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

经过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我国已消灭了绝对贫困。后脱贫时代，在关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日益凸显的相对贫困者问题，即与“人”之发展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面临着群体标签化、精神文化照料不足、心理问题频发等问题，亟须建构与完善相对应的社会支持体系。基于此，在教育生态学视角下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剖析该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利于厘清后脱贫时代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思路，并为提升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实现地区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画像

留守儿童是双亲或单亲长期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农村老家接受教育与抚养的一个群体。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超6000万人。为了更加真切地了解留守儿童的最近经历及其与家庭、学校的互动，理解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本文将呈现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一些真实的农村留守儿童画像。

1.“没有别人说得那么可怜”

从林海记事起，他的父母便外出务工，留下他、妹妹和奶奶三人一块生活。他这样回忆童年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没有留守儿童的概念，我也特别不喜欢周边的人老是强调我父母不在身边，这让我觉得总是低人一等，很容易被欺负。我的奶奶对我很好，经常给我讲故事，我就像她的小尾巴一样，时时刻刻跟着她，去河中抓鱼、去山上拾柴火、去田里割草……”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域，家庭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为减少“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分离式家庭已然成为农村家庭的常态，但在这种分离的背后，不同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教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却呈现出差异化的表征。对于林海而言，隔代教养并没有对他造成显著负面影响，这与家人的鼓励式教育与身体力行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家庭内的积极互动，让林海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足够的关爱。然而，通过林海的回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对于留守儿童的印象，这种社会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也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降低儿童的归属感，强化贫困代际的传递。

2.“只有成绩能获得关注”

在雪凝6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婚了，而后她便跟随爷爷奶奶一块生活。在雪凝的印象中，爷爷奶奶有些重男轻女，再加上母亲的再婚，使她在家中几乎感受不到被关注，长期处于一种缺爱的状态。后来，雪凝发现学习成绩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获取关注和认可的渠道，于是从小学开始，她便刻苦读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然而，上了重点高中之后，雪凝却开始出现厌学情绪，她在访谈中谈道：“身边的同学都很优秀，老师只喜欢成绩好的学生，我感觉自己根本得不到老师的关注，家人也对我挺失望的，我很担心他们看不起我。可能是因为长期被寄养，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虽然我知道这样不好。”近年来我国采取的组合式教育帮扶措施对于转变贫困家庭的教育观念、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使学校教师和家长都倾注更高的教育期望于儿童。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期望是影响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过分关注成绩却可能弱化留守儿童的内在学习动机。

3.“窗户被打开了”

阳洋是具有独居经历的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自己从小就在寄宿学校，即便是周末回家，房子也是空荡荡的。虽然阳洋觉得独居留守让他感到十分孤独，但学校的一位志愿者却为他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窗。他这样描述那位志愿者：“志愿者姐姐是一个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她每个月都会把我们这些独居的孩子召集在一起，围坐在一起读书、聊天，也是那段时间，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更大的世界看看。”通过这位志愿者，阳洋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读书，去关注外面的世界，去敞开心扉地聊天，这些成为了他在孤独中的救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留守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儿童苦恼的同时，也让他们更早地积累一个人面对未来的力量和勇气。

二、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构建

通过画像研究可以发现，同样是具有留守经历的儿童，有一些明显受到了这段经历的负面影响，而有一些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其中的原因，除了儿童自身的个性特征与能动性之外，其所处于的社会支持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在教育生态学理论的视角下，尝试构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

1.微系统支持：提升具体化的家庭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1978年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资本的具体化形式（embodied state）可以体现为内化于人精神和身体中的性情倾向，如语言、行为、情趣等。家庭文化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家庭内部形成的无形的文化资源，它与家庭为儿童提供的知识环境、学习氛围、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成长规划等方面有关。当留守儿童长期处于无家庭约束或缺乏家庭关爱的状态时，容易出现行为越轨，形成留守效应的代际传递。

画像研究启示我们，可以在微系统层面通过提升家庭文化资本来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其客观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如父母的文化程度等）本身比较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升具体化的家庭文化资本是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首先，父母以及其他家庭养护者应尽可能多地在儿童面前展现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鼓励儿童在学习与生活中发挥能动性，在处境相对不利的情况下形塑具有韧性的成长惯习。其次，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可以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引领儿童自主地探索外部世界，丰富儿童的精神生活。

2.中系统支持：增强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会性互动

长期以来，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于较为封闭的环境中，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其可能出现的情绪焦虑、高依赖性等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出现的行为偏差或学习困难。增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会性互动，包括与学校和社会组织的互动，有利于打破留守儿童相对封闭的成长空间，提高他们对于社会资源的可触及性。一方面，通过引入公益组织、第三方机构为留守儿童设计个性化的专项支持项目，侧重于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陪伴、生涯规划、经济资助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建立留守儿童的信息数据库与长期跟踪档案，引导留守儿童积极向社会寻求资源和帮助。另一方面，为留守儿童家长提供专门化培训，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在线资源平台，丰富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父母对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参与来加强家校互动的有效性，构建远程家校共育共同体。

3.外系统支持：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减少亲子分离

科尔曼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是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关键，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家庭结构更有利于实现代际的社会流动。本研究认为，减少父母与孩子的分离，是通过外系统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农业经济的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现代产业开始进驻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走出村庄。经过长期的扶贫工作，我国许多新生代农村青年父母已从“深度贫困”中突围，但其中的许多人仍然面临着个人发展的脆弱性，例如由于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技能导致的就业机会匮乏等，这也使得部分青年父母仍然需要外出打工以维持家庭运转。为此，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解决亲子分离问题：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援助体系和监护制度，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监护人管理；另一方面，通过为返乡人员提供就业岗位与职业培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等手段，吸引更多年轻父母回乡工作。同时，做好城市务工子女的教育管理服务，在务工集中地增设流动子弟学校或班级。

4.宏系统支持：为留守儿童去标签化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标签化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在学校场域中，部分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倾向于用能力不足、人格缺陷、缺乏父母的管教等原因来解释留守儿童的学业不良。在社会媒介的报道中，留守儿童频繁与违法犯罪、心理问题突出等问题关联在一起，进一步导致留守儿童遭受社会刻板印象下的隐性歧视。正如申继亮教授所言，“留守儿童”并不是“不良儿童”的标签，更不是“问题儿童”的代名词，“留守”对于儿童而言，只是一种暂时的生活状态。从宏系统的层面来看，支持农村留守儿童的关键在于改变社会对于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和对该群体去标签化。首先，学校应为农村留守儿童营造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不以是否留守作为判断儿童个性特征的标准，并更加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要。其次，在社会宣传中加强对留守儿童正面形象的塑造，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赋予留守儿童更多展示和发声的机会，改变被动形象，帮助留守儿童树立自信。

三、结语

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下的真实写照。在后脱贫时代，我们需要深化扶志扶智，加强对精神贫困的治理，改善部分贫困人群志向缺乏、信念消极的问题。在农村教育体系中，留守儿童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从教育生态的系统来看，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不同系统之间的交互，优化留守儿童的文化生活空间，增强留守儿童在个体发展中的主体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