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制度是“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

【摘要】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政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成果结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实现了中国传统“君主—臣民”政治结构向现代“政党—人民”的政治结构、传统的协商政治向现代协商民主的现代性转变、创新性发展。同时，“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培育了以“爱国团结、民主理性、和谐为民”等精神为要素的政协协商文化。

【关键词】人民政协；“两个结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它贯通了历史、文化、国情与制度，让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牢牢植根于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之上，也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制度何以生成、何以优越、何以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

一、“两个结合”构筑起中国协商民主的总体格局

人民政协在政治定位上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专门协商机构而存在的。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具备的“独有、独特、独到”的特质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生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多元一体大一统传统的深度契合

现代化及其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可以从全新的逻辑起点出发，但不可能脱离其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在近代被裹挟进现代化浪潮后，先进中国人在与立宪君主制的比对中坚定选择了民主共和之路。而中国共产党则在比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苏联式的民主共和之后，坚定选取了以“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基本特征的人民民主体制。这一选择既充分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深度契合了中国传统政治对共同利益、大一统秩序的追求和关怀。从社会结构来讲，在民主革命后期，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没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阶级，中国只能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多阶级联合的民主共和国，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文化传统来看，共和民主在把拥有二千多年政治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带入现代国家政治格局的同时，也维护住了古老帝国和人民的“大一统”秩序，并使其实现整体的革命性、现代性转型。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主观等政治学原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资源，也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分析方法。这一深刻改变最重要的体现是“从‘党的领导’（中国新型政治文明得以立足的‘体’）和‘社会主义’（中国新型政治文明得以立足的‘道’）衍生出来的新型政治知识和政治辩证法”。[1]列宁主义为中国带来崭新的领导力量，那就是政党对君主的替代；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则唤醒了人民的力量，完成从臣民到人民的转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民主共和的具体形态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其以先锋队政党为轴心力量聚合人民为一个有机整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和本位；各民族多元一体、平等共存；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这就是中国现代政治之形态，是力图将人民自由、社会秩序与国家发展有机统一在一起的现代统合型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形态的维系、巩固和发展，都对以共存和发展为核心原则的协商民主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孕育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实践

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并使之获得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可能，这首先需要将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社会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孙中山在推进中国构建现代国家时始终是把使中国社会全面“团体化”作为重要任务的。他认为“民权的初步”在于建构人民的团体，而党务的根本，在于能够用革命主义凝聚四万万同胞为一个大团体。[2]团结凝聚联合国人为一个整体的任务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促进全民族凝聚、各阶级联合的过程中，使自身及其所代表的先进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广泛团结凝聚人民大众，建构起民众与民族的凝聚结构和联合团结的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团结联合不是基于权势，而是基于联盟成员“共同的认同、相互的尊重和利益的互惠”。[3]因而，协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统一战线内在的构成机制。可以说，没有协商与协调的机制，统一战线就没有办法维持和发展。随着统一战线实践的推进和协商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一定的协商平台和组织形式，民主革命时期的“三三制”、新中国成立前的协商建国、人民政协制度的成立，这些都是由统一战线发育出的协商民主的组织形式。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4]

二、“两个结合”筑牢了人民政协制度的运行根基

（一）“两个结合”筑实政协制度的人民性根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内在要求。人民政协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和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并且在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优秀民本文化的相结合中实现的创造性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实际，把这些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人民政权建设中，经过工农代表苏维埃、“三三制”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探索实践，最终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焕发蓬勃生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政治格局的核心主旨，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中心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全新的“民文化”，与以统治阶级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以官为中心根本不同。这一价值原则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践行群众路线才得以树立的，是“两个结合”的产物。通过结合，党领导人民所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成果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之中。

（二）“两个结合”推进传统协商的现代性转化

中国古代政治中存在着“尚和合”“求一致”的文化传统以及“廷议”“言官”“经筵”“乡校”等协商性的制度因素，具有很浓厚的“协商政治”的色彩。但我们不能认为其是现代意义的“协商民主”。因为协商民主的建设本身需要将协商嵌入现代民主、人民主权的一般性条件当中。传统协商的理念和制度性运行本质上是意在强化皇权的合法性，具有制衡专制、避免政治决策失误的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完成了对传统协商政治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将协商引入现代共和民主制度框架。发挥协商团结其他党派、其他阶层的统一战线功能，核心在于调节与处理政党之间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实践中，协商不仅是一种民主形式，而且也是作为整体性政治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存在的。“政治协商”即“因政治而展开的协商”，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对维护国家权力、政治的公共属性、政治精英产生的合法性、依法治国的正当性、分享权力的人事制度安排，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5]二是将协商融入现代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实际运行之中。将协商从顶层设计的场景拓展至政治与社会的连接之处，在政治权力和人民群众的协商议事中倾听公众的意见，回应公众的需求，以协商实现基层社会自治，始终让民主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与“回应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生活全面进入到社会生活，这也在更大程度上沿袭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使协商在调节社会矛盾纠纷、达致善治上发挥出更大作用。

三、“两个结合”丰盈了政治协商文化的文明内容

“两个结合”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学反应。其结晶是生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培育了以“爱国团结、民主理性、和谐为民”等精神为基本要素的政协协商文化。

（一）爱国、团结是政协协商文化的前提和目标

爱国主义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始终激昂的主旋律，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始终是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6]的政治基础上来开展活动的。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个主题，大团结大联合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体现出“阶层不同目标同、界别不同理想同、利益不同大局同、意见不同责任同”[7]，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民政协要站在全局高度定位自身，深刻认识人民政协的鲜明政治属性，“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8]

（二）民主、理性是政协协商文化的精髓和准则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与民主相伴而行、以民主为发展指向的独特协商文化。体现出现代民主平等、包容、参与和回应等诸多特质。同时，人民政协的协商文化具有现代理性精神。其立足中华古代“礼序乐和”“协商”“和合”等文明传统，立足人民本位，不断深入地协商交流，推动理顺利益关系、实现政治共识、持续推动民众治理参与。在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实践中，在价值理性基础上更增添了许多制度理性的内容，在提案、调研、考察、会议、论证、听证、评估、咨询、民意调查等多样化的民主机制上日渐健全和完善。

（三）和谐、为民是政协协商文化的主旨和归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6]人民政协是集中体现和呈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与真谛的主要载体和组织平台。在弘扬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良传统，广泛倡导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培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上起着主体作用。协商的不可或缺性在于人民民主的整体性，协商的根本在于为民。人民政协要始终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

四、“两个结合”指明了人民政协制度完善发展的方向

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把自身的显著政治优势更加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一）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坚定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

人民政协制度是“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在“两个结合”的方向下得以在制度建设上更好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相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人民政协制度属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范畴，体现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原则和现代理性协商精神；相对于西方对抗性政治而言，人民政协制度更好地兼顾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民主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而言，人民政协制度通过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扩展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容纳空间，使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变得更科学、更规范，运行得更通畅、更具操作性。立足“两个结合”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人民政协制度深厚的文化基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真正理解和把握人民政协制度的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

（二）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方法论价值，推进制度运行与效能转化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明主体性。完善发展人民政协制度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结合，把社会主义人民本位、理性协商的因子更充分地与中华政治文明传统及历史实际相融通、相贯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同时，更充分挖掘和激活传统的政德思想、天下担当、君子修养等资源的现代价值，助力推进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以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作用。

作者简介：张艳娥，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4JD71003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建军，陈周旺，汪仕凯.政治的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5.

[2]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90.

[3]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5.

[4]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 一九七四）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3.

[5]任剑涛.悠远的历史回声：从原始民主到现代民主的政治协商[J].浙江学刊，2023（3）.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8，73.

[7]顾伯平.弘扬人民政协文化 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J].红旗文稿，2019（17）.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4-09-20）[2024-12-10].http：//www.cppcc.gov.cn/zxww/2024/09/20/ARTI1726832564030468.shtml.

（编辑：刚 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