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中和趋势下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效，但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碳排放增长迅速、碳泄漏形势严峻、碳达峰挑战各异和碳中和任重道远等现实挑战，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碳中和视角出发，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合作;在“一带一路”层面推动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在全球层面提出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碳中和;“一带一路”倡议;绿色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F205; X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3-0035-010

一、研究背景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全球，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冲击。从生态平衡的角度看，疫情暴发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结果。经济下滑和疫情防控虽然会使全球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得到暂时逆转，但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社会低碳转型、加强国际气候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长久之策。在此背景下，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逐渐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国，理应在应对气候变化、引领气候治理上作出表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美丽中国建设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第1版。。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推动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也为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增添了新动力《“一带一路”有利<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2018年10月15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015/c1002-30342362.html。。习近平主席早在2016年便呼吁各国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人民日报》，2016年6月23日第2版。，中国官方部门相继印发相关政策文件（表1），绿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底色日益突出。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初级阶段，碳排放保持较快增长，碳达峰碳中和难度较大。与此同时，该地区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尚未实现，不少国家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环境足迹已超过其对应承载边界，环境可持续性普遍较低方恺、许安琪、何坚坚、方创琳、刘庆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及分区管控》，《科学通报》，2021年第19期。。这不仅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也表明相关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亟需从全球碳中和的大趋势入手，深入分析“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从学理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系统性行动措施，激发携手克服疫情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为此，本文第二部分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第三部分基于当前面临的挑战，从中国、“一带一路”和全球三个层面提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实现途径;第四部分总结主要研究发现。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特征及其原因

（一）碳排放增长迅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增长迅速，65个沿线国家的碳排放量从1992年的93.7亿吨增长到2020年的211.3亿吨，年均增长4.5%，占全球碳排放的比重由1992年的44.2%上升到2020年的607%数据来源于Global Carbon Atlas，本段后同。。2020年，在全球十大碳排放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5个，分别为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印度尼西亚，它们的碳排放量占“一带一路”区域的75.8%。人均碳排放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亚国家，其中卡塔尔的人均碳排放量高达30.7吨，居全球首位，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的人均碳排放也均超过10吨，远远高于全球4.5吨的人均水平。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地区的碳排放总量较大且保持继续增长态势，中亚国家碳排放总量较小，但呈增长态势。由此可见，碳排放迅速增长已成为“一带一路”区域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首要因素。Safi等通过研究中国、印度等7个新兴经济体，发现经济增长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促进碳排放的增长Safi A.， Chen Y.， Wahab S.， et al.，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Emission in E-7 Countries： The Role of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vol. 27（2021）， pp. 383-391.;Ridzuan等通过研究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Ridzuan N. H. A. M.， Marwan N. F.， Khalid N.， et al.， “Effects of Agriculture， Renewable Energy， and Economic Growth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vid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vol. 160（2020）， p. 104879.;Rauf等则认为这种倒U型关系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经济体Rauf A.， Liu X.， Amin W.， et al.， “Testing EKC Hypothesis with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 Fresh Evidence from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 25（2018）， pp. 32066-3208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数据缺失除外）GDP总量为28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为32.8%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本段后同。，其中中国和印度两国2019年经济总量占沿线国家总量的593%，东南亚国家近20年GDP平均增速达51%，西亚国家凭借油气出口也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对于多数国家而言，GDP与碳排放的倒U型拐点尚未到来，未来碳排放量仍将持续较快增长。

能源消费对于碳排放亦具有正向效应，化石能源依赖是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Shakib M.， Hou Y.， Rauf A.， et al.， “Revisiting the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for Attain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vidence from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 29（2022）， pp. 3808-3825.。总的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2018年占一次能源的比重高达86.8%数据来源于《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本段后同。。碳排放量最高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化石能源占比均达到85%以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化石能源消费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能源消费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可再生能源仍处于初步开发利用阶段，目前仅能满足约15%的能源需求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东南亚能源展望2019》。。随着能源需求持续增加，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将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也会直接促使碳排放增长傅京燕、司秀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与潜力》，《热带地理》，2017年第1期。。例如，南亚和东南亚不仅人口基数庞大，而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人口的大量增加催生了对能源增量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拉动碳排放增长。“一带一路”沿线五大碳排放国中，其中有4个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此外，Muhammad等研究发现，城镇化导致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因而与碳排放在“一带一路”区域呈现倒U型关系Muhammad S.， Long X.， Salman M.， et al.，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n CO2 Emissions Across 65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Energy， vol. 196（2020）， p. 117102.，而除西亚部分国家（如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和新加坡的城镇化水平较高外，大多数沿线国家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南亚地区，2020年城镇化率不足40%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倒U型拐点同样尚未到来。

（二）碳泄漏形势严峻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日益频仍的国际贸易会以隐含碳的形式催生大量碳排放，并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方向出现失衡，进而导致进口国通过商品贸易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出口国的情况，即发生碳泄漏现象Lu Q.， Fang K.， Heijungs R.， et al.， “Imbalance and Drivers of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pplied Energy， vol. 196（2020）， p. 117102.。

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隐含碳流动看，2015年隐含碳净出口最多的3个国家依次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其中，中国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流入南亚、东南亚地区，如印度、泰国、新加坡、越南等国;俄罗斯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流入中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印度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流入南亚、西亚北非地区Lu Q.， Fang K.， Heijungs R.， et al.， “Imbalance and Drivers of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pplied Energy， vol. 196（2020）， p. 117102.。新加坡是最大的隐含碳排放净进口国，其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Fang K.， Wang S.， He J.， et al.， “Mapping the Environmental Footprints of Nations Partne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vol. 164 （2021）， p. 105068.。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域外国家的隐含碳流动看，美国、西欧和日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中所占消费比例高达30%Han M.， Yao Q.， Liu W.， et al.， “Tracking Embodied Carbon Flow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vol. 28， no. 9（2018）， pp. 1263-1274.。其中，中国、南亚和东南亚是隐含碳主要流出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则是主要流入地。以中国出口贸易为例，美国、欧盟、日本消费分别占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24%、25%、10%Liu Z.， Davis S.， Feng K.， et al.， “Targeted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Climate-trade Dilemma in China”，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 6（2016）， pp. 201-206.。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的碳排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域外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需求，“一带一路”区域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碳泄漏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