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评价指数的实证研究

摘要：科学评价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体制改革以来的运行成效，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文旅融合发展质量至关重要。构建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数是评价工作的前提。通过事前的文旅机构改革达成度评价、事中的文旅融合过程评价、事后的文旅融合结果评价三个维度，构建完整的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台州市9个县（市、区）的数据为例对指标体系进行实证运用。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指标体系能够对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状况进行很好的比较和评价。

关键词：文旅融合;县域;指标体系;评价指数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5-0093-009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旨在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至此，我国文化和旅游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开启了新的篇章。县域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是关系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自2019年初完成机构改革以来，各地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如何通过质性和量化的方式反映这种成效，揭示出现的问题，一直备受各级政府和学界的关注。构建科学、有效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对不同县域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质量进行监测、评价和对比，推动提升县域文化和旅游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研究回顾

当前学术界关于文旅融合发展效果评价的研究涉及多学科视角、多方法运用、多维度展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行评价。刻画文化和旅游两个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如洪学婷等就长三角地区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和生态文化层面对文化资源和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洪学婷、 黄震方、于逢荷、沈伟丽：《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及补偿机制》，《经济地理》，2020年第9期。孙剑锋从文化资源禀赋的丰富度和优质度等方面对山东省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发展协调性进行评价，孙剑锋、李世泰、纪晓萌、秦伟山、王富喜：《山东省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与优化》，《经济地理》，2019年第8期。翁钢民等从资源情况、机构数量、从业人员、经营情况、资源情况等方面对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评价。翁钢民、李凌雁：《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经济地理》， 2016年第1期。

二是从多维层面对文旅产业耦合度进行评价。选取文化产业发展相关指标和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指标，通过耦合度模型计算两者的耦合程度。文旅融合需要以资源融合为基础，以人才融合为支撑，以机构融合为保障，以市场融合为手段，已有的关于文旅融合发展评价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资源要素、人才要素、机构要素、市场要素等部分或者全部层面进行测度。由于文化和旅游产业构成的综合性，较少研究者使用单层面要素进行评价;二维层面主要从要素水平和绩效水平两个层面测度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标。侯兵、周晓倩：《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经济地理》，2015年第11期。陈兵建、吕艳丽：《文旅强省战略下甘肃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水平测评研究》，《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三维层面将人才要素从要素水平中单独列出，主要围绕产业要素、产业就业（人才要素）和产业经营（市场要素）等方面对文旅融合协调度及其时间演变进行评价。贺小荣、段超：《基于文旅融合的旅游业经济绩效评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四维层面则更加全面，涉及总量情况（资源要素）、机构数量（机构要素）、从业人员（人才要素）、经营情况（市场要素）四类要素对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耦合程度进行评价。丘萍、张鹏：《浙江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及融合评价》，《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综上所述，当前文旅融合发展效果评价的研究已形成一个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体系，但是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具体表现在：第一，文旅融合内涵的清晰界定问题。文化和旅游产业均具有“无边界性”特征，范建华、秦会朵：《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理论诠释与实践探索》、《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其产业链长和联动性强的特点突出其产业融合属性，也决定了其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文化和旅游融合涉及产业经济学、消费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文旅融合，并且根据其内涵和表现特征对其融合绩效进行评价。第二，文旅融合发展评价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动力问题。目前关于文旅融合的评价体系主要还是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剥离，将文化和旅游视为两个系统计算其耦合度，但是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1+1=2的携手同行问题，庄志民：《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实践探索——以上海为例》，《旅游科学》， 2020年第4期。涉及资源、人才、机构、市场等多要素，目前研究较少涉及服务融合、交流融合、理念融合等细节层面，也鲜有学者对文化和旅游融合过程中涉及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动力进行系统梳理。第三，文旅融合发展评价的研究方法问题。当前的研究方法更多借助耦合度模型，测度两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空间分异以及时间变化。第四，拓展县域层面文旅融合发展评价研究问题。关于文旅融合的研究案例选取多为市域郑奇洋、年福华：《苏州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测度与评价》，《江苏建筑》， 2020年第4期。、省域石燕、詹国辉：《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指数建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以江苏为例》，《南京社会科学》， 2021年第7期。、区域周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评价和耦合协调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阅江学刊》， 2021年第4期。及国家吴丽、梁皓、虞华君、霍荣棉：《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经济地理》，2021年第2期。等层面，较少对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进行评价，较少关注到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本身的主观认知。事实上，县域文旅融合问题是文旅机构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其成败关系到文旅融合国家战略的全局，需要重点加以关注。

二、文旅融合发展评价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维度的共生理论：文旅融合发展的机理

“共生（Symbiosis）”最初源自生物学研究领域，意指多生物体相互依存、协同进化。1998年我国学者袁纯清将共生内涵拓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并提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介质的共生三要素以及共生界面，阐述组织维度的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4种共生模式，形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共生理论”。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1页。共生理论对文旅融合发展的机制是如何生成的具有很好的理论解释力和理论适用性，启迪学者们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解读文旅融合发展质量。

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作为两个原来相互独立的组织形态，在机构改革后其融合质量受到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介质的共生三要素影响。其中，共生单元是在机构改革后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各自保留的单元属性，共生环境是机构改革后文旅部门共同所处的外在环境条件，共生介质是作为中间变量的一些影响因素。机构改革后也同样存在着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不同的文旅融合状态。这四种共生类型对应着文旅融合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点共生是文旅融合的初级状态，一体化共生是文旅融合的最佳状态。同时，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数的不同也能够很好地对应于不同的共生类型，有效地反映出文旅融合的质量和水平。

（二）场域维度的资本理论：文旅融合发展的再生产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是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分析很多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时运用了资本概念，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刊》，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布迪厄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资本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他根据属性的不同把资本分成三种相互之间边界清晰的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布迪厄的社会资本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再生产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支撑。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在机构改革之前各自处于不同的场域中，各有各的社会资本，其中既包括外部场域中的社会资本，也包括内部场域中的社会资本。由于场域的不同，在机构改革之前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社会资本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清晰的。机构改革之后，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的社会资本走向了同一场域。在同一场域中，原来不同特质的社会资本起着不同的“化学反应”，其中既伴随着不同社会资本融合的过程，也伴随着不同社会资本张力日益突出的过程。融合与张力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方向决定了文旅融合是朝着正向度还是反向度发展。

（三）功能维度的冲突理论：文旅融合发展的辩证性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科塞认为社会冲突指的是“对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利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是试图破坏及伤害对方”。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在概念界定基础上，科塞认为冲突并不都是破坏性的，有的冲突发挥着“安全阀”作用。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各要素、各部门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依赖。但是，在社会系统运行中，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紧张、摩擦及失调的冲突现象。科塞认为，冲突只要不直接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其反而对社会有好处。

科塞的功能冲突论对我国当前的文旅融合发展评价具有很好的理论启发意义。很多时候解构的目的并不在解构本身，而是在于建构。这就像文旅融合往往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以问题和矛盾的形式出现，这些问题和矛盾并不必然是具有破坏性的。在机构改革后，原来的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之间必然有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表现出很多的矛盾和张力。我们要以长远的、辩证的视角来看待文旅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上，要更加科学设置相应的反向指标，并进行动态监测，让解构的力量更好地成为建构力量。

三、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构建的现实基础

一是体现目的性和指导性。鉴于机构改革之后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相对模糊但广泛，在鼓励各地进行创造的同时，通过顶层设计，改变“瞎子摸象”局面，使文旅融合效果评价成为指引县域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是体现客观性和现实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准确反映客观现实，不能“搬来一座飞来峰”，否则易造成水土不服。要立足优势领域发挥长板效应，也要避免短板效应，克服弱项不足。

三是体现多样性和全面性。我国县域范围广，文化、旅游资源差异大，经济、社会基础不同。因此，该指标体系的构建就必须相对全面、多样，让县域评价有所取舍和选择。不仅要包括机构的融合质量，崔凤军、陈旭峰：《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文旅融合何以可能——基于五个维度的理论与现实分析》，《浙江学刊》，2020年第1期。以及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还应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文艺创作与旅游，以及文化科技与旅游等多重维度的融合。熊海峰、祁吟墨：《基于共生理论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策略研究——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