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探究 （1921—1927）

[摘  要]

20世纪20年代苏联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当时接触新经济政策主要通过旅俄、旅欧和旅美等3个渠道。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均有一定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撰文和论战、党内教育培训、革命纪念活动等方式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宣传和介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项理论的传播和革命事业发展。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因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国内的遭遇明显减弱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宣传。新经济政策对于中国革命前途虽不再具有战略意义，但中国共产党与之相关的认识仍影响了未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经济政策；认识历程；重要影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33-08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一系列相对于原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的经济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新经济政策完全停止，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和途径对于一开始就确定“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不能不引起重大关注。新经济政策存在的这段时间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渐进走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渡时期，因此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事实上也确实形成了关于新经济政策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些认识既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的基本看法，又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目前国内学界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经济政策的介绍和认识，关于中国共产党阐释和宣传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则尚存不足。本文拟以新经济政策存在时间，亦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为限，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宣传新经济政策的过程和内容作一系统梳理和评价。

一、中国共产党

接触新经济政策的渠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潮洗礼并逐渐倾向和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已开始关注十月革命的发生地俄国，并放眼北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苏维埃俄国已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为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尝试，新经济政策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视野。中国共产党早期认识新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3个渠道。

（一）旅俄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亲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了解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情况。如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秋，以记者身份前往苏维埃俄国实地考察，从第三方的视角见证了苏俄经济在新经济政策引导下由困顿到逐渐复苏的过程。1921年3至4月间，瞿秋白撰写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连载于当年6至9月的北京《晨报》。在回国之前，瞿秋白撰写了总标题为《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陆续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其中报道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对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影响的内容，促进了国内知识界特别是早期共产党人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在大会上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陈独秀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与王荷波、刘仁静一起出席了此次大会。刘仁静后来回忆，列宁因身体原因“只能重点讲一个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作完报告后第二天，代表团就从大会公报上读到了英译文，从而“进一步领会了列宁报告中对俄国新经济政策的阐述”。

（二）旅欧中国共产党人在了解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开始接触新经济政策。如周恩来在1920年11月初到欧洲时采访国际新闻、撰写通讯，在《益世报》报道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的政治和思想状况。1921年8月24日，周恩来撰写的通讯《西俄大旱之惨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内政外交上的困难深表关切与同情，详细报道了苏俄政府不遗余力进行救灾的种种措施，认为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可谓通权达变，以求改造后新俄之渐进的建设，与方革命后之急进步骤，大有分别矣”。1922年12月，周恩来还以“伍豪”之名，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上发表文章质疑旅法华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俄国新经济政策正名。此外，赵世炎在192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赵世炎在莫斯科期间除领导中共旅莫支部和旅俄青年团工作外，还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撰文介绍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1924年3月、6月，赵世炎先后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世界与列宁与列宁主义》《列宁》等文章，论述了列宁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精华内容，同时还介绍了“由军事共产主义移变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个俄共（布）历史中的“关键”事件。

（三）张闻天在美国转译发回国内有关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和中国共产党了解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消息来源。1922年8月20日，张闻天前往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勤工俭学，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同时，初步了解到新经济政策的有关内容。1922年，英国曼彻斯特“The Manchester Guardian Commercial”的特刊“Reconstruction in Europe”翻译了经列宁审定的苏俄人民外交部新闻股主任梅斯克所著《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苏维埃共和国经济计划自白之一》一书。该书详细阐述了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和实行后的变化，还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何要实行这个政策转变。张闻天恰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看到了此书稿，认为非常有理论价值，遂于1922年9月将译文寄回中国，后连续发表于1923年1月18日、19日、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有研究表明，“这是张闻天首次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国内的首次系统性传播”。

以上三途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和了解新经济政策的基本途径，也是新经济政策在中国传播并开始为人所知的重要起点。其中以瞿秋白、张闻天等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的首创工作尤为重要，其客观的报道、直接的文本介绍让中国知识界和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及时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实际情况。

二、中国共产党人

对新经济政策基本内容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由各种途径接触和系统了解了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对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和全过程，及其具体政策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就其实质和意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需要，是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的重要举措。瞿秋白有一个本质性的概括：“环境变，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亦变，就是达到最终目的的共产主义之方法，亦随之而变。”瞿秋白很清楚，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俄国的特别现象，一方面亦是普通的原则”，从落后的经济生产状况和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政治困境出发，新经济政策既“可以为革命的策略”，又“可以为经济建设的合理政策”。陈独秀则认为，新经济政策对于“产业文化落后的俄罗斯”来说，“是运用此政权以创造无产阶级的经济力，以建筑共产社会物质的基础”的重要一步。恽代英在研究新经济政策后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因为“列宁本是认定了在产业后进的国家不经过相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能进于最低度的共产主义的”，所以“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周恩来则“根据于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革命的可能性而来断定新经济政策”，指出“俄国之施行新经济政策，其在事的根据上，实有极重要的来源可说”，并归纳了包括工农业落后腐败、反革命破坏等在内的7条原因，解释了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势所必至”。

（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列宁把新经济政策视为寻找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点时谨慎采取的“战略退却”。中国共产党人也认同新经济政策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必要性让步。李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方法及其对待农民的态度“是无背于共产主义的”。瞿秋白直接指出，“新经济政策乃自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无产阶级革命后，采用此种国家资本主义，并非从社会主义退一步而恢复私人资本主义，乃进一步而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直言：“新经济政策之实现，是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在当时的环境是必需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损害。”恽代英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产业后进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所必然应采取的法则”。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将之与共产主义的前途命运相联系。周恩来指出，“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也决不会妨害共产革命的进行的”，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带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财富增长更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瞿秋白则看到了新经济政策对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认为新经济实行下“国家的集合经济”的发展终究能战胜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消灭商业”，“趋向共产主义”。

（三）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国家资本主义、合作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内容均有一定的认识和评价。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及其性质，列宁认为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前提下，“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瞿秋白在认识俄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基础上，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由无产阶级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为在经济上征服私人资本主义之手段”。周恩来指出，由于“俄国的政权固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所以新经济政策“只是要以国家资本主义来领路好走向共产主义”。恽代英则准确看到，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仍以国有精神运用他”，“但产业国有，必须国家的主权操于代表生产者（工人，农人，及一切为社会利益而劳动的人）的人手里”。所以他判断，国家资本主义并未使俄国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俄国的政权，还是牢牢地握在共产党手里，他们不能让私人资本家像在别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样，无政府般生长发达；他随时可以干涉管理他们”。关于合作社，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并接受了列宁的观点。瞿秋白认为，“协作社等的发展日益减少私人商业资本的势力”，会促使苏联经济的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陈独秀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与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有所不同，认为“仅仅在苏维埃俄罗斯境内，合作社才能照着工作组织计划去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底下，他才能有安全的生存和作用”。关于商品经济，列宁强调“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瞿秋白在分析新经济政策的商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新经济政策容许的“商业自由”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苏联国立企业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但是实行的“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工业大生产下，新经济政策之下的商业“必然使农村经济逐渐的社会主义化，而不是资本主义化”。赵世炎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实行后，“苏俄生产的管理，完全在国家权力之下”，而且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危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俄工农生产日益进步”。

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不可谓不清晰。这些认识成果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指导思想发展和革命活动开展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继续认识、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和新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的宣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经过中共二大、三大，不仅确立了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大革命。孙中山对于新经济政策早已有所接触和认识。国共合作开始后，孙中山将新经济政策与他所提倡的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相提并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不乏对新经济政策的宣传，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顾树森1924年赴俄考察，正值顶峰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归国后，他立即遍查和研究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资料，在1927年撰写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苏俄新经济政策》一书。该书分三编叙述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内容、实施经过和相应经济政策的变迁，同时专门论述了苏联的合作运动和各种合作事业等。书中提醒人们，“要知道他们试行共产政策失败以后，就用新经济政策来补救”，“要知道他们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允许恢复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余地”。新经济政策在国内进一步产生影响的同时，又遭到其他非科学学社会主义思潮和力量的反对。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撰文和论战、党内教育培训、革命纪念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宣传介绍，促进了该项理论的传播和国民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