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底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五个方面科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其中一方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精神富足”和“物质富裕”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彰显着民族复兴富含“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的特性，也启示着我们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征程上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一、中华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一）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理念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沃土

在以时间为坐标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是一个历经五千多年历史且从未断层、一脉相承的“创生型”思想文化体系，以其博大的胸怀、精深的内涵、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思想根基和人文底蕴，从而构筑起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3］，流淌着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在温润于外部环境的同时也渗透于社会成员的思维理念之中，进而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富矿”。就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全貌而言，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再生和重生的联动发展过程，也是“硬实力”的多方面发展与“软实力”的多层次建设的一种相互支撑、相互配合的协同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民族发展需要一套自成体系的理念综合体。无可非议，中华民族原初的、既有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早已与中华文化结下了天然的“姻缘”，这是中华民族孕育已久的文化基因所在，是全中国人民深厚的文化情怀所在。在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文化赓续等多维价值层面，提出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也都厚植于中华文化的思想沃土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议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和合”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就更不能丢掉民族的根脉和魂脉，不仅不能抛弃，而且还要善于在深厚广博的中华文化中找到治国理政的“良药处方”。

（二）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历程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演进脉络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4］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文化紧随国运的变化，在赓续自身文化血脉的同时开启了现代化的转型之路，这主要表现在国家文化形态的演化和国民文化心态的优化，进而在“内外整合”的过程中关怀着民族事业的发展。具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民众，唯有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衍生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样态，为启迪民智、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进而推动革命斗争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时代主题已从“救国救民”向“富国强民”转变，中华文化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破“旧”立“新”，将“文化动员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5］的文化思想演变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6］、“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领域的新思想。这些政策方针的深度调适使中华儿女在大力发展政治经济的同时，也使得整个新中国得到了坚实的意识形态保障。正如毛泽东所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经济领域的大改革势必导致文化政策的大调整。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8］到党的十五大首次专章阐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工作，再到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在党的十七大的时候将其作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方略。这一连续“变动”生动地诠释了“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上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9］的客观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贯彻“两个结合”的思想等，为我们在总结过往文化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更好地推动文化工作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回溯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史”与民族复兴探索史，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对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配合，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的心境逐渐“高涨”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结果源于中华文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10］。历史和现实都足以证明，在中华民族至今180多年复兴路的风雨征途中，中华文化都试图涌动着一股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和冲动，蕴含着一种憧憬、演绎和构造人民幸福、国家强盛和世界祥和的思维轨迹，使中华民族沿着这条思想线路图行稳致远、砥砺前行。

（三）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实现润泽于中华文化的使命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11］。从文化角度而言，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使命，其一要义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契合时代发展之需、民族发展之需和世界发展之需，从而为推进民族复兴提供“大方向”“大道理”和“大智慧”。当前，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变化反映人们“软需求”的升级态势，也显现了文化领域“供需不平”的现象。从“需求侧”来看，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更加向往丰富的精神生活；从“供给侧”来看，文化事业、文艺作品缺乏生活化和创造性，逐渐与时代脱轨、与现实脱节、与民心脱离。因此，唯以增强软实力满足“软需求”，唯以文化复兴来推动民族复兴，唯以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坚守文化立场才不会致使中华文化“失声失语”。此外，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各种文明相互涤荡，这就加剧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较量。一个民族要发展、强大，就必须培养具有民族属性的向上向善的文化形态，并受到本民族思想文化的拱卫，进阶促进民族的繁荣发展。中华文化蕴含强大的修复力和生命力，它既坚守根本又兼顾当下还面向未来，培植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追求并一以贯之的理想信念、道德操守和情感价值，并使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立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阐述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战略路径时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2］因此，我们党以及中华儿女要牢牢肩负起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构建好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

二、中国精神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底蕴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13］。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和重要战略步骤，既要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指引中国道路，也要有中国式现代化的规章制度保证中国发展，还要有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宣介中国形象，更要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点燃中国斗志，从而向世界展现一派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精神气象。

（一）中国精神秉持中国价值的导向

每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历史经验、基本国情和发展道路不同，其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价值立场也不同。中国价值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旨归，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价值取向的一套系统的价值体系，它强调的是在国际视野中纵深对比别国所属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凸显本国友好友爱、亲善和睦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届道德模范座谈会上指出：“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14］。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统属于一种无形般的存在，对内有着为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奋进动力，对外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倘若一个民族没有精神纽带的维系，一个国家没有思想道德基础做支撑，价值观、价值体系也就难以确立。历史上出现过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以及某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等反面教材，无不是因价值观念模糊、价值体系混乱所致。近年来，虽然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目前“西强东弱”“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大格局仍然没有变，加上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就极有可能致使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深陷“离心”状态的险境。对外就需要构建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在与他国文明的对话交流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精髓的同时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宣介中国价值、彰显中国形象；对内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提高主流价值的传播力，牢牢掌握价值传播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扩大主流价值的影响力。中国精神作为连接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蕴含着热爱祖国、自强不息、团结统一和爱好和平等情感符号和道义元素，与中国价值有着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的耦合性。但需注意的是，中国精神是理性的、是沉稳的，它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升华于中华文化和民族实践的互融共进的过程中，校验于全党全民族全员接续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中，因而总能在时代的脉搏中跳动，折射出时代进步的潮流，进而形成“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时代景观。

（二）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之治的指向

从传统的角度管窥中国之治，大多从制度逻辑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来理解中国之治，认为中国之治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中国之制。因此，中国之制就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有效依据。但正是由于人们受这种单向度的惯性引导，就使得将其目光聚焦在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上，而忽略了中国之治的“精神优势”。诚然，中国之制为中国之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制度是“僵硬”的，是没有温度的，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还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存在这样一种通约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15］“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16］。这既是对中华民族情理相容禀性的最佳诠释，也是对中国之治需要道德教化的强调。中国精神怀有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它是中国之治的“风向标”，向导着国家治理模式的发展动向和治理体系的运行方向，其精神因子生动地体现于中国之治的实践图谱中。例如，无论是告别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还是为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环境的“双减”政策；无论是促进“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还是加强完善二十国集团全球治理平台等议题，都足以展现中国对国民的关心关爱、对世界的担当贡献，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所应具备的治理效能和民族品格。毋庸置疑，中国之治所带来的这些成效背后虽有着不可避免的政治逻辑和制度逻辑做指引，但其中最深层次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得归结于中国能力的支撑、中国精神的引领。此外，中国之治不仅代表着中国的治理方案、治理能力，更有着为全球治理提供实践样本的情感倾向。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形变异，世界正面临着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17］问题的挑战，这种挑战对中国、中国之治是一种责任、一种职守。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18］的著名论断。这种“贡献”既是对中国精神的肯赞，也是对中国之治的期盼与展望。因此，我们要阐释好中国之治的精神密码，以中国之治的经验智慧赋能于全球之治的治理模式，进而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和良性互动。

（三）中国精神引领中国行动的方向

行动通常包含着三要项，分别是“做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做什么”表示行动的任务，“为什么”释义为行动的“目的”，“怎么做”即为行动的方式和途径。因此，中国行动的三要素以“中国价值”为目的，以“中国方案”为手段，以“中国之治”为任务。行动往往彰显着主体的思想面貌和精神风貌，而善意的举动后面通常会有与其相适应的思想精神力量做向导和支撑。譬如，从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所呈现的“大卫生大健康”的精神理念，到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行动》中所彰显的“抗疫精神”，再到2021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指出的要“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劳动精神”，这一系列“中国行动”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结合世情、国情、民情综合考量的自觉性，无不体现着中国精神所发挥的向心力、牵引力和凝聚力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也指出，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9］。这些重大成就、宝贵经验是中国行动具象化表征，也就此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互动，不断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注入更多能量。可以说，中国行动的时空范围正不断延伸，中国行动的价值指数正逐渐上升，中国行动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中国行动的实际成效也越发丰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需要采取无数次富有挑战的中国行动，为了提升和强化中国行动的效能，就要发挥好精神武器的作用，牢牢以中国精神引领中国行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