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响应机制研究

摘 要：实施湾区标准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重要举措，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离不开农户的积极响应。本研究从计划行为理论出发，以实地调研数据探讨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揭示农户响应机制。研究发现，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生产意愿；农户对实施湾区标准的赞同程度是决定生产意愿的关键；农户自身禀赋对生产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通过外部规制约束农户生产行为，加强生产技术指导和经济支持，提高农户的认知水平，充分发挥生产基地和平台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农户生产意愿；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4）06-0004-08

一、引言

当前，传统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已难以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营养价值的追求。以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为代表的认证农产品在市场中受欢迎程度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高度聚集，经济实力雄厚，食品升级消费需求旺盛，为该区域优质农产品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也对农业生产者的供应能力和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1］。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显得尤为重要。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广州市政府于2019年启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旨在打造一个集优质农产品加工、贸易、流通及相关高端服务于一体的平台。该平台的农产品需满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香港和澳门标准等食品安全有关规定，实现粤港澳三地食品安全标准互联互通互认。实施湾区标准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重要举措。2023年4月，粤港澳三地共同公布了110项湾区标准，其中食用农产品湾区标准占比13.6%。

长期以来，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都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现代农产品市场中，农户的角色已经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市场导向的供应商，其生产行为和经营决策日益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2］。这种转变意味着农户必须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然而，我国农户在生产行为上存在“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现象，这导致了农产品质量问题频发［3］，其根源在于农产品的外部性特征和政府规制的不足［4］。随着消费者对安全和高质量食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农户生产认证农产品的意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不同类型的认证农产品有不同的技术标准、管理规范和市场需求，给试图参与农产品市场的小规模农户带来了严峻挑战［5］。认证农产品通常价格较高，市场认可度比较受限［6］，认证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执行效果存在一定争议和不足［7］。在此背景下，计划行为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农户行为和政策采纳的研究中，该理论从“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分析影响农户行为的因素，增强了模型的可信度［8］。例如，有研究基于新疆X县305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证实了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在推动农户实践农业绿色发展行为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比对农户行为意愿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9］。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离不开农户的积极响应。现有研究在探讨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行为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参考价值，但在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框架下，针对湾区标准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现有文献缺乏从湾区标准的角度对农户响应机制进行研究。为此，农户对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出台持有何种态度，以及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愿意遵守标准？这些都是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提取出可能影响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的各种因素，构建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影响机制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其中的关系，并对如何提高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提出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行为意愿指行为个体在当前或未来可能采取的行为愿望，取决于个体通过学习和努力能否实现这种行为。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个体针对某一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会共同对行为意愿产生作用，且个体的此类行为意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最终行为呈现的状况。本研究中的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指农户是否愿意在农产品生产中遵循湾区标准，以保障或提升自己种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一）行为态度与生产意愿

行为态度体现为行为主体针对待实施行为所秉持的观点、判定以及好恶倾向。对于好恶态度的评价性表述能够借助标准化问题予以呈现［10］，农户针对某一行为的态度即对实施该行为的好恶程度的估量，喜欢程度越高，则农户践行此特定行为的意向便越发强劲。既往研究显示，农户对于生态养殖模式的知晓程度与评价状况会作用于其采纳意愿，知晓程度愈高，评价愈正面，采纳意愿便愈高；反之，采纳意愿愈低［11］；农户针对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的态度与认知是决定技术采纳的关键要素［12］；农户认知对减排技术的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促进效能，认知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对低碳技术采纳的贡献便会提升25.5%［13］。农户生产湾区标准农产品的态度会受到预期收益、市场价格、预期风险等影响，如果农户认为执行湾区标准后生产的优质农产品能给他带来更高收益，那么他选择生产湾区标准农产品的意愿就越强；反之，如果农户认为执行湾区农产品质量标准不会带来经济收益，甚至会因为增加的生产投入和伴随的产量下降而减少收益，他生产湾区标准农产品的意愿就会减弱。据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积极的行为态度对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主观规范与生产意愿

主观规范指农户在决定是否采纳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反映外部压力对农户行为意愿和决策的作用程度，由规范信念和顺从动机决定。在生产过程中，农户如果执行湾区标准生产农产品或采用其他优质农产品生产技术，可能提高经济收入，但也可能遭遇自然灾害、价格波动等风险导致收入降低。因此，户主的决策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面对其家人的态度和同村其他农户的看法等社会压力。但基地或合作社对农户的监管和奖惩机制又会提高农户对于生产高质量农产品的行为意愿，这是农户根据理性做出判断的过程。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在节水技术采纳决策过程中会考虑家人的意见以及周围邻居的示范作用，说明主观规范有助于推动农户节水技术采纳意愿向行为转化［14］；主观规范也能够通过行为态度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15］；另有学者基于1228份规模农户的调研数据，得出主观规范对规模农户绿优农产品生产意愿呈显著正向关联的结论［16］。如果农户认为生产湾区标准农产品符合社会期望和道德标准，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从事标准农产品生产，积极地响应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据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主观规范对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知觉行为控制与生产意愿

知觉行为控制指农户个人对于完成某个任务的能力和信心。这种信心源自其掌握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信息的能力，以及对相关知识与技术的认知和运用水准，还涉及对自身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能力的评判，即农户对自身生产能力的估量以及对从合作社获取生产设施设备与技术知识难易状况的感受。倘若农户觉得自身具备充足的技术与信息用于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其便有可能倾向于生产高品质农产品，进而谋取更高的收益。或者农户认为能从合作社学习知识，获取资源生产出符合湾区标准的农产品，他也可能愿意在合作社的协助下生产湾区标准农产品。针对生产符合湾区标准的农产品，可能存在一些特殊要求和标准，农户需要掌握相关的技术和知识。现有学者在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研究中指出，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是促进农户进行生态耕种的重要途径［17］；知觉行为控制通过情感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对绿色生产意愿产生影响［18］。如果农户感知到自己具备生产相关技术和知识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更有自信和动力去完成生产过程；相反，当农户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时，会采取消极态度应对。据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研究探讨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与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其他因素的关系，针对研究对象构建OLS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E（Y）=β0+β1X1+β2X2+……+βiXi+ε

式中，X1，X2…Xi为影响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的解释变量（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其他因素），Y为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β0为常数项，β1，β2…βi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Y）。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综合参考了王淑芹［19］、杜运伟和景杰［20］的量表题目。王淑芹在研究中使用“我愿意投入时间、金钱和劳动进行绿色农业生产、我愿意主动学习绿色农业生产的相关知识及技术”等四个题项来测量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而杜运伟和景杰的测量题项则集中于农药化肥使用方面，如“是否过度依赖化肥提高产量、是否使用违禁农药”等。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与农户绿色生产意愿都是农户对生产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的倾向和态度，反映了农户对绿色生产理念的认同和支持，体现了农户对提高农业效益和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但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湾区标准农产品比普通绿色农产品有更高的质量要求和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因此，根据研究内容，对两位学者的量表题目进行修改后构建了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量表（表1）本文综合参考了王淑芹［19］、杜运伟和景杰［20］的量表题目，并根据研究内容对其进行修改后构建了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量表（表1）。

生产意愿受到这四个指标的联动影响，参照郑骏川和苏莉［21］的做法，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生产意愿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计算因子得分，再根据因子的方差解释率计算各因子权重，用最后得出的综合得分来度量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Y）的水平。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农户生产湾区标准农产品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农户及周边农户调查的样本，结合已有农户生产意愿的研究，借鉴陈雨生等［22］的研究，用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作为解释变量并计算各变量的因子得分，从而在浓缩数据后继续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借鉴学者们在认证农产品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影响因素划分为三个维度，共22个测量题项（表2）。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和数据可得性，借鉴前人研究并结合问卷调查情况，选取了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以及农户对湾区“菜篮子”农产品安全标准的认知和掌握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1）农户禀赋变量。农户所具备的资源与能力涵盖家庭层面的自然条件及社会属性，涉及生产决策主体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体特质以及家庭整体特性。其中，生产决策主体的个体特质包含性别差异、年龄状况与教育水平；家庭特性则包括家庭收入构成模式、土地经营规模以及是否参与产业化组织等方面。

（2）农户相关知识和认知。农户的知识储备与认知范畴，既涵盖其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及湾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准则的熟知水平，又囊括农户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知识的领会状况，诸如农户对于高品质安全农产品内涵的认知和对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操作流程的了解程度。

（三）数据来源

数据源于课题组在广东省组织的农户调查，调查对象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农户及周边农户，形式为一对一的问卷访谈以及企业、合作社负责人向旗下农户分发问卷。农户样本的抽取方法主要是按照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定名单，对基地内的农户以及周边进行问卷调查。调研共发放244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05份，无效问卷39份，问卷有效率为84%。被筛除的问卷主要是问卷中指标存在数值异常，或存在关键变量数据缺失问题。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生产意愿、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技术指导、生产能力）等变量的均值为零，且后四项标准差为1，因子得分均值为零的原因是采用了中心化的处理方法。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影响因素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模型R2为0.627，F值为22.587，表明回归模型较为理想，能够用于解释农户湾区标准农产品生产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