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佳羽：每一个儿童对社会都是宝贵的，而且越来越宝贵

记者：我国流动/留守儿童的规模大致有多大？

魏佳羽：流动和留守儿童现象，是城镇化背景下，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伴生现象，留守和流动之间也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转化的状态。对于规模估计，比较近且可靠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编写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蓝皮书，数据主要基于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源权威可靠，研究工作主要是人民大学吕利丹老师带领的团队具体承担。2020年，中国流动儿童7109万，留守儿童6693万，其中农村留守儿童4177万，城镇留守儿童2516万，总规模合计1.38亿人。我曾与研究团队交流过，其中对于留守儿童的统计已经采取了最严谨、保守的方式，真实的规模只会更多。

更早的数据，流动/农村留守/城镇留守的规模在2010年分别是3581万/3970万/1521万，总规模9072万；在2000年分别为1982万、2699万、310万，总规模4991万。前后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流动/留守儿童的整体规模伴随城镇化进程在近20年经历了大幅增加。其中流动儿童增加最多，两个10年分别经历了约80%和1倍的增长；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增加相对和缓，但考虑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儿童规模的缩减，其比例增加仍然非常显著；城镇留守儿童则从通常不被注意的较小规模变成了一个不容轻忽的庞大群体。

就整体而言，2020年中国0～17岁儿童总数29766万，流动/留守儿童1.38亿，占儿童总人口46.4%，将近一半。

记者：流动/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且境况各异的群体，您怎样描述不同类型的留守/流动儿童？

魏佳羽：在流动儿童中，按流动距离分，省内流动占79.4%，跨省流动占20.6%。从规模上看，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则主要发生在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在留守儿童中，由于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区分，农村留守儿童4177万，城镇留守儿童2516万。现实中很多农村户籍儿童实际在城镇居住，两组数据存在一定交叉，城镇留守的规模可能还有所低估。城镇留守儿童中，有的是原来的城镇居民外出务工形成的留守现象，但更多是，本来的农村居民，外出务工之后，考虑孩子教育需求，在城镇购房、租房居住所形成的。城镇留守儿童就经济和周边公共服务环境而言，通常较农村留守儿童情况会更好一些，但就家庭分离、儿童成长发展中父母的事实缺位问题，则是一样的。

流动/留守儿童家庭可能在经济上相对较弱，但主要面对的不是生计问题。问题主要是流动状态下公共服务的平等获取，留守状态下家庭分离问题。

记者：留守会对儿童发展造成多大问题？

魏佳羽：问题的大小，也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问题。流动儿童的范围是0～17岁，其中高中阶段15～17岁的孩子流动比例明显偏高，这其中主要部分是外出就读高中或职校，少量外出务工。相对而言，高中阶段的孩子年龄大，受家庭分离因素的影响较小。在0～14岁整个流动/留守儿童群体中，流动和留守的规模大致相当，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孩子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我们是将之视为一种可接受的常态，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代价，还是认为这不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儿童和父母的分离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留守经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实际是难以准确评估的。因为留守儿童的庞大规模，它已经是一种常见、普遍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它不像疾病或者身体受伤是显见、明确的，他在心理学上对应的是儿童忽略，是成长经历中一种最重要的亲密关系的缺失。但这种缺失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比较普遍的是留守儿童由祖辈抚养，亲子关系缺失由祖辈代偿。但也有一些心理学研究显示，亲代养育相较祖辈养育存在显著的优势，是更好的选择。

另外，如果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中，亲子关系整体缺失，即整个生命经历中没有这段记忆，一种重要的亲密关系自始没有建立，这是一种伤害。这种伤害，能否在成年之后得到治愈，建立和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能否重新习得，早期安全感的缺失能否重新建立，或者这些缺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弥补，这是很难测量和评估的。在早期亲子关系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人是否还愿意为人父母，或者为人父母之后，他会如何建立他的亲子关系。这里不存在确定的结论，在社会中存在大比例的亲子分离经历的人口，在留守中长大是一个普遍和普通的现象，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将如何形塑我们的社会，也是未知的。

记者：对应留守，流动也是大问题，您如何看待流动儿童的不同情况？

魏佳羽：流动人口所面对的困难，是如何在居住地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对于流动儿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教育的门槛在户籍，在不同地区，大体存在着三类情况。第一类是京沪两地，户籍限制仍然非常严格，落户门槛很高。第二类是核心城市主城区、包括一些东部发达城市主城区，落户门槛大致卡到了本科，或者相对较长的社保缴纳时间，也就是说事实上对就业的门类和层次有所限制。第三类则是完全放开，或者只有居住证等较低门槛的限制，也就是说是否落户是流动人口的主动选择。居住证看似是较低的门槛，但很多情况下，居住证会和社保相关联。很多流动人口实际上处于非正规就业的状态，看似不高的门槛还是能够挡住很多人。在一、二类的地区，还存在明显户籍门槛的地区，大致估计不超过40个城市，看似不是很多，但由于他们的核心地位，他们能够影响到的流动人口子女（父母在这些城中工作、生活，儿童在老家留守）群体，大致也有2000万到3000万的规模。

此外，最难落户地区实际是农村。当前的情况是农村户籍可以很容易地外迁，但是迁不回去。鉴于宅基地、村集体成员身份的考虑，很多人并不愿意将户籍迁出，但这又与子女就学形成事实上的冲突。

从公共政策角度，我们国家经历了由不鼓励流动到鼓励流动、主动促进城镇化进程的转变。在不鼓励流动的时代，公共服务配置主要是以户籍人口作为依据，对于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处于一种折扣的状态。现在国家鼓励流动，鼓励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政策导向是明确的，但公共服务的欠账仍然存在。这种公共服务的欠账，不是说政府不愿意去弥补，而是相应的财力协调和规划适应的问题。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为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增量，但不能使老居民的获得感受到损失，否则也会造成矛盾冲突。另外的关键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规划必须基于常住人口，涵盖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当流动人口预期子女上不了学或者上不了好学，那么他可能会把孩子送回原籍，也可能送到家乡县城、地级市或者省会，或者临近区域，形成留守儿童或者更加复杂的教育移民图景。当前教育政策的区别化，一方面使得各地政府的公共服务规划和资源投入难以做到准确、高效，另一方面，则迫使大量家庭亲子分离，付出更加高昂的经济和家庭代价。这种情况一边是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率降低，另一边是高昂的摩擦成本和社会代价，对促进共同富裕和人口的高质量发展都是不利的。

记者：流动/留守儿童在公共政策中应该占有怎样的重要性？

魏佳羽：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逻辑。首先是价值逻辑。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对留守儿童来说，让儿童与父母共同生活，避免成长经历的重大缺失；对流动儿童，避免因公共政策的限制使其受到区别对待，遭受困窘，应当是公共政策极其重要的价值目标。其次是经济逻辑。从社会的角度讲，尤其在出生率快速下滑的背景下，每一个儿童都是宝贵的，而且越来越宝贵。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社会整体来说，具有最基础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回报最高的投资。那么即使从最功利的角度，我们所有的入学门槛、公共服务的限制都应该拿掉。过去的政策逻辑是，我们公共资源不足、财政能力有限，因而应该有所限制，但如果把流动/留守儿童问题，视为社会投资问题，政策的逻辑就应该是我们如何投资，以使对未来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最大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确保孩子在父母身边成长，在教育上，尤其在幼儿园和基础教育上，为流动人口提供完整、均等的公共服务。

当前我们的户籍限制正在逐步放开，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伴随着这种放开，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卡点，中高考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具有局域性，在这种条件下，家庭需要进行理性但困难且代价高昂的教育选择。随着户籍限制和入学门槛的逐渐放松，随迁子女和高考移民的问题将混杂在一起，完全不可区分。这需要我们的教育规划有全局性的统筹安排，与其维持着各地之间不同的教育水平和升学难度，使得一部分人口为教育而辗转流动，在官民之间、地方之间形成复杂博弈，支付高昂社会成本，不如拉平教育水位，让教育移民、高考移民这种概念完全进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