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塑心与国民治理：外语习得对政治认知能力的塑造机制研究

摘要：掌握外语的人口增加是现代化发展在个体层面的重要特征，也是一国站稳国际舞台、引领世界潮流的重要前提。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外语的对外功能和教育手段，对内功用尤其是社会政治功用和治理价值却不甚明了。“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结合语言治理和语言政治学逻辑填补此方面空白，指出外语习得对国民政治能力（特别是以政治效能感为代表的政治感知能力）的提升效果以及四种作用机制。 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该理论的效果和机制假设。 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外语（英语）水平对其政治认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机制上，外语习得通过信息获取进路上提升内部政治效能感作用最明显，而语言竞争优势则是影响外部效能感的主导路径。 与此同时，价值西化路径并未对国民政治认知造成明显改变。 据此，外语习得对于国民政治能力塑造功能更偏向素质性，而非价值性。 对于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的系统探讨和实证检验推进了对宏观语言政策微观治理逻辑的理解，为“语言-思维”关系这一经典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证据，同时对于像中国这样外语人口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我国改革语言政策和治理体系、提升国家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参考。

关键词：国家治理能力;政治能力;语言治理;外语习得;政策场域;政治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4-0051-015

一、引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①。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具有层次性的系统工程，其中既包含总体治理路径的优化，也包含对于国民的治理和引导②。国民是国家治理措施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治理需求和治理反馈的主要来源。其政治认知是否与国家保持一致、其政治能力是否胜任全过程民主参政和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都是影响国家治理效果、体现治理能力的重要条件和指标唐亚林：《政治、行政与民政：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政”框架建构》，《治理研究》，2021年第3期。。而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不断提升国家能力，也要有效提高国民能力。只有高水平的国民政治能力，才能使国家的政令得以顺畅贯彻，政府的施政策略也才能落到实处。从这层意义上，国民政治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和引导国民政治能力也是国民治理的主要目标向玉乔：《国家治理的伦理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对于如何治理和增强国民政治能力，既有文献已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到提高政府民众互动等若干方向进行了丰富的探讨孙其昂、张宇：《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治理：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年第3期。，但有一个重要因素却鲜有提及，即语言的作用。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交流手段，在国民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贯穿政治信息获取、政治意识建构、政治知识分享、政治意见表达等多个社会政治生活核心环节。语言能力，尤其是外语能力，在这个国际交往成为现代化内在维度的时代，也已成为国民能力的核心要素。在实证层面，社会心理学、神经语言学等前沿科学研究更已从行为和神经特质等多方面为语言的思维和能力塑造功能提供了佐证刘国辉、张卫国：《中国城镇居民英语能力的经济回报率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近来，新兴交叉领域“政治语言学”在此方面也获得进展，为理解语言在大范围人群中的政治导向作用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证据Hu Yue， “Culture Marker Vs.Authority Marker： How Do Language Attitudes Affect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41， no.3 （January 2020）， pp.699-716;Hu Yue， and Amy Liu，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Public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20， no.1 （February 2020）， pp.1-23.。

基于这些前沿理论和实证发现，我们或可推断，语言理应对国民政治能力产生最为全面且长期的影响，但是否能转化成对以政治认知和参与意识为基础的国民政治能力的作用，现有研究尚无系统答案。究其原因，作用辨识（identification）是一个主要难点。现代国家的通行语往往基于本地语种发展而来，这就造成了不同人群对于语言掌握程度与政治关联度受到复杂的地域及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这种复合作用机制下，语言本身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难以被厘定清楚。

外语习得的研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尤其当外语学习被纳入统一教育流程，其与地方特质的关联性因教育普及而降低，对其作用效果和机制的辨识也就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域、文化因素的干扰。同时，双语人群的增长已构成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社会中掌握至少一门外语的人群逐渐增多，社会内部因语言差异造成的信息获取途径和质量将会体现更明显的群体性差异;民众政治表达途径和偏好也可能产生分化。这些特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国家治理对象的能动性，造就了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新特点、新问题。由此，研究外语水平对国民政治能力的塑造作用，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在理解现代社会政治认知建构的实质性问题上也具有理论意义。

从治理实践角度来看，外语习得的政治塑造作用更与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国民外语能力，特别是对国际通行语言英语的使用能力，是获取国际信息、搭建跨国交流、实现价值传递和文化输出等社会政治生活内容的关键条件。尤其我国长期推行普及性英语教育，使得外语习得的影响范围尤其广泛，掌握中英双语的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成为社会发展中坚。据统计，目前我国英语水平人口已超过4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蔡基刚：《新时代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主要矛盾研究：70年回顾与思考》，《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1期。。随着全球互联逐步加强，加之“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爱中国”的时代召唤，这一人口规模必将继续扩大。面对英语人群的增多，我们却对英语习得的政治影响仍所知不详，这未尝不会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进程中的潜在隐患。英语学习是否改变了国民的政治认知结构，是否会影响其政治表达和参与偏好？理解这些问题对维持国家政治安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与尚待发展的学术研究相对，由英语学习引发的社会争议和治理议题却持续保持着舆论热度。特别是，我国英语教学政策正处于重要改革时期。教育部“双减”政策的推行引发了全国对于已延续四十年的英语教育政策改革的广泛争议，不同观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中央关于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集中关注，将英语人才培养和英语资源使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层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国家话语能力是构建中国理论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主要手段，阐释中国实践和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柱，要着重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国际说服能力和国际舆论引导能力。在这些现实背景下，系统认知英语水平对国民政治能力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涵，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助力制度和文化自信建设、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正确引领社会教育观、语言观、价值观的必备条件。

有鉴于理论发展和治理现实的双重需求，本文基于政治语言学和政治心理学既有理论成果，提炼语言政策场域模型，解释英语能力塑造国民政治能力的作用机制。模型提出，外语能力对国民政治能力塑造作用的基础是语言所处的政策条件。而作用实现存在四条路径，即信息获取、价值引导、自我评价和社会竞争四种机制。这四种机制同时并存，又效果各异;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也将随个体语言掌握程度的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

对语言政策场域模型的理论推断，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0），以政治效能感为国民政治能力的核心衡量标准，结合多元分析和综合中介效应分析等定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英语水平与以政治效能感为代表的国民政治能力显著相关。在作用机制上，英语水平从信息获取渠道提升内部效能感的作用最为明显，而语言竞争优势则是影响外部效能感的主导路径。同时，实证证据表明，英语习得并未通过西化使用者价值取向影响其政治感知。据此，外语习得作用模式更偏向素质性的，而非价值性的。

这些发现为英语习得的政治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也为理解现代社会政治意识塑造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并为解决由英语教育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治理和政策改革问题提供了新角度。从比较视野上，英语学习并非中国特有现象，它是当今世界最多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也是国际组织使用最多的沟通语言;许多国家如同中国一样从小学就规定必须学习英语，是最重要的第二语言文秋芳、杨佳：《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助推两个共同体建设》，《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4期。。从这一点上，本研究的发现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和延展性，更为理解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问题提供富含中国特色的解释。

二、国民语言能力与国民政治能力

自古以来，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就是人类理解自身、理解社会的重要面向。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进一步揭示，语言不止是思想的简单反映，更可以塑造和调整个体思维方式、性格偏好和政策偏好Margit Tavits and Efrén O.Pérez，“Language Influence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Equal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81， no.1 （June22 2017）， pp.81-93.。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发现，语言选择和语言能力会对个体社会政治身份、认知路径和政策偏好产生深远影响方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新闻大学》，2015年第2期。。这种因为语言导致的思维和行为差异，被称之为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s relativity），构成了语言能力与政治能力的主要逻辑勾连。

语言与政治的理论关系可以从国家能力和语言政策两种视角进行理解：在国家能力上，国民语言能力是国家治理语言资源能力的体现。这为理解语言能力对政治能力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语言政策上，统一的语言教育政策塑造了语言水平的群体和代际性差异。这为辨析语言水平对国民政治能力的塑造作用提供了实证可能。

（一）国家能力视角下的语言能力

国民语言能力属于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是国家语言治理的主要对象，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就已将“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相适应”设置为国家语言发展规划的总体方向。2020年10月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更进一步将“推进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明确前者对于实现后者的关键性意义。国家语言能力从政治治理和资源分配角度代表了“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其中就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等等陈丽湘、魏晖：《推普脱贫有关问题探讨》，《语言文字应用》，2019年第3期。。提升国家语言水平因此也就不仅在于加强国家在处理政治事务中所需的语言能力，更要提升国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总体语言水平苏金智、张强、杨亦鸣：《国家语言能力：性质、构成和任务》，《语言科学》，2019年第5期。。

在社会关联性不断发展和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国民个人语言能力中外语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外语的政治功用在逐渐增加，对于我国尤是如此。随着中国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中角色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需求的空前增加，围绕中国与世界互动衍生出的“中国故事”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多重交织导致中国对外话语在与世界话语共同体互构过程中的多重隔阂与障碍;国际话语权力分布失衡，造成大量信息不畅、价值歪曲现象。这些与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协调都需要通过长期、密集的交流方能改善，而交流达成的核心基础就是英语等国际通用语的妥善使用。

另一方面，对于外语的思维塑造作用和社会政治影响的认识非常有限。外语能力相关研究大量集中于教育和语言学领域。它们对我们理解外语习得过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具有启示意义，但无法解答外语习得的社会政治功用。更为贴近这一主题的是政治语言学的零星研究Julie A.Dowling，Christopher G.Ellison，et al.，“Who Doesn’t Value English？ Debunking Myths About Mexican Immigra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English Languag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2， pp.356-378;Liu Amy and Elise Pizzi， “The Langu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ew Measure of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93， no.2（July 2018）， pp.1-28.。这方面的最新进展表明，非母语国家的国民英语学习和使用对其国民的国家观、历史观具有显著影响Hu Yue and Liu Amy，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Public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20， no.1 （February 2020）， pp.1-23.。据此，外语水平对国民政治观和政治素养的影响几乎是必然的，只是效果和机制尚待研究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