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工作的政策策略

全面抗战时期至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党中央派驻在国统区重庆的秘密指挥中心，准确把握了统一战线、隐蔽斗争与宣传工作之间的重要关系，推动形成了具有鲜明党性、人民性、民族性、战斗性特色的政策策略，促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宣传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推动政治民主作出了突出贡献。南方局的宣传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只有少数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国统区孤军奋战的历史，成为中共宣传史上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重要组成内容。

一、南方局宣传工作战略地位的提升

1939年1月，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变化，党的秘密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负责领导南方国统区、部分沦陷区及香港、澳门地区的革命工作。根据组织成员分工情况，南方局6名常委中有4名同志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兼任统战工作委员会党派组组长、文化组组长，直接领导对外宣传小组工作；凯丰负责宣传部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吴克坚负责报馆工作；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后兼任宣传部部长[1]，可见宣传工作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南方局宣传工作战略地位的提升与南方局战略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政治逆流的变化导致“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理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2]。此外，除了军事摩擦，“加紧思想进攻”“以宣传对宣传”更是国民党当局的常态性反共政策，基于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峻的危机。1940年7月30日和8月4日、7日、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系列会议上，报告了两个月以来与国民党当局开展谈判的各项情况，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部署，以及其他事宜。毛泽东强调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于军事和战区，指出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3]此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极为关注南方局的战略地位，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也日益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把它作为思想上政治上的有力武器。

1940年9月10日，《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国统区广泛发展抗日文化运动的头等重要性，强调“如果不在思想上引起一个变化，则政治上的根本变化或彻底好转（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不可能的”。[4]1940年10月1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秘密党组织的宣传部的结构，以适合于精干隐蔽政策为原则。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进一步明确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范围、特点、原则、方法、干部培养、组织系统及与组织工作的关系，要求必须区别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下的宣传鼓动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大后方干部教育、支部教育、报刊宣传以及针对特殊阶段、重大事件的宣传指示。

全面抗战时期，为适应于宣传工作服务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局和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需要，党的宣传工作的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进程加快，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有了明显的政策指导性和实际针对性，这为南方局全面推进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政治保障。

二、南方局宣传工作的政策策略

1941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必须掌握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这是决定宣传鼓动工作成败的中心关键”。南方局正是严格贯彻党中央的政策要求，准确把握了统一战线、隐蔽斗争与宣传工作的重要关系，将其作为党在国统区的政治任务、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思想武器，使之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形成了南方局宣传工作的政策策略。

（一）建立以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的宣传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更多称之为“宣传鼓动”，主要指“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举凡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5]，南方局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全面推动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因此，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建立以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的宣传统一战线，就成为南方局重点关注的工作任务。

1.尊重保护知识分子，开辟党的宣传阵地

1941年5月7日，周恩来在给廖承志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个不能”：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6]南方局以真诚平等的态度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最终团结争取了邹韬奋、陶行知、范长江等一批著名进步人士。同时，保护陷于危局中的知识分子，更是在保护发展党的宣传阵地。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抗日游击队贯彻实施的香港秘密大营救活动，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家属800余人。大批知识分子撤回广东、桂林、重庆以后，南方局采用重建宣传阵地、打入原有阵地等方法，重新壮大了党在国统区的宣传队伍。

2.发挥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的优势，扩大党的宣传阵地

1939年8月，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所指出的问题，认为过去偏于联蒋，对中层阶级联络不够。自此，南方局极为重视通过知识分子实现争取中间势力的统战目标，借此扩大党的宣传阵地。比如，《新华日报》重要业务骨干多是知名专家、学者，如潘梓年、章汉夫、石西民、戈宝权等，本身就容易聚集更多的文化精英。在南方局“广交朋友”的政策影响下，“几乎所有的中间性质报纸，都被我们争取了过来”，[7]常常在重大的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较量。

（二）善于运用“宣传”与“鼓动”联合作战、相互转接的重要方法

南方局在具体斗争实践中，准确把握了“宣传”与“鼓动”在政治使命、总体特点、基本原则、一般方法上的统一性，以及在任务、内容、对象、方式上的差异性，最终形成了适用于国统区的重要方法。

1.坚持增强党性、反映群众呼声，发挥好宣传解释与群众鼓动功能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并对党报的内容形式与工作作风提出了明确的改造要求。此后，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通过开门整风、调查研究等方式，于1942年9月开始改版。在形式上，坚持通俗化、大众化方针，文字降至中学生水平，从社论到新闻一律采用白话文；在内容上，广辟新闻来源，增加对边区敌后情形的报道，反映国统区民众苦难生活与要求，增加“有声”专栏的文章篇幅和出版次数，为国统区地下党员增辟“团结”专栏等[8]。由此，党报从形式到内容上均耳目一新，既有清楚透彻的宣传解释内容，又有生动浅显的群众鼓动内容。

2.善于运用一切宣传鼓动的方式，综合使用高级与通俗形式

1938年4月7日，周恩来在武汉领导第三厅开展抗战宣传周活动时，运用了演剧队、口头宣传队、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形式，提出“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在艺术宣传上要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9]，这正是高级与通俗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宣传形式也有不同侧重。对于文化基础较好的民主人士，南方局倡导报刊、书籍、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形式。对于基层群众，南方局重视采用贴近群众语言的标语、口号、传单、布告、壁报等形式。

（三）坚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扩大国际宣传范围

抗战时期，周恩来一直重视国际宣传工作，坚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1938年4月至5月，周恩来领导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已开始注重在国统区开展国际宣传工作。1939年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外宣传小组工作，与国际友人、外国使馆官员广交朋友，如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国际友人斯特朗、史沫莱特、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文幼章、海明威、费正清等，推动重庆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最终促成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同时，南方局借助香港的独特优势，推动香港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1938年11月，国际新闻社在香港成立，向海内外报刊、华侨社团、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提供新闻稿件，以及八路军办事处和进步人士撰写的文章，开展对外新闻宣传。1939年1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成立后，多次组织香港新闻界持不同立场的报纸和记者集会，推动他们参加抗战宣传的行列。[10]1939年4月，由保卫中国同盟主办、美国友人爱泼斯坦主编的英文会刊《保盟通讯》创刊后，廖承志经常通过该刊转载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油印英文刊物《中国报道》月刊的文章。周恩来也委托在保盟工作的德国友人王安娜定期报道中共的活动。1941年3月，由邹韬奋、金仲华主编的《保盟通讯》中文版正式创办。

此外，南方局还重视通过党员留学和在国外新闻机构工作的机会拓宽党的国际宣传阵地，如通过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下设美国新闻处，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成效；领导中共在美国、欧洲的党组织，引导其办好《华侨日报》《民主阵线》，并要求把翻译毛泽东著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四）公开与秘密、正面与侧面、合法与“非法”宣传既相互区分又紧密配合

南方局根据国统区客观实际，创造性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要求，也由此在公开与秘密、正面与侧面、合法与“非法”宣传中拓展了宣传领域。

1.立足公开宣传，灵活运用秘密宣传

公开宣传是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的重要根基，但在国民党当局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仅有公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战实绩、民主建设的成就难以有效全面地传播。南方局根据国统区的客观实际，形成了“三线布局”的宣传策略。比如，在出版发行方面：第一线敢于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第二线着重出版理论书籍以及同现实政治关系不那样直接的书籍；第三线出版工具书、技术性书籍和中外文学书籍，采取更为稳重、隐蔽的做法。

2.紧跟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正面与侧面相结合的宣传手段

在反共摩擦的初期阶段，南方局除了正面宣传国民党的抗战政策以外，对其缺点和错误采用婉转侧面的解释方式。在反共摩擦的高潮阶段，南方局主要采取正面斗争方式，以响亮的鼓动口号、有理有据的宣传文字等开展宣传反击，同时辅助以侧面斗争形式。在反共摩擦的常态化阶段，南方局主要采取侧面斗争方式领导进步新闻出版界和文艺界开展活动，如开展“祝寿”活动、出版增刊、向中间派报刊投稿，以及创作具有政治批判性的讽刺小说和漫画作品等。

3.保障合法宣传身份，同时以“非法宣传”形式促进合法宣传范围的扩大

南方局和各地中共组织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和条件，保证获得社会职业和合法身份，开展合法宣传。此外，通过“非法宣传”争取合法宣传身份。比如，抗战胜利以后，黄炎培拒绝送检《延安归来》拉开了新闻出版界“拒检”运动的序幕，重庆、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等地文化界纷纷支持响应，他们通过发布联合声明、发表公开信、成立联谊会等形式，宣传拒绝送审所有文稿，开始了国民党并不认可的“非法宣传”。最终，1945年9月22日，国民党举行第六届十次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此后，南方局又领导新闻出版界开展了新的斗争，以争取合法宣传范围的不断扩大。

三、南方局宣传工作的历史启示

南方局宣传工作的政策策略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有力遏制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宣传，有效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政治主张，极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宣传统一战线，标志着党的宣传工作进入到一个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宣传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