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中国、制度中国与真实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政治逻辑

摘要：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提出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发展与治理两大主题;由发展主题衍生出国家的规划体系建设，由治理主题衍生出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围绕着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相续形成了“向解放寻求现代”“向发展寻求解放”“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并由此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这些不同的政治形态深刻规定着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建设两大战略的实施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从“全能型计划”到“中心规划”再到“全面规划”，从“立国制度”建设到“关联制度”建设再到“全面制度”建设，“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交汇与合流内在地衍生出“真实中国”建构问题。在通往未来之路上，“向治理寻求发展”政治逻辑所孕育的“向（人民）民主寻求治理”的政治逻辑，将引领“规划中国”“制度中国”和“真实中国”建构及其互动格局，并由此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国家治理在发展基础上对传统国家治理形态和治理困境的完全超越。

关键词：发展;治理;规划中国;制度中国;真实中国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3-0045-014

本文是笔者近年来所参与推进的关于中国政治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的系列论文中的一篇，也是笔者从“进程政治学”建构历史政治学的初步尝试。“进程政治学”在广义上是指以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事件、活动、思想、制度等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即聚焦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形式。狭义的“进程政治学”以现代中国具有明确导向、目标、社会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的国家建设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进程为研究对象，大致对应于中共党史表征的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表征的72年和改革开放史表征的43年，以经验实证基础上的逻辑分析和因果机制研究为主要内容，以建构政治学“中层理论”为主要目标张树平：《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历史与逻辑——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阶段性评估》，《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自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固然源于对国家存亡问题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启蒙”问题的即时反应，然而从更为广阔的时段——从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古今之变的整体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在根本上是对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即发展议题与治理议题的回应。换言之，在发展议题与治理议题的内在要求同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质、基本形式以及作为其外化表现的国家形态或者政治形态之间，存在着有待揭示和阐释的相关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确立，中国的发展与治理在一个确定的国家形式下进行，发展集中体现于国家的规划，治理集中体现于国家的制度，因此国家的规划体系、制度体系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和不同历史阶段之表现的政治形态之间的理论相关性尚待进一步澄清。本项研究试图表明：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或者政治形态及其演转规定着规划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及其互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或者政治形态亦可由“制度中国”“规划中国”及其衍生的“真实中国”得到界定并彰显其时代特征。

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历史政治学视野中的发展与治理问题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的持久主题。虽然我们反对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划分，但要理解现代中国或者中国的现代化方案，仍然必须从古典中国或者传统中国出发。因为，传统中国不仅构成现代中国在国家形态上的一个鲜明参照，而且在实践和经验意义上构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历史呈现出两个面相：一方面，一些政治议题、政治现象、政治困局从属于传统中国，而另一些政治议题、政治现象与政治困局则从属于现代中国，这构成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根本区别;另一方面，一些根本性的政治主题跨越时空和历史而传承下来，以相似或变异的形式继续存在，这构成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延续与关联。

不同学者对传统中国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论概括。艾森斯塔德将传统中国作为“文化性”取向社会的典型代表，指出传统“中国执政精英的政策，一般就是以创置聚敛性和调节性政策为特点的，促进型政策却非常之少”，“这些社会对特定目标与价值的强调，会造成其对某些特殊类型的事变的敏感，并且造成应付这些事变的特殊困难”S·N·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30—231、241—242页。。这一认识已经敏感地触及到了传统中国在帝国政治谱系中的独特取向。若从古今之变的视角来看，传统中国或者古典中国在国家形态上呈现为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治理型国家”，即“传统治理型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在政治系统的目标追求、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社会共识与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认同建构、枢纽性政治力量、政治思维、基础性政治制度等方面呈现出若干基本特征对中国传统治理型国家形态之基本特征的较为系统的概括，参见张树平：《从政党能力到国家能力：转型中国国家能力的一种建构路径》，《复旦政治学评论》，2018年第1期。。

不过，对于传统治理型国家形态下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或政治过程的属性与特征，历来却有许多相互歧义的认知和判断。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是属于“人治”还是“法治”或“礼治”，就是其中一个长期以来聚讼不止的学术命题。事实上，视古典中国为“人治”或者“专制”社会的主张者，与视古典中国为“法治”或者“礼治”社会的主张者，各自固有卓见，但亦各有未见。中国古典政治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面相的政治形态，与其以“人治”或“法治”叩其一端，不如以政治主体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审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政治制度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支持或鼓励了政治主体的选择、意愿、行动，同时又在何种范围内限制或削弱了其能动性？此一主体与制度的关系横亘古今中国政治，但在中国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中各有其特殊表现形式。

围绕着政治主体与政治制度之关系，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在平陂往复的历史循环和王朝兴替中展开传统国家治理的实践历程，这种实践既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留下了若干经验和启示，又留下了若干重要的治理困局需要现代政治加以彻底解决。这些经验和启示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既不能单独仰赖于人的因素或者主体性因素，也不能独任制度或者礼法因素;既需要发挥政治主体的能动性，也需要以制度或者礼法因素约束之、平衡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垂衣裳而天下治”“帝力于我何有哉”沈德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诗歌别裁集（古诗源）》，沈德潜等编选：《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萧规曹随”“祖宗之法”，以及对于君主和官僚集团之兴作与妄动的防范与警戒，都给现代政治组织的活动范围、现代国家力量的指向和运用留下了深刻启示。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政治亦留下了三大治理难题，这些难题往往最终演变为国家治理的总体困局：一是“法愈密而国愈乱”，或者说“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这是“法”（“礼”“制”）与“治”之间的关系;二是改革与“祖宗之法”之间的关系，王朝改革往往困于祖宗不变之成法而不获彻底之成功，最终并祖宗之法亦不能保守;三是“有为”与“无为”之关系，当有为处不能为，当无为处而扰动天下，“有为”沦为妄动，“无为”沦为“无能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无法彻底解决这三大困境，因而无法实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长治久安”的治国理想。概言之，作为“传统治理型国家”，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留给后世最大的警示在于，“以治理求治理终不得治理”，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欲求解决政治问题，是不能跳出“王朝周期律”的。而欲彻底解决上述三大困局，就必须引入传统政治不能容纳的新因素亦即现代政治因素张树平：《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定情感与结构主体——以“贾谊悲剧”为例》，《东南学术》，2020年第5期。。

自近代（作为时间概念）以降，随着时间和历史观念的彻底变革以及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和现代国家作为“他者”形象的出现，中国开启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征程，从此发展问题被纳入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之中，成为与治理问题同等重要的国家议题。发展与治理这两大问题之间的关系及其演绎，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自晚清以来，近代中国历次改革与革命运动之发生，其最深层次的原因皆在于中国传统国家不能容纳和实现中国发展，因而必须从总体上实现国家形态的革故鼎新。“中国历代的农民”处于“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农民被束缚于“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之下，这“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625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孔飞力在《现代中国国家起源》中认为：自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起源于对三个具有根本性质的政治议程的回应：政治参与与合法性问题、政治竞争与公共利益问题、央地（财政）关系与政治控制问题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页。;直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关于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的讨论“依然包括着如何确定政治参与的边际、如何界定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的恰当关系、如何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的需求这些老问题”。传统的国家形式无法解决这三个关乎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于是形成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总体危机”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2页。，特别是形成了现代化研究范式所揭示的晚清以来中国国家建设所面临的两大政治危机——权威危机与权力危机;面对这两大危机，中国必须构建新的国家形式，而欲构建新的国家形式，就必须向传统国家与传统制度寻求突破与解放。从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上说，这种解放具有多重含义：其一，民族解放与民族国家建构。民族解放既对外又对内，对外是指中华民族反殖民反侵略自求解放，对内是指反封建反压迫，推翻满清部族政权。其二，民权从传统政治制度下获得解放，制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题中之义，否则政治革命只能沦为改朝换代。其三，国民或人民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平民阶级和劳工阶级翻身做主，这是从政治价值到政治结构的根本解放。第四，国民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必须经由政党的组织化整合，这是从传统政治组织形式转向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突破。

因此，包括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发展问题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传统治理型国家的运转轨迹，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一切现代国家建设方案（包括中国在内）归根结底是以制度为表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发展之间的互动问题。自近代中国以来，正是这种互动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诉求，现代性诉求产生了解放诉求，解放诉求产生了革命诉求。至此，当上述针对传统国家形态与传统制度形态之突破与解放的方向指向现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个政治逻辑就开始发生，这就是“向解放寻求现代”。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所谓“向解放寻求现代”，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体解放，亦即个体从家族、社区共同体、行帮、乡土、编户齐民、里甲制度等传统的、旧式的组织方式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第二，社会解放，即社会从传统国家的裹挟下解放出来，成为相对于国家而独立的主体;第三，制度解放，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对权利的分配，因此制度解放的实质在于权利关系的重新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必然带来制度解放的内在要求，在近代中国语境中，制度解放的内涵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沟通机制的重新建构，换言之，在新国家与新社会之间重建制度性通道。

解放必须由革命行动来完成，自近代中国以来，革命浪潮此起彼伏、新旧相替，种种不同的革命主张和革命行动分化合流，最终逐渐汇集为两种主要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所主张的以“民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以“人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在评论孙中山所谓“国民党之民权主义”时指出，“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历史将这种前后相续的革命运动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两种革命的关联来讲，如果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断前进，逐步在失败中逼近新民主革命的若干主张;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在近代中国的现实形态而言，毋宁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凌空而降，不断寻找其革命条件、革命基础的现实化过程。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定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将“解放”放在革命的首要位置，并且确立了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类型发展，确立了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到个体解放的过程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向解放寻求现代”的政治逻辑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