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思考探索

延安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践生成于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动的转折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形成了极具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对外观念和对外策略。党的二十大一经闭幕，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次外出考察就在延安，他明确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1］立足新时代、回顾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统一、又不忘斗争，形成了国际统一战线延安实践的历史脉络和实践图景，对于当前深化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挑战的规律性认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具有重要启示。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历史性交汇和深层次联动，这“两个大局”与延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这“两条统一战线”具有类通性。因此，回顾与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国际统一战线的思考探索，对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意义重大。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历史背景

从瓦窑堡会议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作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2］等号召，提出“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3］。尔后，他对国际势力的划分历经从“三条阵线”到“两条阵线”，中国共产党以《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发表为标志开始“半独立”外交。党的七大逐步转变团结争取的方针，党在制定对外政策上走向完全独立。可见，力求正确认识党的对外工作以及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贯穿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始终，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为何如此重视对外工作？

（一）认识和解决中国与日本、美国、苏联等国之间矛盾的外部需要

毛泽东同志推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确认识、处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其他主要国家对外策略，尤其是针对中国策略之间的关系。延安13年作为横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其间最为突出的当属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因牵涉到苏联、美国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也涉及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后述二者虽未激烈到生死存亡的民族矛盾的程度，但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都立足本国利益、试图牵制他国以及干涉中国内部的政治局势，这决定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判断国际形势、开展对外交往、处理对外关系的迫切需要。

（二）认识和解决国共两党矛盾的现实考量

国共两党矛盾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后期，一方面是国民党、共产党在中国政局中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苏联、美国三国在中国革命中的博弈。因此，国共两党矛盾不仅仅是国共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外工作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最大程度争取中国利益、平衡美苏在华权益等等。尤其是面对国民党把中国命运拱手相让于其他大国的恶劣行径，以及总是对美苏等国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具体做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革命和中国实际，在开展对外交往、制定对外政策中独立自主、敢于斗争，最大限度地在与苏联当局、英美当局的交往中争取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利益。

（三）认识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忧患思考

延安时期尤其是前期党内矛盾非常突出，其中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团结影响最深的当属王明的“左”、右倾错误，而王明错误主张的根源和动因来自苏联。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4］因此，王明的“左”、右倾错误在党内表现为党内矛盾，在党外则表现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当局之间的矛盾。因此，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当中涉及的针对苏联当局的内容，既服务于对外策略，同时也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客观需要。

二、国际统一战线延安实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的法宝之一“统一战线”辩证地运用于对外问题的实践上，以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国内统一战线，同时又以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进一步夯实国际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联合了苏联当局、英美当局，争取了国际友人。

（一）争取苏联支持，抵制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领导全党从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原则出发，处理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在认识、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6］。一方面，中共中央充分利用在抵抗日本侵略扩张、克服国民党对日妥协等方面与苏联的共同利益，尽最大努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否定了苏联利益至上的原则，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抗战、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处理与苏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巩固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

苏德战争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两个重大转折点。苏德战争的爆发，宣告了苏联通过绥靖德国以求自保的全面失败。中共中央依据形势的变化对党内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7］。随后延安整风运动澄清了党内路线的是与非，尤其是以王明教条主义为典型的错误倾向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区别，实际从根本上扭转了党内唯苏联利益至上、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错误做法。自此以后，中共党内再未因苏联指示、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共中央决定出现分歧而发生激烈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迅速由妥协走向对抗再走向冷战，中国国内几乎在同一时期爆发内战，世界政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制度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面对苏联一方面极力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趋于冷漠的态度，中共中央既对前者表示高度赞同，又对后者保持客观冷静。毛泽东同志强调必须妥善处理中国革命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关系，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斗争”。［8］在正确区分国际问题妥协与国内问题妥协辩证思维的指导下，毛泽东同志在复杂的美苏博弈所影响的全球地缘政治新趋势、新特征下，提出“中间地带”“两个阵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论断，尔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提出“一边倒”的方针，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中国成立乃至以后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外交政策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力争英美当局，做到敢于斗争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处理与英美当局的关系上，存在一个根本的立场、观点、原则，即当苏联与英美两国关系缓和时，静观形势、伺机而动；当苏联与英美两国关系紧张时，倒向苏联。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三：一是长期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较难准确辨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二是中国内部的不统一以及美国对国共两党暧昧含混的态度让中国共产党很难做出完全依靠美国的判断。三是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践都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1942年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英美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基本都采取了相互妥协的解决方式。然而，这种妥协的局面并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给全世界带来和平的发展浪潮。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美苏关系波折不断，与此同时，国共关系也随之起起伏伏。1946年8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中间地带”，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美苏或是缓和或是紧张的关系有了理性认识，更不再受制于此，同时不再寄希望于美苏博弈的消失会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解，这与蒋介石政府利用美苏矛盾拉美抗苏、拉美反共具有本质的不同。

在延安时期初期，国际关系及其格局并未因为日本的全面侵华而发生根本性变动。同时，国民党作出判断，认为英美等大国干预日本侵略的局面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进而国民党开始出现对日妥协和加紧反共的倾向。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以及盲目指望西方大国左右中国革命的错误方针，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这一时期把对英美的策略重点放在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绥靖政策上，并在国内国外展开了反对英美“东方慕尼黑”的宣传攻势。总体而言，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英苏两国缔结协定、日本向美国发动进攻之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认为英美两国仍然固守于自己帝国主义的利益，没有在援华援苏方面显现出实质性内容，因而也没有提出争取英美两国的具体策略，在对待英美两国的态度上采取的是“三条阵线”的划分方法，即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苏联和平阵线［9］。

1941年7月12日，英苏两国在莫斯科缔结协定，宣布共同对德国作战。随后，中央书记处在全党作出《关于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放弃了此前以是否帝国主义、是否资产阶级的划分标准，而是从法西斯阵线、反法西斯阵线这“两条阵线”的划分标准来制定对英美等国的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理解与英美关系上的时代局限性，而是世界政治、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去认识党的对外关系和制定党的对外政策。1943年，中共中央在克服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宣传，于次年排除万难争取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与美国正式建立起准官方的关系。

国共谈判破裂、美军强行登陆华北、安平镇事件的发生，让毛泽东同志敏锐认识到对美政策应从争取合作转向公开对抗。同时，面对国民党鼓吹的“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10］等负面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中间地带”这一全新观点，一改既往基于美苏之争来认识世界政治的方法，强调“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1］。同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进一步进行了正面舆论的引导，奠定了与国民党及美国当局走向全面对抗的重要基础。

（三）开展民间外交，广结国际朋友

民间外交也是延安时期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半官方、官方关系之前，民间外交在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自始至终，中共中央对待各国友人都是持开放、包容、友好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作出过明确区分：“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12］这一区别成为整个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待国际友人、开展民间外交的根本准绳。

革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闻封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检查条例的出台限制共产主义书籍的出版发行。二是在苏区、白区交界处设置封锁线。面对国民党宣传、文化乃至物理的区隔和围剿，中共中央于1936年1月设立交际处。作为国统区进入延安的第一站，交际处在延安时期接待了诸多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其中，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白求恩、陈嘉庚等友好人士的交往，成功地向外部世界讲述了“延安故事”。

三、延安时期国际统一战线实践的成效经验

延安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践，不仅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且加强了党对对外工作的统一领导，使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涉和苏联的桎梏、克服了美国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形成了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历史经验，同时使党的自身力量在团结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一）加强了党对对外工作的统一领导

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以高度的政治智慧，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势，他应该领导一切”［13］，依托全党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灵活地开展党的对外工作，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成为国际统一战线实践从萌芽到发轫再到蓬勃发展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