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F0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5406(2025)03-0143-01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①区域是生产力发展空间载体，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让各个区域发挥各自具有特异性的资源禀赋优势，培育适合区域自身特点的主导产业，立足价值链的不同节点扩大竞争优势。当前，我国区域之间出现产业重复建设、市场饱和、企业过度竞争及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等问题,必须在区域分工协作中寻求新的突破口,通过产业的区域协调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并由此实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长期以来，区域作为经济学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中被广泛分析和阐释，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区域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概念出发，将区域和产业作为生产方式的两大维度,从产业资源的空间扩散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从0到1、从1到10,再从10到100、100到N的跃升，同时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从点到线、从线到轴、从轴到面，再从面到网地实现空间扩张。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区域高质量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同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的差异，经济发展绩效呈现出较大差距。针对区域经济布局和均衡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了一些探讨。这些探讨对于我们理解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产方式及其分析维度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生产方式,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方式，其包含两大要素：一是生产资料;二是使用生产资料的人，也即劳动者。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力作为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也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技术结合；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两个结合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就是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而生产关系就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区域和空间层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区域经济关系，也即空间结构;而在不同产业内部组合搭配起来，就形成了产业经济关系，也即产业结构。

在这个视角下，区域和产业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两个分析维度。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存在于时空中,区域构成一切经济活动的空间。①生产活动的开展、经济发展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和区域。所谓“因地制宜”地实现经济发展,即充分发挥特定区域空间的优势，根据各区域的特征优势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了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生产方式的跃升需放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视域下实现，即通过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即是社会生产力的均衡布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均衡布局的思想：“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和发展。”①但是，区域协调发展仅仅依靠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需要依靠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强大功能。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十二五”规划又把主体功能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②“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③这些区域战略的实质,都是要推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区域层面进行重新组合和搭配，即实现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

另一方面,产业是生产方式重构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生产力应用转化的抓手。在生产方式的区域空间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在产业中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提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④这就表明,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就要调整普通劳动密集型、技能劳动密集型、技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等不同产业的比例结构,调整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产业网络不同节点的比例结构，优化区域间产业分工格局。

（二）生产方式空间重构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四个阶段

针对不断革新的技术形式和经济发展需要，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进一步明确了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条件，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现离不开产业这个载体,也就是说,要在适宜的地区发展适宜的产业，以此推动新质生产力贴近区域产业的具体条件而实现快速发展。这实际上就表现为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

结合生产力从萌发、运用到转化的全过程，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个别地区通过新技术的研发形成局部增长极，即新质生产力从无到有、从0到1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局部增长极与周边城市形成产业配合,形成一个区际发展轴的过程，即新质生产力从小到大、从1到10的过程。第三个阶段在新产业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在都市圈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的同时，多条区级发展轴横纵联合，形成跨区域产业集群，即新质生产力从大到成熟、从10到100的过程。第四个阶段是从产业新模式中催生新动能的过程,这也就是站在全国层面构建统一大市场和国内大循环的过程，即新质生产力从成熟到无限、从100到N的过程（见表1）。

总体而言，区域是生产活动的空间，产业是生产活动的微观载体。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区域和产业层面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即实现区域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有步骤地、分阶段地在适当的空间发展适当的产业（见图1）。因此,要通过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调整政策的协同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循序渐进地发展,引导企业投资方向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调整，进而优化区域分工结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二、从0到1：新技术研发形成局部创新增长极

在区域经济学看来,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形成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市场自发形成,另一类是由政府主导形成的。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方面需要良好市场环境的支撑，另一方面也需要各种政策的指导和引领。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正是要通过“从0到1”的原始创新打造区域科创高地。在生产力层面，这个过程就是以政策为指引进行“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过程。而在空间生产关系层面,就是以原始创新成果为依托，形成区域创新增长极的过程。

（一）新质生产力要素优化催生新技术

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研究最初是通过对劳动异化过程的分析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②其中第一个方面即自然界指向了劳动对象，而第二个方面即工人及其劳动指向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也就是说,劳动需要具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要素，生产力在三者组合的过程中产生并得以应用。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③结合生产力的出场逻辑，“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产生同样需要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这一优化组合通过市场需求、基础理论、创新研发和科技政策体现出来。对于这四个条件基础较好的地区而言，尤其是创新研发能力突出的地区，可以率先实现技术突破。

（二）部分地区率先形成创新增长极

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原始创新过程分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产品和工艺开发，以及新产品导人市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相应工作分别由科学家、工程与技术专家、产品工艺工程师和企业家来承担。这就需要进行原始创新的区域具备优势突出的科技基础和人才队伍，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依靠部分创新型企业难以形成具有带动作用的局部创新增长极。因此，需要发挥科技政策在支持和引导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目前,创新研发能力突出的代表性平台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③北京、上海、深圳、合肥成为重要的创新基地，以此为依托可率先形成局部创新增长极。目前我国四个创新增长极在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的优势条件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四个创新增长极的发展侧重点也是有差异的。

以合肥为例，作为一个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较之北京、上海、深圳都稍显逊色的中部城市,其主要竞争力集中在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领域,定位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17年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在优化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布局方面,科学与工程研究类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定位于瞄准国际前沿，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围绕重大科学前沿、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科学工程,开展战略性、前沿性、前瞻性、基础性、综合性科技创新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国家实验室是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代表国家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是面向国际科技竞争的创新基础平台，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是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已建成的国家实验室中，位于合肥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属于首批建设，已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见表2）。合肥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树立“科技即产业”的理念,将区域经济发展聚焦于科技创新，同时组建科技转化专班。2022年，合肥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34家，平均每天诞生5家，总数达6412家；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200余家，同比增长近七成;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8家,总数达139家。合肥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对接捕捉高校院所等可转化科技成果超过1000项，发明专利授权量首破万件，技术合同交易总额突破千亿元。目前，合肥主要创新指标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方阵，跻身全球科研城市第16位、全球“科技集群"第55位，成功实现了以原始创新形成局部创新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①

三、从1到10：构建区际发展轴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联合体

局部创新增长极作为经济发展的带动点，其辐射范围较为有限。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就必须从增长极出发,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这就提出了因地制宜构建区际发展轴的要求。作为一种生产方式重构的过程，在生产力层面,需要实现新技术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结合;在生产关系层面,需要依托创新增长极带动轴点城市的产业发展，并使增长极与轴点产业形成配合态势，塑造区域产业联合体。

（一）以局部增长极为依托构建区际发展轴

局部经济增长极作为区域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初衷是通过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经济增长的“极点”,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①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局部经济增长极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首先，局部创新增长极的形成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仅依靠极点作用难以实现全国经济发展“质”的突破，甚至可能拉大区域发展差距。其次，局部经济增长极的辐射范围有限,这意味着其经济效应往往难以覆盖到整个区域。在区域经济学中,增长极的辐射效应是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技术扩散等多种渠道实现的。然而，由于地理、政策、资源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增长极的辐射范围往往局限于其周边地区，而无法对整个区域产生显著影响。这导致一些远离增长极的地区难以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为了避免增长极的对外辐射过程中产生的“极化效应”，转而形成良性的“涓滴效应”,需要构建起增长极与周边城市的良性联系。②简而言之，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平衡发展,避免过度依赖局部经济增长极造成区域产业的“极化垄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③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局部创新增长极发挥龙头作用,及时实现创新成果转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这一转化最直接的落地点就是在中心城市周边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因此,可依托创新增长极，寻找周边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作为辅助性极点,将创新增长极和辅助性极点连接起来，将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连接起来，构建起区际发展轴，以更好带动区域内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需要充分考虑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定位。一方面，局部创新增长极具备创新能力强、市场需求广的优势，可以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研发设计、商务渠道、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环节,通过适当的“极化效应”发挥好龙头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周边城市节点可以利用好区位优势和特定产业优势,发展零部件生产、整件组装、物流仓储等环节,构建起与增长极的产业联系。

（二）充分发挥区际发展轴的联动效能

在构建区际发展轴的过程中，不同的区域条件和政策导向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发展轴线,根据城市相互联系的特征，可以大致将区际发展轴分为双向互动型、单向匹配型和产业联动型等三种类型。

“成渝轴”是双向互动型区际发展轴的典型代表之一。成都和重庆是我国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两城相距200公里左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两城飞速发展。双方在经济总量上不相上下,而在产业发展优势上各有侧重，通过相互配合可以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计划将成渝打造为继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后的第四发展极。《纲要》指出，以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同发展为导向，突出双城引领,强化双圈互动，促进两翼协同，统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促进形成疏密有致、集约高效的空间格局。这进一步表明,成都和重庆可以充分发挥各地优势,通过双向互动实现区际发展轴的构建,形成双城经济圈，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

“西安-咸阳轴”是单向匹配型区际发展轴的典型代表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发挥西咸新区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的综合功能”的决定，西安和咸阳成为区际发展新的连接轴。但是,西安和咸阳发展差距较为显著，难以在高新科技领域实现双向互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西安市生产总值为11486.51亿元，而咸阳市生产总值仅为2817.55亿元,不及西安市的四分之一。①西安是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显著的科教优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咸阳则地处关中腹地，以重工业和特色农业见长。为实现共同发展，西安应借助其科教实力,促进咸阳的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咸阳则可依托其重工业和农业资源，与西安形成产业链的有效对接，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武汉-十堰-襄阳轴”是产业联动型区际发展轴的典型代表之一。武汉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心城市，与湖北省其他城市相比，在科教资源、产业发展、经济总量等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通过打造区际发展轴，武汉也能够在产业层面与周边城市形成互动。近十年来,湖北发展成为全国汽车产业链条最完整、集群最突出的省份之一，武汉、十堰、襄阳的产业联动功不可没。武汉具有庞大的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和自主创新发展优势,汽车研发和服务、整车制造和装配、智能网联汽车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十堰拥有全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总成交易中心——中国(十堰)汽配广场，以商用车和汽车零部件配套作为主导产业。襄阳是国家汽车产业集群区域品牌试点示范区、国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创新集群示范基地，以特种车和新能源汽车为主。①三者在汽车研发、零部件制造、新能源应用、市场推广等方面协同配合,形成了以东风集团为龙头的“武汉一十堰—襄阳汽车产业联动轴”。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需求量激增，武汉、十堰和襄阳的汽车产业联动更为显著。依托武汉作为汽车研发、整车装配和商务中心的定位，十堰和襄阳的产业基础和成本优势也将进一步凸显。

四、从10到100：以城市群建设塑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模式

在新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阶段形成了新产业，但新产业的出现并不是生产力持续跃升的终点。在新产业拓展业务领域、不同产业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将会衍生出大量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营路线，这就是新质生产力从10到100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区际发展轴交错互动，形成了区域产业集群，都市圈组合集聚，在空间上形成城市群。

（一）从都市圈到城市群：生产力发展新模式的落地

从空间上来看，多条区际发展轴的交汇融合就构成了都市圈。从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上来看,生产力的创新增长极向外延伸,中心城市与周边卫星城市连接起来,形成空间上的区际发展轴。进而，由多条区际发展轴交织在一起，产业链纵横交错，组合成为产业价值网络,在空间布局上就表现为“都市圈”。而多个都市圈在空间上形成各种产业联系就构成了城市群。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粵港澳以及成渝四大世界级城市群。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海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国家层面重要城市群也迅猛发展起来。但是，各大城市群也都普遍存在着产业同构、区域分工不充分、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因此,如何把握都市圈与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关系,进而根据都市圈的产业特征实现整个城市群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

通常来看，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城市群建设,即通过都市圈之间、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区域统筹协调。但从本质上来说,要促进城市群内部组团的有机联动和协调统筹，仍然需要从区域产业分工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和具体谋划。从我国城市群发展的现状来看,很多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是不足的,城市群内部的都市圈往往热衷于打造本地区自我配套的“全产业链”，盲目追求城市群内部产业的“大而全、小而全”，忽视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综合协调，导致都市圈之间产业生态位重叠、产业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为此，基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分工应不仅仅局限于新产业的萌发,而是要把新兴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增值环节和业务端口合理地分布在城市群内的各个都市圈和发展轴上，从而因地制宜地塑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模式。换言之，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都市圈应是由区际发展轴联系起来的都市产业圈，而城市群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都市产业圈联系起来的区域产业集群。

（二）区域产业集群协同：以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芯片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是现代工业的“粮食”。作为芯片技术的产业形态,集成电路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也成为承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产业类型。2014年6月我国正式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同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成立，以此为标志,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进人发展快车道。

目前,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基础最扎实、产业链最完整、技术最先进的区域。2023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集成电路产业收入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60% 。①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是一个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向外围发生溢出，进而通过都市圈的传导效应在整个城市群塑造起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过程。

“十二五"初期,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芯片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上海。从2014年起，特别是2018年“中兴事件”后,芯片和集成电路产业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仅仅依靠单个中心城市,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产业体量和技术水平,同时也无法应对宽口径、多层次和复杂化的市场需求。2018年以来，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向外拓展,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积极承接上海的技术和人才溢出，紧密结合本地产业禀赋特征,逐步形成了全产业链和差异化发展相结合的产业空间布局。例如，2018—2023年安徽和浙江集成电路产业的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 75.5% 和 37.3% ，几乎是在几年时间内塑造出一个千亿级别的新兴产业。具体来看,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条路径实现的。

一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机制。对于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而言，如何统筹各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创新资源,通过协同联动的方式展开科技攻关，是不同地区各自实施科创政策的堵点和难点。开展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合作迫切需要顶层设计,如何推动中心城市的人才、技术和资金向周边城市和相关都市群转移辐射，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这方面，长三角先人一步。2021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正式成立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办公室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主要领导担任主任，三省一市分管领导任副主任;科技部战略规划司与三省一市科技厅(委)建立工作专班季度会商机制,共商共谋重点任务,共商共议难点问题;成立秘书处,三省一市科技厅(委)选派优秀干部在沪集中办公，推动年度计划任务落实落地。

在具体工作举措上，办公室先后颁布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三省一市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2022—2025年)》《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券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这些科创政策的推动下，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的科技创新活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譬如,2021年度长三角三省一市征集的跨区域联合攻关需求中,集成电路产业攻关需求最为强烈（总计75项，占 50% ）。2022年度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首批揭榜攻关任务中，集成电路产业成功揭榜19项（总计32项，占 59% ）。①

二是各都市圈植根明晰的产业分工定位。目前,集成电路产业广泛分布在长三角的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四大都市圈的集成电路产业形成了一定的分工格局。上海及其周边的苏州和无锡拥有全国最为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条，涵盖了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以及装备材料和设备供应等多个环节,形成了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相对上海而言,浙江集成电路产业涵盖芯片设计、制造、封测、EDA、装备和材料等产业链各环节。杭州、宁波、绍兴等地的集成电路产业以“特色”闻名于世，在半导体材料和集成电路工艺装备等支撑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在制造领域,浙江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IDM发展模式的先行者,针对新能源汽车、通信、电力、新能源等专业领域的芯片制造是浙江的强势项目。江苏以南京都市圈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形成了以封装测试为主导方向的产业特征。安徽以合肥都市圈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主要植根于芯片制造环节,特别是发挥成本优势,专注于中档成熟技术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规模。总的来看，长三角四大都市圈,既涵盖了集成电路的全产业链,也在细分领域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这极大地推动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

三是卓有成效的区域内专利合作和技术溢出。集成电路产业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关键设备和材料、基础软件、高端芯片制造等环节,集成电路产业的专利申请和授权密度是很高的。作为研发产出的重要标志之一，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表征了该产业的科技创新力度。与粤港澳、京津冀不同的是，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专利合作十分频繁,特别是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的技术溢出尤为明显。有研究表明，从2010年到2013年，长三角内部的集成电路产业专利合作数量为726件，而 2021年到 2022年,这个数量飙升到4855件，增长了5倍多。同时，长三角地区区域内专利合作比例达到了 45.6% ，显著高于京津冀、粤港澳和成渝等三大城市群的合作量之和。更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内部跨省集成电路专利合作申请数量,从2010—2013年的103 件增长为2021—2022年的374件，也远远超过长三角与其他城市群的专利合作数量。这些数据都表明,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迅猛发展,与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核心都市圈与周边都市圈之间的技术溢出是分不开的。①

五、从100到N：整合全国大市场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

以加强城市群联系为出发点，下一步应整合全国大市场，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②从我国目前城市群发育情况看，已经涌现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四大城市群，但是，四大城市群之间的产品服务交流和生产要素共享程度仍有待提高。此外，除四大城市群外，中部地区、“三北”地区都还缺乏成熟的城市群，培育全国大市场的载体支撑仍然存在短板。因此，这就迫切需要从新的视角出发，推动新质生产力从产业上的100拓展到N,从区域上的城市群拓展到国内大循环,塑造和培育具有密切联系的全国大市场。

（一）整合全国大市场的三大轴线

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通过三大轴线整合全国大市场。一是海岸线。我国沿海地区是最早对外开放区域,在我国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拥有长三角、粤港澳两大世界级城市群,辽中南、山东半岛、东陇海、海峡西岸、北部湾等大型城市群。此外,沿海地区还建设了一大批经济特区和开放新区。同时,沿海通道也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在铁路方面,沿海通道是2016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连接城市包括大连（丹东）、秦皇岛、天津、东营、潍坊、青岛（烟台）、连云港、盐城、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深圳、湛江、北海(防城港）。在公路方面，“十四五”期间,228国道(G228)全线贯通并将按照二级公路标准进行改造，各省沿海高速实现互通互联。因此，我国海岸线和沿海地区是富含新质生产力最为集聚的区域，成为向内陆辐射最重要的先进生产要素来源。

二是胡焕庸线。“胡焕庸线”即“黑河-腾冲线”，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于1935年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胡焕庸线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倾斜约45度，全长约4000公里。胡焕庸线的核心特征是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显著差异：线东南侧以平原、丘陵为主，面积约为整个国土面积的 43.4% ；线西北侧则以高原、山地为主，面积约为国土面积的 56.6% 。但是，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差异却是巨大的，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为 胡焕庸线的最大启示意义在于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区域差距。塑造和培育全国大市场、构建国内大循环，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突破胡焕庸线，走向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

三是博台线。博台线是指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开始，向东南方向延伸直到台湾省台北市,构成的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直线。博台线西南半壁国土面积563.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58.7% ,东北半壁占 41.3% 。从人口分析，在1960—2016年的56年间，博台线西南半壁与东北半壁常住人口占比平均保持在 45:55 ，并呈现对等发展趋势。① 与胡焕庸线不同的是，博台线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自西北向东南依次经过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台湾等10个省区,其中不少省区属于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博台线把欠发达地区、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和发达地区联系起来，极为鲜明地揭示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布局。

（二）以弓型区域布局启动国内大循环

当前，可考虑在全国层面设计和谋划一个“弓”型区域布局。其中，弓背是指胡焕庸线,弓弦是我国海岸线、岛屿和领海,箭头是博台线。之所以组成“弓”型，其核心要义是要通过博台线将东部沿海地区（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先进生产要素,通过城市群联动的方式，传递到广袤的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之所以博台线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传送带的作用，关键在于：与胡焕庸线是一条无实体交通路线的虚线不同,博台线是一条拥有综合交通体系的实体路线，具体包括兰新高铁及一般铁路、西兰高铁及一般铁路、西安-武汉-福州高铁及铁路，兰新高速公路及一般公路、西兰高速公路及一般公路、西安-武汉-福州高速公路及一般公路,以及西气东输管道等。也正是通过这些交通路线,博台线也把天山北坡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等连接起来。而这些城市群恰恰是我国发展相对不成熟、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群，因此，在蓄积力量、拉满“弓箭”的过程中，就必须加强我国四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与博台线上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通过博台线综合交通体系，把先进生产要素传输到胡焕庸线西北半壁。而这个发展方向也是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方向。由于这一开放路径面对的是广袤的亚欧大陆，因此，这个过程也就是将新质生产力从100推向N,从有限的国内市场推向无限的世界市场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运弓射箭的过程将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磅礴的新动能。

（三）以弓型联动激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动能：一个案例说明

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汽车产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强的产业区域关联度。②拥有漫长产业链的汽车产业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综合推动力量十分显著，可充分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作为一种融合多领域的现代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产业和技术双链条的重构、整合与协同，①其完备的产业链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能力。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其总部设于深圳,并在国内布局了深圳、西安、长沙、常州、抚州、合肥、济南和郑州等八个业务基地，形成了以海岸线创新势能为牵引、胡焕庸线市场纵深为支撑、博台线要素通道为纽带，“弓弦蓄势-弓背聚力-箭头突破”的动态协同体系。

比亚迪的区域布局和分工态势可以比较形象地展示出以弓型结构培育和塑造全国大市场的产业发展路径。一方面,沿博台线展开的产业布局,本质上是将沿海创新势能转化为中西部发展动能。比亚迪总部设立在深圳，以粤港澳大湾区研发中枢为核心，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创新高地设立前瞻技术中心，持续输出电池技术、控制系统、智能网联驾驶等核心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这些技术要素通过博台线轴向传导，在中西部制造基地实现快速转化。其中,合肥基地承接电池集成技术创新，长沙工厂吸收智能平台架构升级,形成“沿海研发-内陆智造”的产业链节点梯度转移模式。这种技术扩散不仅重构了产业空间布局，更使中西部地区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参与技术迭代，逐步培育生成跨区域创新生态，体现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形成的技术“涓滴效应”。

另一方面,突破胡焕庸线的战略纵深体现了企业对中西部市场的整合利用。比亚迪沿博台线布局的制造基地,通过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立体化物流网络,将原本处于市场边缘的西部地区转化为面向欧亚大陆的出口枢纽。西安基地的整车出口、重庆工厂的跨境供应链、乌鲁木齐基地的中亚市场辐射，共同构建起“内陆制造-边境加工-国际输出”的新型产业分工。这种空间重构不仅有效缩小了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传统发展落差,更使中西部地区从单纯的要素供给地升级为价值链的重要增值环节,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战略咬合。

不仅如此，博台线作为“箭头”的战略价值在要素协同创新中展现独特张力。企业沿轴线构建的区域研发中心，既不是简单的技术复制站，也非孤立的创新飞地，而是形成“轴向传导-节点创新-网络反馈”的循环机制。在比亚迪的技术创新体系中,成都研发机构针对西南地形特征开发适应性技术，兰州实验室结合西北环境特点推进氢能应用，这些区域性创新成果通过博台线反向输回沿海总部，催生出更具普适性的技术方案。这种双向互动打破了传统技术扩散的单向性，使发展轴线成为知识流动的传导器,在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同时，培育出多层次的技术创新网络。

总结来看,通过“弓型”区域布局，比亚迪的产业链已超越简单的地理分布意义，演变为重构产业生态的系统工程。沿海总部与中西部基地之间形成“创新-制造-市场”的螺旋上升通道，技术势能沿发展轴线转化为市场动能的过程,既激活了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要素潜力，又强化了海岸线技术策源功能。可见，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弓型”区域布局下，比亚迪的产业布局深度嵌人三大空间发展轴线，通过博台线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重组，完成了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生动演绎了“弓型”区域布局启动国内大循环,实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局限在国内的新质生产力，现在已经通过弓型结构走出国内大循环，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就从100进一步提升为广袤无限的N。

六、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由于生产方式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的内容，因此，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也就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处理好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产业链、价值链的不同节点合理地分布在相互关联的区域,构建区域创新增长极、区际发展轴、区域产业集群和全国统一大市场。

本文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新技术萌发、新产业形成、新模式塑造和新动能汇聚四个环节。这四种活动既不是同时发生的，也不是在同一个区域发生的，而是区域经济关系调整和重塑的过程。从局部增长极到区际发展轴，从区域城市群再到全国大市场,都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区域生产关系调节的协同互动，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过程。而这一系列变革的最终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大市场,在国内大循环中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展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不仅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空间布局理论，也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深入探索。随着这一空间重构过程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将迎来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口

（责任编辑：游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