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人新村建造与集体主义新风尚培育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新村在上海原有城区外缘兴起，这既是新中国上海的生产生活事件，也是社会主义上海的精神文化事件，并生成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集体主义新风尚，改变着上海城市空间的优雅、排场和西洋味。这种集体主义通过生产与生活密切融合的培育，增强个体对集体的情感嵌入，提高个体自我尊严的认同，促进集体内部成员的情感互依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重要的精神遗产。在需求多元、个体凸显的时代，尽管人们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评价也随之变得多元而复杂，但是继承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对于当下人民城市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并有可能成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二万户；集体主义；人民城市

[中图分类号]  B84F；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10-11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整体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构建单位社会和形成工人阶级新的劳动秩序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新风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集体主义本质上属于如何促进社会共同体之间团结的议题，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主张培育个人与集体共生共在的联合体，提倡集体利益优先，同时集体要充分关照正当的个人利益并为个人发展创造条件。“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近几年来，学界对于国营单位在生产中培育集体主义新风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比较集中于生产共同体是怎样通过社会动员、行动管理、资源配置等方式来培育集体主义新风尚的话，那么，生活共同体中的邻里与家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考察新中国集体主义新风尚的形成和发展。上海是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工人新村在其原有城区外缘兴起，这既是新上海的生产生活事件，也是社会主义上海的精神文化事件，不仅逐渐冲淡了上海公共空间那种优雅、排场和西洋味，而且还从中生成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集体主义新风尚。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特定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的“心理共振”，我们可以从多大程度上把握这种“心理共振”的发生机制和演变过程，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深入地认识与传承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留下的精神遗产。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管理基层社会的两个平行体系，即“单位”（工厂）和“居民委员会”（住区），而工人新村恰是生产与生活两个方面互动结合的共同体，这对理解上海工人新村与集体主义新风尚的培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上海工人新村建造的背景

工人新村，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去理解。狭义的工人新村，是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由政府出资，按照统一投资、统一建造、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原则，为工人群体建造的公共住宅。广义上的工人新村，是一种独特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受居住制度、治理手段和精神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本文偏重于从广义上理解工人新村。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作为经济重镇和住房紧缺的大城市，提出为工人兴建曹杨新村（后更名为曹杨一村）以及“二万户”工人住宅的计划。“二万户”不仅是住宅数量，而且是住宅类型与标准，是上海解放后工人住宅建造史上的一个历史名称。典型的“二万户”住房，是两层的砖木结构，上面5间，下面5间；建造时的基本标准，是每5间房合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在当时的上海，与遍布的棚户区，特别是简陋的“滚地龙”相比，“二万户”属于高标准住宅。一般认为，工人新村的建造有以下3个主要背景。

（一）服务工业化生产。实现工业化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重心。新生的中国在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后，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大规模经济建设，努力建设成一个工业化国家，而工人阶级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还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鉴于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城市住房困难问题，1951年2月，毛泽东作出专门批示，要求大城市“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上海等大城市率先开始建造大批工人住宅，解决产业工人的居住困难问题。

上海解放之初，毛泽东就对这个经济重镇寄予厚望。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修改新华社就上海解放撰写的社论。留下了毛泽东许多修改笔迹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写道：“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阐明了烙印在上海的红色基因，展现他寄予国之重镇的无限期许。1949年之后，上海提出工业化经济目标，产业工人的比例大幅提高，工人数量持续增长，由此带来了城市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与家人生活在条件差的棚户、厂房、旧式里弄里，人均居住面积极其紧张。1951年4月，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市政建设包括兴建工人住宅的方针：“我们应该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有重点地修理和建设工人住宅，修建工厂区域的道路桥梁，改善下水道，饮用水供给及环境卫生，以改善工厂及工人居住区的条件。”在资金、材料和施工力量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上海市委、市政府克服困难，推进曹杨新村以及解决2万户产业工人居住问题的工人住宅相继动工。

（二）回应职工住房荒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城市面临的住房短缺问题都非常严峻。195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了一份针对全国55个城市单位内住房问题的样本调查报告：“许多国营厂矿工人居住条件尚未得到应有的改善，有的工人因没有房子住而露宿街头，睡在火车站的票房，住在机器房、澡堂、破车厢里；有的虽有房住，但是地潮屋漏，阴暗狭小，拥挤不堪，空气恶劣，疾病流行，甚至男女混杂，若干对夫妇同住，翁媳同住。许多工人因为住房困难问题，居住极为分散，上下工往返五、六十里之远。”产业工人众多的上海，撑起了中国工业的大半边天，上海解放后涌进大量工人，房荒更是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在此背景下，为尽快改善全市工人群众的居住环境，推进全市工人住宅的建设工程，上海市人民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上海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的机构，由副市长潘汉年负责主持，统筹规划全市范围内建筑工房的所有相关事务，有计划地解决职工住宅难的问题。在建造施工上，人民政府直接接管了一些与旧政权有联系的中外资本家的建造厂，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重组为5家国营公司，政府在建造行业的主导地位初步形成。1952年，这5家国营公司又合并3000多家私营小厂，成立“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和“华东建筑工业部”两大国营建造企业，职工共计7万余名，后者则是1952—1956年间曹杨新村和“二万户”工人新村的主要建设单位。在实施方式上，1949年以后，上海主要由市计划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全市建设项目（包括工人住宅），明确投资规模、数量和工程进度，以计划指令的方式下达到各区县建设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再将建造任务分配给各国营工程单位组织施工建造。承担建造任务的主要就是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和华东建筑工业部。建设单位只是作为国家实施发展计划的一个技术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

1951年9月，曹杨新村工程开始动工。次年4月，全部竣工，5月验收完毕。每6户布置一个院子，为洗衣洗菜所用，灶台3户合用，洗衣6户合用，每层有两套卫生设备，但无洗浴设施（另建有集体公共浴室）。上海市工人住宅建设委员会对“二万户”的选址进行了再三斟酌，既要照顾工人每天上下班的便利，又要与工厂区间隔适当距离。比如杨浦区工业集中，产业工人众多，全市“二万户”工人住宅规划的9个新村基地，有4个基地共1万户落在了杨浦，即后来的长白一村、二村，控江一村、二村，凤城新村，鞍山一村、二村。“二万户”工人新村建设时，每100—200户住房排列为一组，其间留有4—5亩空地作为公共绿化和活动场所使用；每1000—2000户为一个新村，配有菜场、熟水店；每两个新村之间配建合作社、卫生所、邮电局和人民银行办事处，以及文化馆、运动场、电影院等公共设施和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等教育设施，人们足不出村，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新村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是旧社会时人们无法想象的，广大工人切身感受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培育社会主义新风尚。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重要内容。早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在城市建设中提出了“新村”的构想。傅里叶期望以社会大生产替代家庭小生产，全体成员居住在公共大厦里，中心是食堂、商场等，一侧是工厂，另一侧是旅馆、大厅和宿舍，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欧文的政治理想在建筑和城市上体现得更为明确，他设计的“合作新村”是一个“互助居住单元”，实行财产公有制，采用圈层式的布局，中央是食堂兼礼堂，两翼是教堂、图书馆、学校、育婴所等等。新村概念在五四时期从日本引入中国，寄托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对于社会主义集体新风尚的美好想象。

新中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工人阶级逐步成为领导阶级和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一个引领社会主义新风尚、具有集体意识的“阶级”还有待加强培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的主要来源是破产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他们带有个人主义思想，再加上所属行业、职位分工、地域文化、语言习俗等差异，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和政治依靠，旧时代工人求助于同乡网络为基础的帮会和秘密社会，工人群体的结构还是相当异质和多元化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工人群体距离具有共同革命意志和身份认同的“阶级”尚有一定差距。因此，为工人提供住房不仅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责任，强调“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通过为工人建新村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反映了一种从上到下的政治需求，即加强阶级意识的培养和集体主义新风尚的塑成。

重工业生产事关新中国国民经济命脉，劳动者的生产过程主要依赖于高度分工和集体协作，需要摒弃过去那种过时的个人主义观念。党和国家采用多种方式来培育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价值观，于是在一些大工厂内，发扬集体主义新风尚便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1950年，梁漱溟到东北的工厂参观，这些工厂全新的工人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给他带来很大的冲击。之后，他编写了《中国建国之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表达了高度赞赏。他认为这一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引进一个高尚的信仰，二是培养“集体新生活”理想，归根结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二者都在改变人们的心态，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大工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梁漱溟看来，这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工厂生活甚至可以说，几乎实现了其一生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儒家理想，“一厂的人可能上自厂长下至杂工，各都献出心力，在工作上联通一气，而从生命活泼交融上得到无上快乐。我想孔子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那几句话正无妨移用到这里。”集体主义新风尚不仅是培育精神文化，而且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大厂的运作与工人新村的建造等具体生产与生活的日常实践中。

二、上海工人新村生产与集体主义培育

不论是作为城市生活空间，还是工业生产的配套规划，工人新村都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生产实践的重要内容。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的扩张发生在“一五”计划后期，此时恰是上海作为国家工业基地的重要地位得到重新认识的阶段。工人新村并非单纯的居住区，还跟“单位”一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城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集体主义建构形式。第一批入住新村的工人基本都是从国企工厂选出来的生产劳模，这些劳模是生产能手和生产榜样，对劳模的肯定起到了激励生产的作用。劳模不仅在于一人优秀，更是还要带动一群优秀。挑选生产劳模入住新村，属于集体主义道德教育体系的一部分，通过评选和奖励，国家、单位和工人共同建构劳模集体主义行为准则，同时也会激励普通工人的行为。

（一）生产规划决定工人新村建设布局。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在“先生产后生活”的主旋律下，从消费性城市转为生产性城市，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