕改、漫天许诺造成的社会撕裂形成鲜明对比。

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安排提供大型国家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多元一体政治秩序、多政党合作治理、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形成能够整合复杂多样性的政治共同体。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深入结构机理，着力阐明这项制度的“科学”内涵。

四、功能论：从“建立中国之制”到“锻造中国之治”的治理运转有效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党领域的生动实现，有效衔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既有稳定又有包容的团结合作型政治、有为协商型政府、向心凝聚型社会，展现了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巨大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障我国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促进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促进以“中国之制”锻造出“中国之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体现出多个方面的治理功能，以新型政党政治成功驱动中国式现代化[7]，确立了科学评价政党制度的自主标准。

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社会各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促进高质量发展。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独特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亲历者实践者助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实现高效能治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和国家治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共同致力于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治理中进行广泛的合作协商，保持了政权稳定、政策连续、政治资源最优配置，为实现当代中国“两大奇迹”作出了重大贡献。相比之下，当今西方政党制度中“否决政治”频发、“政党恶斗”频现，诱发西方国家决策短期性、治理低效性和社会撕裂性。西方政党制度实践效能与其理论描述、话语宣传形成极大反差，表明政党制度评价标准不能脱离现实、不能定于一格。

三是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政治生活、实现民主权利提供了真实广泛管用的有序政治参与渠道。人民群众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高层次需要，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过程纳入政治体系并被转化为公共政策。这为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社会尊重、实现自身价值、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层次需要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务实的民主观、政党观、人权观，把政党制度优化国家治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评价原则，坚持以实效作为评价政党制度科学管用与否的基本标准，跳出了西方以抽象的“民主人权”、片面化的“竞争选举”来评价政党制度的预设思维和垄断标准。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突出效能导向，着力阐明这项制度的“有效”内涵。

五、发展论：从“顶层设计”到“价值开发”的前景走向先进性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上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议题[8]。要进一步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包容性、有效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对自身发展走向的动态性进行分析，消解一些把我国政党制度具体机制和实践运行层面的不足上升为整体政党制度问题的话语陷阱。

一是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发展走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结构为“1+8+1”即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固定格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安排能够不断把新兴力量纳入政治体系，而不需要如西方国家通过创设新政党来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深入论证这项制度的开放性特点和包容性功能，展示中国特有政治力量吸纳机制的实际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