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耕地确权与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

作者: 邝晓燕 胡凯

社会网络、耕地确权与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0

收稿日期:2023-08-02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江西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样板之地跟踪研究”(22SQ06);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2年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合作社参与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JG2022016)。

作者简介:邝晓燕,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胡凯(通讯作者),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业技术创新管理。

摘  要:基于2021年江西省“百村千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耕地确权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受到不同维度社会网络的影响,其中人际信任的影响程度要比邻里关系高;耕地确权对农户的化肥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与耕地确权对农户的化肥施用行为存在交互作用且系数显著为正,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存在替代关系;农户的年龄、健康状况、生态认知、政策关注度、家庭劳动力占比以及自评经济条件也会对农户的化肥减量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应通过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促进农户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强化农户人际信任,营造互惠互利的文明乡风;加强耕地确权内容宣传,提高农户感知层面的地权稳定性等,提高农户对化肥减量措施的认知,增强其保护耕地质量的意识,进而产生化肥减量行为。

关键词:邻里关系;人际信任;耕地确权;化肥减量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3)05-0022-08

一、引言

化肥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提高作物单产水平和促进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粮食增产的重要物质基础,被称为“粮食的粮食”。在产量目标导向下,化肥等农业化学品的密集施用解决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1]。然而,过量的、不合理的化肥施用也导致了土壤性状恶化,耕地质量、产品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直接阻碍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为改进化肥施用方式,提高化肥利用率,我国积极实施了化肥减量化的相关举措。譬如,农业农村部于2015年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推进化肥减量增效,2020年制定《2020年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指导意见》确保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落实落地。得益于国家系列政策的实施,全国化肥施用量有了明显下降。但我国化肥施用过量的问题涉及不同领域、不同主体,覆盖范围广,地区差异大,为此实现化肥减量化仍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和艰巨的任务[2-3]。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是能否实现化肥减量投入的关键决策者。从农户这一微观主体出发,探讨影响其化肥施用行为的因素对实现化肥减量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关于农户化肥施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农业生产主体而言,有学者发现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高、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过量施用化肥的重要原因[4-5];而农户的社会资本、化肥施用知识、技术的掌握度等对其化肥减量行为具有促进作用[6-7];二是就农业经营条件而言,现有研究表明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8]、进行土地托管[9]以及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0]等皆会推动化肥投入的减量化。同时,有研究从土地流转契约角度切入,发现如果在租赁期内出现违约,农户使用有机肥和测土配方肥的概率会下降[11],因此,出于规范性和稳定性的考量,实行书面契约和契约期限固定可以促进土地转入户化肥施用量的减少[12]。

综上可知,现阶段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但同时可以发现,既有文献更多是从农户的个体特征和经营特征等内部环境方面展开研究,较少从社会嵌入或社会结构等外部环境方面进行考量。社会网络具备社会学习功能和信息渠道功能,使得具备较强的关系网络的农户不仅能够有效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禀赋,还有助于缓解在生产决策过程中面临的资源、信息约束。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度较低的农村地区,社会关系的好坏更容易影响农户信息资源的获取。除社会网络外,农户化肥减量过程受到制度规范的影响也较少得到重视。已有研究也表明:环境法规、社会规范、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等都会对农户的化肥减量行为产生影响[13-14]。而耕地确权从政策法规方面确定了土地的权属关系,保障了农民的财产权益,增强了农户在耕地上长期投资的信心,从而更愿意通过减少化肥施用量以保护耕地质量。

为此,本文基于2021年江西省“百村千户”调研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和耕地确权是否会对农户的化肥减量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存在,二者的影响效应又存在怎样的关系?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希望能够为推进化肥减量增效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社会网络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社会网络主要是指群体间通过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关系网络[15],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同时也是“社会人”,容易受到社会网络等外部环境的影响[16],况且我国农村社会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为连接纽带的熟人社会,农户之间更容易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实践信息的传播。社会网络作为农户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户较难从线上网络获取农业信息的问题。通过农户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的方式对农业生产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宣传,不仅可以加强理解,也可以通过熟人之间的信任感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相关研究也表明农户在农业生产技术采纳[17-19]、耕地质量保护[20]、宅基地退出[21]等行为决策方面皆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农户接收化肥减量新知识、采用化肥减量新技术等方面也会受到自身社会网络的影响。

本文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农户与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等之间的关系密切,特别是邻里之间,需要拥有良好亲密的邻里关系。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邻近关系,当农户在

减少化肥施用量或采用

某项技术时,邻居较容易在第一时间获知,此时则需要心理上的邻近,才能够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传播信息。当农户在实施化肥减量行为的过程中存在资金不足或者缺乏相关工具的情况下,较好的邻里关系也可以提供帮助[22]。二是农户对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等周边人的信任。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打破信息壁垒、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的成本,促使农户在社会网络中可以通过人际信任增强其对采纳化肥减量技术的正面态度[23]。因此,本文将社会网络分为邻里关系和人际信任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户的化肥减量施用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邻里关系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2:人际信任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二)耕地确权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经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投入,是农户获得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能够使其生活得到充分保障。自古以来,农户对土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所以耕地确权不仅在法律层面保障了农户权益,也在感知层面上较大程度提升了农户的产权安全性[24],从而增强农户对所确权耕地的保护意识。在耕地确权之前,由于没有明确农户对土地的相对权利,对于未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容易导致在生产上只顾眼前而忽视未来发展的局面,会出现短期性掠夺的经营行为,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对耕地质量及环境质量造成威胁。此外,提升耕地质量的保护性措施见效时间长,如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等,地权的不稳定往往会不利于农户采取这类保护措施[25]。确权颁证后,通过法律赋权的方式,明晰了地权边界,增强了地权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完整性,农户为此可以树立长期拥有土地的信心,也更有动力采取相应措施来投资耕地和保护耕地质量。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通过提升地权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完整性强化农户层面的耕地生态保护,减少每亩化肥农药额的投入[26]。所以耕地确权有利于农户减少化肥施用,保护耕地质量,为后续生产提供保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耕地确权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三)社会网络和耕地确权的交互效应

耕地确权和社会网络分别有着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对于具备较强熟人关系网络的农村社会而言,非正式制度总是会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农户彼此之间的交流或者是产生某种行为。自实施农地承包制以来,农地在边界、地貌等各方面皆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引起这些变化的影响因素中,熟人社会的共享社会规范(非正式制度)具有重要作用[27]。熟人之间因为彼此了解、互相信任,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对于农地的转出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交易往往又是人情交易,会出现因手续短缺、程序失范等导致的矛盾和冲突[28],这无论是对于交易本身还是双方关系来说都会受到损害。耕地确权则是可以通过明晰地权边界、为面积不准和空间位置无法还原等问题提供依据[29],从而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避免因出现道德风险而引起的农地纠纷,同时也可以降低交易风险。由于农地的规模流转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的化肥使用强度[30],所以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需要维持良好的交易关系,此时,社会网络和耕地确权之间会存在部分的功能重叠,对于降低交易风险有着不同程度上的促进作用,从而表现出替代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邻里关系和耕地确权交互效应为正,二者存在替代关系。

H5:人际信任和耕地确权交互效应为正,二者存在替代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21年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联合开展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江西省“百村千户”。调研内容围绕乡村振兴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展开。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江西省12个县36个乡镇。在镇级单位中根据地形和区域的划分将样本规模定为108个村,共1080户家庭,并进行追踪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入户访问,村庄整体情况采取村委会干部座谈的方式获得,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对样本进行合理选择,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剔除没有施用化肥的农户,并对村庄数据和个体数据进行匹配与合并。所有数据合并整理完成后,再剔除数据中存在的缺失值、不合理的样本,最后共获得459个样本。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借鉴纪龙等[31]的研究,根据环境风险大小,将农户的化肥施用行为划分为3个等级:合理、过量、严重过量,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首先,确定化肥投入的环境风险指数R=F/(F+T),其中F表示亩均化肥投入量(按折纯量计算),T表示化肥投入的环境安全阈值250kg/hm2(根据中国生态县建设的化肥施用强度标准确定)。其次,对环境风险指数进行测算,根据是否超过环境安全阈值、是否超过环境安全阈值的2倍进行划分,即R值是否超过0.5和0.67。当R≤0.5时,表示农户化肥施用行为合理;当0.5<R≤0.67时,表示农户化肥施用行为过量;当R>0.67时,表示农户化肥施用行为严重过量。最后,将农户化肥施用行为从合理、过量、严重过量依次赋值为1、2、3。

2.核心解释变量。将社会网络分为邻里关系和人际信任两个维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邻里关系选用当家中有人生病急需5000元时,愿意借钱邻居的比例值来进行表示,根据比例值由小至大赋值1~5;人际信任选用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表示,由低至高赋值1~5。

3.调节变量。选择耕地确权为调节变量。根据前文分析,农户耕地是否确权会对其化肥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则选择用农户耕地是否确权进行机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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