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摘   要：本文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这一制度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农合对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新农合可以通过对家庭医疗支出产生影响进而对创业决策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新农合还可以降低风险厌恶对创业决策的负向影响。最后，为了减轻样本选择问题，本文进一步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验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新农合对创业决策的处理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本文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创业决策;医疗支出;风险厌恶;倾向得分匹配

中图分类号：C934;F8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2）01-0048-08

一、前言

在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提到，创新创业事业会带来正向且美好的结果。中共十九大提出创新创业引领社会发展，鼓励与支持各社会主体进行创业。创业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进行创业能够在岗位需求较少的农村地区自我创造岗位，有效地解决个人就业难题。创业活动是一项事先进行投资且未来收益的不确定较高的活动。有效的风险分担制度可以使得创业群体共担风险，改变其风险态度，进而改变创业决策与行为。由于创业活动中存在的风险是既可能获得收益也有可能产生损失的投机风险，因此有关创业风险的保险险种并未在保险行业受到关注与推广。某些不是以分担创业风险作为靶向的风险分担制度与创业活动虽无直接相关，但其可能会影响潜在创业者的行为与风险态度，进而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刘世爱等研究了养老保险与家庭创业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1]。与养老保险相比，医疗保险的保费较低，对家庭收入水平要求较低，因此无法从收入水平解释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医疗保险是否对创业产生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益于拓展有关创业制度保障的研究以及深化对于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以进行制度改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的医疗保险制度。政府于2002年通过颁布了有关农村卫生工作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新农合在全国进行了试点，直至2010年在农村地区基本实现覆盖。

新农合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有效促进农民信贷的获得[2];降低了居民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促进了家庭的消费支出。医疗保险制度可为创业者与创业者家人提供大病医疗保障，大大降低大病发生时所要负担的医疗费用，缓解其担心资金过多投入创业活动后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大额医疗支出的顾虑，改变潜在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收入的提高和信贷获得难度的降低这两个途径从资金来源的方面促进了创业，居民的风险预期的降低则是从风险态度的方面促进了创业。

新农合带来的间接经济影响对于创业有正向促进作用，新农合这一制度本身是否对于创业决策产生影响值得探讨，对影响创业决策的外部政策环境进行分析对学术界与政策层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新型农村医疗保障系统是政府引导，个人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医疗保险这一制度推出以来，有关这一制度的研究陆续出现。

相较于旧农合，新农合更侧重于大病统筹，缓解了农村地区人们“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用”、“因病致贫”的境况[3]。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带来了医疗费用以高于同期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断攀升，刺激了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大幅增长[4]。直至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卫生支出已达1412.21元[3，5]。

郑适等（2017）提出新农合的实施促进了农民身心健康的改善[6]。参保中某些因素对于健康的改善效应有所不同，如参合时长、是否大病医疗报销是正向影响因素，而有医疗报销上限则不利于参合者身心健康的改善。除此之外，新农合还会影响居民食品的摄入，参加新农合会增加当期营养物质的摄入[7]。

新农合除了对身心健康有直接影响作用，还会带来一些有关经济效益的间接作用。赵思诚等（2019）提出新农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对于土地产出率没有显著影响，新农合有利于农民增收，但不会增产[2]。此外，新农合对于女性的劳动供给率与农村女性农业劳动时长有正向影响，对农村女性有偿市场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长具有负向影响[8]。农村居民资金来源少，信用确认难，从而导致了农民信用贷款获得较难，这是制约农村地区发展的原因之一，而新农合降低了农民信贷获得的难度[2]。农民参加新农合有促进消费的作用，新农合的实施减轻了家庭的医疗负担，降低了人们的风险预期，减少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刺激了当期消费;且医疗补偿比例越高，非医疗支出就越高[9]。农民参加新农合会增加家庭的生产性投入[9]。短期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会受到新农合的正向影响，但新农合对于长期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则效用微弱，且健康人力资本不再是农村居民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的限制[10]。

有关创业的研究中创业环境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都十分关心的研究主题，Kostova（1997）提出了一种三维度“国家制度框架”，用以阐释创业的制度环境[11]。Lim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制度环境会通过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安排和创业意愿认知，进而对创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12]。既有研究表明，与创新创业直接有关的政策（如《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通过为创业者打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排除创业中的障碍、降低创业的难度以促进创新创业，且已达到了初步的政策效果[13]。税收制度通过税率、减免税和纳税期限三个方面影响创新创业[14]。除了目的明确的创新创业政策，其余政策制度（如医疗保障制度）是否会对创业产生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把握对创业有显著影响的政策制度，有效促进创新创业。

学术界对新农合带来的间接经济研究发现，一方面，新农合可降低居民的风险预期。而创业作为一项高风险的经济活动，自对创业研究以来，风险倾向作为最早被识别出来的创业者特质一直是学术界重点研究的内容，新农合可以有效地降低医疗支出风险，医疗支出风险与创业风险是家庭中创业时会面临的其中两项风险，每一家庭所能承受的风险是有限的，当医疗支出风险降低时，家庭可以承担其他风险能力相应会增强，即所能承担的创业风险也会更多，其会更愿意从事创业活动。当家庭参合时，家庭中成员的医疗支出水平得到一定保障，对于创业挪用大额资金致使无法支付大额医疗支出的可能性降低，人们对于未来医疗支出的预期降低，风险态度会相应发生改变，且有相关研究表明风险倾向与态度对创业决策有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参加新农合还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收入提高可为创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此外，新农合可以降低信贷获得的难度，而缺乏创业资本是制约创业的重要因素，信贷的获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创业难度。

再者，短期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会受到新农合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是创业活动关键要素，对于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为创业提供资源。创业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压耗费劳动力的活动，对于身体素质即劳动力这一要素要求较高，且较容易对身体造成损伤，而新农合作为医疗保障制度，能为创业者提供有力且实质的保障。新农合对资金和资金来源、风险态度与境况、人力资本等方面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其对创业有刺激与促进作用，因此本文研究新农合与创业决策间的关系。由此提出假说1：

假说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会显著促进居民进行创业。

参加新农合带来直接的效应是可以共同分担大病医疗支出，减少某个个体对于大病医疗的支出，减轻居民医疗支出负担。在总支出中，医疗支出作为一项调整幅度与空间较小的一项支出，居民对其往往是被动接受，其占比决定了家庭中其他支出的水平。大病医疗支出共担使得原占家庭支出比例非常高的医疗支出在总支出的比例大幅降低，使得收入与资金可用于其他渠道，用于创业投资也是一种选择。由此提出假说2：

假说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通过医疗支出对创业决策产生影响。

新农合可以有效地降低医疗支出风险，医疗支出风险与创业风险是家庭中创业时会面临的其中两项风险，每一家庭所能承受的风险是有限的，当医疗支出风险降低时，家庭可以承担其他风险能力相应会增强，即所能承担的创业风险也会更多，其会更愿意从事创业活动。当家庭参合时，家庭中成员的医疗支出水平得到一定保障，对于创业挪用大额资金致使无法支付大额医疗支出的可能性降低，人们对于未来大额医疗支出的预期降低，风险态度会相应发生改变，且有相关研究表明风险倾向与态度对创业决策有显著影响。创业作为需要大额资金投入与风险较高的经济活动，资金和风险境况与偏好对其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5，16]。因此，提出某一风险厌恶程度确定的成员参加新农合时，创业的可能性相较于未参合时更高了。由此，提出假说3：

假说3：即农合缓解了风险厌恶对于创业决策的抑制作用。

有关创业决策的影响因素，王静等（2011）提出家庭人口数量、学历、创业启动资金来源等因素对创业决策有显著影响[16]。杨其静和王宇锋（2010）提到创业者机会识别能力、管理能力和风险态度都对创业决策有显著的影响[15]。家庭财富对于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17]。此外，赵西华和周曙东（2006）指出创业环境会影响创业，且缺少政策支持与缺乏创业资本是制约创业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8]。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该数据覆盖了全国29个省份，355个县，1428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40011户。它涵盖了被调查者所在地区、省份、市县等区位信息，家庭的收入、资产、人口数等家庭总体情况信息，涵盖了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家庭成员参保信息，涵盖了家庭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风险偏好等个人信息。

（二）变量定义与统计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一研究问题中，解释变量为“居民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加新农合则赋值为1，没有参加新农合则赋值为0。

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有无进行创业，家庭有创业行为则赋值为1，没有创业行为则赋值为0。

家庭人口总数、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是否已婚、户主风险厌恶程度、地区等变量会影响创业决策，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问题，需要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研究问题的模型中[15，16，17]。各个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

该样本中，人均医疗支出为3328元，人均医疗支出超过3000元家庭占比0.2372。医疗支出是影响着整个家庭总体经济状况的一个关键因素，由此可见其可能会成为需要资本投入的创业的一个制约因素，通过参加保险，尤其是大病医疗保险，可以减缓家庭中的医疗支出压力，使其的资金有更大的使用自由度，进而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否会对创业决策产生影响进行研究。各个变量的总体情况简要统计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2。

四、回归分析与结果

（一）分析方法与步骤

本文利用stata1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新农合与家庭创业间的关系，分析方法是逐步多元回归分析。首先对新农合对于创业决策是否有影响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假说1。然后，分析新农合对创业决策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新农合是否可以通过对人均医疗支出产生影响，进而对创业决策产生影响，此外，研究参加新农合是否可以缓解风险厌恶对于创业决策的抑制作用。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因此对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参照王询等（2018）对创业的研究[19]，对研究建立的模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