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原因析论

【摘要】孙中山能够成功创建黄埔军校，是基于当时各方面的原因和条件。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的具体体现。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比较薄弱，这为黄埔军校的最终失败埋下了种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导致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埔军校逐步丧失革命性。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的革命宗旨并未彻底实现。

【关键词】孙中山；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是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孙中山主导创建、具有革命性质的军事政治学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深远影响。孙中山在1924年之所以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其中的原因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根本原因在于孙中山领导的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所有革命均失败了；第二，直接原因在于孙中山以前联合地方军阀开展武装革命的军事策略彻底失败；第三，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为孙中山成功创建黄埔军校提供了可靠的外部条件。

一、根本原因：“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

孙中山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创建了中华民国，只不过“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1]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孙中山1924年总结说：“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2]孙中山反思和总结了这十三年的革命，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旧官僚、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第二，革命党人“行个人主义”及革命党“组织未密”；第三，革命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自觉而积极的支持；第四，“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孙中山明确说过：“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的基础……现在为了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3]针对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和发展。孙中山决定创建黄埔军校，主要是为了解决“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问题。

孙中山从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历史对比中，深刻反思和总结了革命不能彻底成功的原因。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从内部条件来看，中国革命面对的清朝皇帝及清朝政府，已经相当腐败无能，力量并不强大，而俄国的皇帝及沙俄政府相当强大，“可以说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外国列强几乎没有干涉，而俄国革命后，“各国军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无论就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中国革命面对的困难及障碍，要远远小于俄国革命，按理来说，中国革命应该容易彻底成功，但是事实上中国革命彻底失败，而俄国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取得彻底成功，其重要原因不仅在于俄国革命有革命党，更在于有革命军。“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2]，创建黄埔军校就是为了培养自己的革命军。

相较于俄国革命，中国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向来强调通过武装斗争去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和军阀统治，但是，孙中山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实质上都是地方军阀力量，“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地方军阀所把持的武装军队，“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孙中山说：“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2]所谓“革命军”，就是救国救民的军队，就是要有革命的主义（三民主义），要有为国家、为民众而奋斗的牺牲精神，必须去除自私自利的观念和行为，唯有如此，方能称得上“革命军”，而过去的军阀都是自私自利的军队，过去的军人谋求穿衣吃饭，只知道升官发财。孙中山说：“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2]孙中山深刻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要有革命党，而且要有一支具有真正革命精神的革命军，而过去的军阀都不是“革命军”。

黄埔军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军校，不同于旧军阀创立的军校，如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黄埔军校是一所具有革命精神、旨在培养革命军的军校。孙中山说：“我们现在才到这地开办这个军官学校（按：黄埔军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间很久，人数很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起，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功成。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按：黄埔军校），就是仿效俄国。”[2]创办黄埔军校，就是为了培养革命军，这就是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根本原因。

二、直接原因：“孙中山军事投机失败”

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就其直接原因来说，应该是他一系列军事投机行为失败的结果。孙中山深刻知道军队在革命武装斗争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要依靠军阀力量去开展武装斗争，结果均告失败，没有达到革命的目标，这就促使孙中山不得不产生建立军校以培养自己革命军的想法和行动。在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仿照苏俄红军模式，创建黄埔军校以培养具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分析了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是他军事投机失败的结果：“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投机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军事投机，甚至完全成了与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破产……军事投机的破产，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4]

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军事投机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试图依靠军阀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去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结果可想而知，总是失败。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孙中山“采取了迂回战略，他设计了一条绕过甚至通过列强实现民主共和，使国家富强，进而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曲折道路”。[5]孙中山及其革命党长期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反而希望以承认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默许甚至支持。

孙中山为了达到实现民主共和之目的，在实践策略上多次依赖南方军阀去反对北洋军阀，还与北洋军阀中的某些派系结成同盟关系去反对另一个更具有直接威胁的军阀。但是事实教训他，军阀是不可靠的，军阀的理念与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滇系军阀、桂系军阀的杨希闵、刘震寰，粤系军阀的陈炯明都是孙中山曾经依靠的军事力量，这些军阀最后都背叛了革命。孙中山在与苏俄、中共接触洽谈合作过程中，还积极与德国、港英当局、直系、奉系军阀联系，试图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援助。即使在“联俄、联共”期间，孙中山并未放弃对军阀的联络，幻想在北伐中取得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支持和援助，“届期望同仇敌忾”。1924年3月，孙中山在发给张作霖的电文中说：“曹、吴（按：曹锟、吴佩孚）祸粤扰川，罪恶已极；今犹假和平，愚弄天下。此间决定北伐，届期望同仇敌忾，共扫幽燕；幸勿为伪和平所惑，致堕士气。”[3]

三、外部原因：苏俄政府等积极帮助

孙中山在武装革命斗争中，深深明白了培养军事干部的重要性，他曾经创办过陆军大学、广东的陆军海军学堂、入粤客军讲武堂、随营学校，但是成效甚微，唯有黄埔军校成功了，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创办，重要原因在于有苏俄政府、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孙中山打开了新的革命视野，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创办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一项重要成果。黄埔军校采取了不同于旧式军校的新制度、新内容、新方法，展现了新型军事学校的特点，如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军事政治并重制度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希望。孙中山晚年主张“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认为只有苏俄的革命才是彻底的革命，苏俄政府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是“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孙中山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3]孙中山不仅在口头上极力赞美苏俄革命的成就，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仿效俄国革命的精神。孙中山说：“在现今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如果今后我党在革命斗争中不学习俄国人，那么它肯定不会成功。”[3]

孙中山决定实施“联俄”政策，希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苏俄政府的积极帮助。当时的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创建黄埔军校。1922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与孙中山的谈话中指出国民党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南方的士兵，而且连军官，从低级军官到将军，都是雇佣者。这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民革命的思想格格不入的。这样的雇佣军队是不能实现国民革命，这样的军队是靠不住的”；二是“国民党组织松弛、涣散，很难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称之为政党”。[6]当然，从历史上看，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有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具体而言，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这一事件最终坚定了孙中山联俄的决心。在此之前，孙中山对苏俄政府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1920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齐切林给孙中山写了一份友好的信，说列宁邀请孙中山访问苏俄，但是孙中山并未接受邀请。1920年秋，孙中山与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的会谈无果而散。1921年12月下旬，孙中山与马林谈话，马林建议中国革命政府应同苏俄合作，应尽快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一个条约”，以使自己处于更强大地位，但是孙中山却认为双方公开结盟的时机并不恰当。孙中山说：“虽然华盛顿会议已使中国处于空前不幸之地位，但到我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在事实上不可能。我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我的看法是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但如果建立一个不适时的中俄联盟只会立即招致列强的干涉。我认为如果不使自己与苏俄连在一起，就有可能不受列强干涉地独立处置中国的事情。”[6]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背叛革命，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孙中山，让他放弃幻想，加快“联俄”步伐。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情绪极度低落，在他与达林通讯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日子里，我（按：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6]在苏俄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希望通过苏俄政府的帮助，“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1924年2月，孙中山对鲍罗廷说：“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各系军阀也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那么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肃清国内的敌人。我们应该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要在南方建立北伐战略基地。你们在从国内驱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得到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