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政治逻辑与基本理路
作者: 刘红凛【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特开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邀请社科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聚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本期特邀刘红凛、唐皇凤、陈立旭等理论界著名专家,就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命题进行深度解读,以飨读者。
收稿日期:2022-10-25
作者简介:刘红凛,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党建研究院院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编号:19ZDA00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依规治党的基本理念、基本方略与基本要求研究”(编号:19BDJ002)。
摘要:从严管党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自强之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为了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一般性与具体问题,而且是从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有效破解百年大党长期执政的独有难题,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在党的组织体系之内、组织结构之中、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来建构,必须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基础与保障;必须坚持科学理念与系统思维,紧紧围绕权力-责任-担当-监督-执纪-问责这一主线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要素系统集成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结构化而非扁平化的有机系统。从根本上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由动力机制、责任清单、管理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奖惩机制等系统构成的一套体制机制,进一步实现党内责任制、监督制、问责制的有机统一与配套运行乃关键所在。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发展要求;科学理念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6-0004-009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①同时,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使命、新纲领、新要求,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新部署、新要求,明确提出七项重点任务。概括说来,党的二十大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可以用“两个牢记”与“两个不变”、健全与完善“两大体系”、强化“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抓好组织建设“两大关键”与党风廉政建设“两个层面”来概括。其中,“两个牢记”即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两个不变”即全面从严治党的基调不变、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变,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两大体系”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强化“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要求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组织建设“两大关键”即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层面”即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69页。。从上述七个方面来看,如果说“两个牢记”“两个不变”彰显“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彰显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组织建设“两大关键”与党风廉政建设“两个层面”彰显全面从严治党四大重点任务;那么,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则具有统揽中共二十大党建要求之关键地位。本文以从严管党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与自强之道为逻辑起点,在深刻揭示从严管党治党的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深刻揭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意蕴与推进路径,逻辑性地推导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该树立的科学理念与基本理路,这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从严管党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与自强之道
无论从世界政党发展还是政党类型看,无产阶级政党都是现代大众型政党的“代名词”,组织体系严密、党员数量众多、组织规模庞大等可谓现代大众型政党的基本组织特点;而以先进理论作指导思想、纲纪严明、目标明确、富有先进性与革命精神、从严管党治党等,可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与政治觉醒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代国家意识、现代政党意识的觉醒中,历史性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大众型政党,从建党之初就注重严明纪律,紧紧围绕党的初心使命、中心任务、党建目标而从严管党治党。
(一)健全组织体系、严明纪律是从严管党治党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政治纪律“与生俱来”。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明确提出党员要“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等政治纪律要求。尽管当时尚未使用“政治纪律”一词,但相关内容与实质性要求跃然纸上。1922年中共二大在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基础上,历史性地制定出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完成,因为“组织首先就是制定章程”《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更为依章治党、从严管党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章程不仅明确规定了入党条件,自下而上设定了四级组织体系,即地方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明确规定了党的八条纪律(第17-24条),强调党员必须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为形成以“四个服从”为核心的党的纪律奠定了基础。同时,与建党初期的组织特点、形势任务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章程明确规定了当时开除党员党籍的六种情形,即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漏本党秘密。而且明确规定,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今天看来,基于建党初期的形势、组织定位与政治要求,当初对开除党籍的规定比今天要严格得多、不可同日而语。
进一步而言,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不仅明确指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明确把中国共产党与学术团体、空想革命团体等区分开来。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路径与基本定律,那就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与“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上述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就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特点、党的初心使命,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章程、组织体系、组织训练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首要问题与核心问题。尽管从概念的提出与使用看,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才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概念,但从“理论与实践”“名与实”“源与流”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先进性要求是从严管党治党的理论渊源,健全组织体系、严明纪律是从严管党治党的基石与逻辑起点,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从严管党治党并始终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并不断取得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
(二)从严管党治党的时代主题与历史进程
纵观党的建设的百年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与中心任务不同,党的建设时代主题也明显有所不同;百年来党的建设与从严管党治党的基本历程,是一个赓续发展、不断拾级而上、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围绕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命题,明确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对待,发展形成了完备的党建目标,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而且,紧紧围绕党的建设目标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明确提出党内法规概念,注重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从局部执政时期就开始严惩腐败,并创造了“整党整风”这个一度行之有效的从严治党模式,历史地形成了毛泽东建党路线,也历史地形成了党的建设基本原则与基本内容布局。例如,1927年9月底的“三湾改编”以及此后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斗争、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才德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与“党内法规”概念、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1941年5月开始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毛泽东的经典名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新阶段》《改造我们的学习》和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有力佐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及马克思所言的“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问题,历史性地成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命题。实际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就是为全面执政以后党的建设预警。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续进行的“整党”“整风”,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人民政府中成立党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上而下建立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党的八大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八届二中全会提出警惕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等等,都旨在从严治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然而,由于受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判断明显有所局限,甚至出现严重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之前,我们党不断强调从严治党。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和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正在领导改革开放,必须要经得起执政与改革开放的考验《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5页。,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还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提高其素质。在改革开放头十年,我们党主要是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拨乱反正”,通过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与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来建章立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改革来改善党的领导,通过整党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通过党的自身建设改革来探索制度治党新模式。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与世界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深刻教训说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页。马克思主义政党要长期执政,必须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起,中央着力强调“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五大开始着力强调“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着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着力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党的十六大开始突出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要求进一步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并着力强调以“四个大兴”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党的十七大开始着力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加快推进党内法规建设,着力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腐败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不注意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也会蜕变,丧失人心”。《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越是改革开放、越要从严治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