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众所周知，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

早在四千多年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很多古城。居住在这些古城里面的，有蜀山氏族，还有其他部族，后来结成联盟，建立了古蜀国。在古蜀历史上，有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记载，通常认为是古蜀国的五个王朝。传说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一个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但传世文献对古蜀国早期历史的记载非常简略，史迹模糊，一直云遮雾绕，给人扑朔迷离之感。

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1]扬雄记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事迹都极其简单，传说的成分很重。常璩《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又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2]常璩的叙述，与扬雄如出一辙，并力图将古蜀事迹与华夏历史相衔接，但同样属于传说。后来唐朝大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更是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由于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早期古蜀历史只留下了一些迷茫的影子，使得后人对古蜀国的人文历史充满了猜测。古蜀国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很多疑问，都成了不解之谜。要揭开古蜀历史之谜，考古资料就成了重要的依据。

一、三星堆揭开了古蜀国神秘面纱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最初的发现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的最初发现，也是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广汉月亮湾居民燕道诚与家人为了灌溉农田，修整水溪时发现了埋藏的玉石器。消息传出后，当时的成都古玩市场一度曾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1934年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征得四川省教育厅与广汉县长的同意，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发现了一些玉石器。新中国成立后，在三星堆设立了考古工作站，特地加强了对古遗址的保护。冯汉骥教授与王家祐先生曾几次前往广汉考察，认为三星堆与月亮湾一带遗址密集，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惊人的考古发现。1986年7月18日在三星堆发现了一号坑，7月25日又发现了二号坑，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和青铜器物，还有金杖、金面具、各种玉石器，以及象牙、海贝，等等。这些丰富而又罕见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品，为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资料，真实地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中国考古界和世界学术界都惊喜地谈论着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近几年在三星堆遗址又发现了6个坑，出土文物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精彩纷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三星堆博物馆以惊人的速度，建成了新的展馆。新近出土的一些重要文物已经在新馆开放展出，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三星堆与古蜀国，因此而更加令人关注，成了学界与民众都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二、三星堆考古发现展现了灿烂的古蜀文明

三星堆有很多重要话题，先说考古学编年。关于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古蜀历史年代的关系，如何对应？王国维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曾提倡“二重证据法”，这对研究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古蜀文明仍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从出土材料看，一号坑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二号坑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这是考古工作者采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一号坑与二号坑出土器物作出的年代判断。这一推测与论证，基本上为考古界学者们所认同。三星堆出土有数量很多的陶质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通常都认为与鱼凫族有关。三星堆出土青铜凤鸟之类也很多，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古蜀鱼凫王朝的遗存。也就是说，三星堆古城应该就是鱼凫王朝所建的一座都城，呈现了古蜀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兴旺景象。

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展示了古蜀国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的精湛技艺，从文化内涵来看，青铜造像群显示了古蜀国昌盛的祭祀活动，它们既是群巫集团，又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可能象征蜀王与大巫师，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铸像了，比史书记载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在咸阳铸造的“金人十二，各重千石”要早约8个世纪。众多青铜人头像应配置木制或泥塑身躯使用，造型装扮各异，有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戴冠和盘辫者，也有五官俊秀、充满青春之美的人物造型，可能代表着古蜀国各部族首领。还有体量很大的纵目人面像，造型极其夸张而又神奇，学者大都认为很可能象征着祖先神灵偶像。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形象地体现和凝聚了神权与王权，共同组成了古蜀国盛大的祭祀场景，表现了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联盟团结与兴旺强盛。

三星堆出土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则表现了古代蜀人对太阳神话的崇尚，以及沟通宇宙的丰富想象。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玉器，有玉璋、玉璧、玉琮之类，制作工艺异常精美，应有专门的作坊与工匠来加工雕琢。这些玉器的使用也与古蜀国昌盛的祭祀活动有关，二号坑出土一件玉璋上刻画的图案，就用多个画面生动传神地描绘了祭祀神山的情景。蜀山氏发祥于岷江上游，所以古代蜀人将蜀山（岷山）视作祖先起源的圣地而加以崇拜和祭祀。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璀璨的金器，譬如金杖、金虎、金面罩等，说明古蜀族是世界上较早使用黄金制品的部族之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庞大，类型甚多。成都平原自上古就盛产水稻，大型的陶器可以储放稻米粮食，有的陶器还可以用来酿酒。这些陶器的用途与数量，充分反映了古蜀国农副产品的丰盛。这些都说明了古蜀国手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兴旺，显示了社会生活的繁荣。三星堆出土了很多象牙，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也出土了大量象牙，透露了当时长江流域和蜀地曾有象群栖息，对了解古蜀国的环境状况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三星堆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其中有猪、牛、羊、马、鸡、犬等，并出土有青铜水牛头与栩栩如生的青铜公鸡之类，说明古代蜀人家畜饲养业也很发达，数量与规模都颇为可观。金沙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鹿角与野猪獠牙，可知当时蜀地的动物资源非常丰富，揭示了古代蜀人频繁的狩猎活动，获得了大量野味，满足了日常生活所需。

三星堆除了一号坑与二号坑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整个遗址范围也做了深入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根据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城墙修筑于商代早期，使用至西周早期。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里作为古蜀国鱼凫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结合文献记载，从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推测，三星堆规模宏大的都城可能是鱼凫王朝国力鼎盛时修筑，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鸟头勺柄便与鱼凫族有关，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图案也透露了与鱼凫王朝的关系。杜宇取代鱼凫成为蜀王之后，三星堆都城仍在使用。后来鳖灵取代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由于改朝换代与政权变更、都邑迁徙与突发洪灾等原因，三星堆都城才被废弃了。开明王朝后来在成都建立了新的王城，考古揭示金沙遗址就是成都早期的“母本之城”。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与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展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由此可知，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繁荣强盛的王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自成体系。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有着悠久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一条是顺长江上下，可能是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往来联系的主要途径。另一条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通过陇蜀之间的河谷与栈道。三星堆出土器物说明，古代蜀人在接受商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繁荣的稻作农业与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都是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各自的不同特色是和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我国的农业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已出现了旱作农业。北方黄土地以种植黍、稷、粟、麦等旱作物为主，南方地区普遍栽种稻谷，至少都有七八千年以上的历史。原始农业不仅提供了粮食，也促进了人口繁衍，衍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 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

其中非常重要的说法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这是古籍中关于农神与五谷起源最明确的记载了。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神后稷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长江上游，和古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3]都广之野，通常就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

古蜀国能够成为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与大量种植栽培稻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等，都是众所周知的重大考古发现，成都平原上还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等8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充分揭示了古蜀文明的兴旺发展。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不仅展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繁荣，而这些一定是要依靠发达的经济状况作为基础的。古蜀的稻作农业很可能在当时已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为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繁华提供了充裕的保障。

古蜀与中原在社会结构方面，也有各自的特点。早期的古蜀社会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政治局面的出现。古蜀国由此在统治方式与典章制度，以及习俗方面都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再者是在观念崇尚方面，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以九为尊，以九鼎代表青铜文化中的最高王权，而古蜀时代以五为尊，以五色象征宗庙。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自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青铜罍，就接受了商文化的影响。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三星堆古蜀青铜文化，考古揭示对滇文化就产生了重要影响。又譬如关于龙的传说和对龙的崇拜就与稻作农业密切相关，最早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盛行于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后来随着稻作农业由南而北的传播，龙的崇拜也流传到了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根据史籍记载，古蜀是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部族，《说文》解释“蜀”字，就是以蚕作为族名，所以蜀山氏又称为蚕丛氏。《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古蜀地区有两次联姻，先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又为其子娶了蜀山氏女。[4]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是有所依据和真实可信的。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山海经·海内经》就有“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的传说。[5]《帝王世纪》《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篇》等也有记述。联姻在上古时期是一种很重要的政治手段，黄帝和蜀山氏联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情，充分说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自上古以来就有密切的往来，文化关系和血脉关系都非常密切。联姻有利于各自的壮大发展，更有利于民族的凝聚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