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历史根据、政治要义与实践指向

摘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党建主题和执政考题。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揭示了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规律，给出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成为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重要历史根据。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深刻阐释了历史周期率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外历史王朝政权兴衰的逻辑关联，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决定性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治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保证，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外靠人民民主、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确保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关键词：习近平重要论述；历史周期率；政治要义；实践指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3）06-0022-0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①。一定程度上看，一部百年党史也是一部接续探索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成为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破解的重大党建主题和执政考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领导、长期执政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进行理论解答、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以新的理论创新、实践变革和制度安排破解“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找到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新答案，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关系执政安危、政权兴衰、民心向背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当前，学界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周期率的文本考察。如冯务中认为，学界主要有“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三种考察视角，着重探讨了历史周期率的文本及其涵义，历史周期率典故的形成、传播和影响，历史周期率本身的成因和对策等【冯务中：《“历史周期率”文本之辨析》，《中国高等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二是新时代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新答案。如姜辉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破解了王朝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困局宿命，创造性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重大问题【姜辉：《百年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9期。】；三是“两个答案”的基本内涵、生成考察及其逻辑关系。如刘建武认为，“两个答案”回答了如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始终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等两大难题，创造性开辟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新路”，勇于自我革命、接受人民监督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整体【刘建武：《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深刻蕴涵和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本文则根据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从历史根据、政治要义与实践指向三个维度构建叙述框架，研究阐释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历史根据

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多元概念，从统计学上看是指历史现象、历史事件重复性、周期性发生的概率，从历史学上看是指个人、家庭、团体、政党、地方乃至国家治乱兴衰、循环往复所呈现的周期性现象，从政治学看是对人亡政息的政权演变规律的主体性认知、总结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1945年7月，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一行六人接受中共的邀请，到延安考察商谈国共合作建政问题，其间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关于政权建设“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对话，毛泽东以“民主新路”破解黄炎培关于中共如何“跳出这周期率”之问，形成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位历史伟人纵横捭阖、交会对接，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探讨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揭示了避免人亡政息、确保政权长期存在的重大历史规律，是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形成的重要历史根据。

（一）从历史维度观察总结，提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

1862年，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一部1200多个字的《三字经》记述了“载治乱、知兴衰”的中国历史线索，呈现了中国古代从夏朝至清朝治乱兴衰、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率。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源自于《左传·庄公十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政权兴衰历史规律比较明确的早期表述之一。关于“其兴也浡焉”有三种不同表述，《左传》使用的是“其兴也悖焉”，《旧唐书》《新唐书》使用的是“其兴也勃焉”，黄炎培使用的是“其兴也浡焉”，中共领导人使用过“其兴也勃焉”“其兴也浡焉”等表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释义，结合有关学者考据，“勃”是本字，“悖”“浡”是“勃”的通假字，因此“其兴也勃焉”“其兴也悖焉”“其兴也浡焉”三种表述语义相通【冯务中：《“历史周期率”文本之辨析》，《中国高等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1945年，黄炎培造访延安，在延安窑洞对话中，黄炎培发出了“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的历史感慨，思考总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的历史规律。正如黄炎培的儿子黄方毅所言，“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出的这段话，是他观察了几十年，思考了几十年，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之后得来的。”【黄方毅： 《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9页。】

（二）从现实情势观照对比，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

为着“国共恢复商谈，促进团结”【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6人，乘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以“中间人”的身份施展捭阖。黄炎培一行在延安考察、访问、交流五天，7月5日离开延安。来自国统区的黄炎培，从“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接触到的”【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发现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根本不同之处，对中共的政治理想、治理能力和解放区的新变革新气象甚为赞赏。

能够“自自在在”地观察考察。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记述，他们一行六人“在延安倒是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先后考察党政军三个中心区域，游逛货运商店，问询棉花价格，现场计算边币与法币、法币与流通劵的兑换比价，观察公务员和乡村妇女的服饰，访谈木器厂、供应总店、妇女联合会合作社，参观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等，“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没有看见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而黄炎培在重庆期间，“住宅遭到蒋介石派宪警特务多人搜查，翻箱倒箧，并出枪威胁家人，禁打电话”【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甚至在其一行去延安的途中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恐吓、跟踪、监视甚至故意制造事端不断阻挠。

看到了延安的民生新样态。黄炎培发现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边区政府注重保障民生，“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组织若干医疗队“巡回各乡村替老百姓看病”，边区信用社和边区银行“是为边区人民服务的银行”“乡村有变工队和扎工队”“到处有庙会，不禁止的”“趁此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等宣传”【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30页。】，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而黄炎培从海外回国沿途所见和在国统区亲见，广大民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国民党党政军官员却挥金如土、夜夜笙歌。

看到了延安的民主新气象。黄炎培感觉延安之行总是“在欢洽的空气中，新旧朋友分别杂谈”，与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143页。】。延安街头黑板的角上设有意见箱，“什么人都可以把意见书投入，如果他要向政府说话的时候”；“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地方政治“就让这地方民众去监督”，“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凡兵士和地方老百姓性纠纷，必须责备兵士”；中共整顿会风，“正在极力归并，集中，减少”会议，“标语已经减少到极少极少”，节惜物力，提高治理效能【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38、147页。】。而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行独裁统治和个人专制，破坏国共合作，搞伪国民大会，实行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查禁进步刊物，扼杀进步言论，杀害进步人士。

看到了延安的法治新图景。黄炎培在《延安五日记》中感慨道，“他们立法是精细的”【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陕甘宁边区政府注重法规制度建设，先后颁布了《组织条例》《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干部管理暂行通则》《政务人员公约》《政纪总则草案》等，探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权管事管人【董瑛：《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制度供给与监督体系》，《特区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5期。】。同时，坚持严格管理与正向激励相结合，推行生活补给制度，“政府奖励每一公务员和他的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一切手工艺，如儿童玩具等等，这种生产所得，都归他本人的”【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而蒋介石视法律制度为儿戏，推行“军政”式人治，拉拢、收买、迫害、关押、暗杀成为其统治的主要手段。

看到了中共一批“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中共领导人和各位高级将领“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和我平时的想象完全两样”【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114、115页。】。毛泽东先生“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彭真、陈云等诸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115页。】。而国民党则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实际控制人的一个个利益集团，党内、军内山头林立、派系互斗，政治衰败、一盘散沙，在抗日战场上胜少败多。

看到了延安的良好政治作风。中共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洋八股、党八股。“他们现时所走过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少一点“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向老百姓学习，要求“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延安“三天的谈话，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恳切，不当做‘办交涉’”。可见，“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115、116页。】而国民党官员封官许愿、弄权渎职、欺上压下、作风腐败，并“在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把共产党说成是“共匪”，妄称解放区实行“共妻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