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摘要：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转变理论；第二次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4）02-0004-013

一、引言

“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在历史上总在不断动态互构，胡湛、彭希哲、吴玉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人口发展态势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并且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人口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应当成为各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的首要治理考量因素。然而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著名的《人口原理》之前，鲜有研究正式且系统地探讨过人口与地区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人口原理》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富论》中关于人口与财富的观点，尽管他们都部分地意识到人口作为劳动力这种生产投入要素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财富、给区域带来更多的产出，但斯密更关注对经济体系的不恰当干预如何限制人口，Joseph J.Spengler，“Adam Smith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76）， pp.167-180.而马尔萨斯更关注人口增长如何对地区的有限生活资料造成压力。

基于斯密和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学者的研究发展出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人口视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认为经济增长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三种要素共同驱动，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将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增加并不仅指代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还代表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郭庆旺：《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比较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9页。。这种将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共同纳入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考量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后续学界关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被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作用于各国政府在中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R&D）等方面的相关决策上。

然而，劳动力概念是人口概念的一个子集，劳动力是人口的一部分，但是人口却不只包含劳动力。按照人口学指标“抚养比”对人口进行划分，整个人口可以被分为三类：年龄在14岁及以下的少年人口、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根据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相关定义，劳动年龄人口可以简单等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概念，而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因为没有进入或者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无法为社会产出作出贡献，是非劳动年龄人口，需要劳动年龄人口为其提供经济供养。出于上述考量，往后的学者将人口对经济影响的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人口结构上。

1998年，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瑞·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对20世纪50年代的“东亚经济奇迹”（East-Asia Miracle）展开研究，从人口结构角度考虑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并提出了“人口礼包”（Demographic Gift）概念。David E.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 pp.419-455.这一概念正是后续学者构建的传统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理论的前身，该理论又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学者在研究的最后指出，未来东亚的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曾经被视为“人口礼包”的劳动力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步入老龄阶段成为非劳动年龄人口。

在人口红利奠基之作发表的两年后，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0.46%，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为6.9%，平均年龄突破30岁，达3195岁。杨菊华、王苏苏、刘轶锋：《新中国7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4期。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预期寿命的逐渐延长以及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和持续低迷，世界各地或迟或早都会经历老龄化程度的日益深化。根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范围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22年的10%上升至16%，United Nations，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site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files/wpp2022_summary_of_results.pdf.可以说人口老龄化是当下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

两个多世纪之前的经济学之父和他的门徒都未曾预料到，在这短短的两百多年间，人口的转变会如此激烈且影响深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经典的理论和模型似乎都在预言这将是一个人类负重前行的时代，出于上述考量，学界对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展开了探索，在此背景下构建提出并不断完善第二次人口红利（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理论，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有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科学人口治理观念和有效政策指引，正确的治理选择和得当的政策制定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催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促使经济增长拨云见日。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Genus（2006）， pp.11-35.

总结来看，学者们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对人口为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程度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并持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宽和发展。因此，尽管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诞生的理论观点，但其根源却与人口学息息相关，人口转变理论是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石。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衰退，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厘清新人口变化趋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开拓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概念梳理和理论分析。本文尝试通过后文的分析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人口转变理论、第一次人口红利理论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基本理论内容以及这三个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本土化发展如何？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可能性和必要性如何？如何进行正确治理策略选择有效把握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源起与存在性讨论

（一）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理论将人口的主要发展态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第一次人口红利）一般出现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了出生人数的减少，从而使得少年抚养比下降；而此时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慢，导致老年抚养比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上一转变阶段累积的数量众多的青少年人口正逐渐步入劳动年龄人口行列，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这三种因素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这种人口结构一方面降低了社会总抚养比，减轻了非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给社会产出的增加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原新、金牛、刘旭阳：《中国人口红利的理论建构、机制重构与未来结构》，《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3期。需要注意的是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种人口红利并不会自发实现。Peng Xizhe and Yuan Cheng，“Harvesting the Demographic Bonus：the Impact of Migration in Shanghai”，Asian Population Studies（2005），pp.189-205.上述人口抚养比持续处于低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是一段人口机会窗口打开的时期，理论上来看在这一时期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但是能否把握住这种阶段性的人口机会窗口，从而实现人口红利并切实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政策制定者为其创造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完善、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建设等等。David E.Bloom，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 Corporation， 2003.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是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收获人口红利的典范。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未来全球发展的重要宏观背景之一，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日益下降、老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的现状，学界普遍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式微。陆旸、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世界经济》，2016年第1期。在此背景下，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应运而生。最初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后文称为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随着支持比支持比是老年抚养比的倒数， 测量每一位老年人口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进一步下降，消费者会意识到这一点并针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预期调整自身当下的储蓄行为，因为在老年阶段只有通过前一阶段积累的财富才能够继续维持老年阶段的消费需求，而这种储蓄行为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将这些增加的储蓄投入到国内经济体中，那么就可以深化资本积累进而大幅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如果将这些增加的储蓄进行境外投资，那么净外汇收入和国民收入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意味着有效消费者的人均收入会加速增长。尽管在这种储蓄行为变化初期会出现消费缩减现象，但最终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Genus（2006）， pp.11-35.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理论一样，仅仅只是阐明了人口红利存在的可能性，虽然学者们最初提出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时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具有一定自发性，但是它仍然只有在具有前瞻性的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变化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时才能被挖掘全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