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祝寿活动的特定内涵与政治意蕴

[摘  要]193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曾大规模举行祝寿活动。这些祝寿活动产生于“革命”的背景下，其目的也是服务于“革命”。中共的祝寿对象类别丰富，祝寿活动的方式也很多样。气氛热烈的祝寿活动，饱含强烈的政治意蕴，通过祝寿活动鼓舞革命士气，进行政治动员；开展革命教育，弘扬革命精神；诠释革命事业，增强政治认同；强化政治整合，巩固统一战线；巩固同志情谊，展现政党温存；树立先进模范，激发生产动力。祝寿作为当时中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场景之一，在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助燃剂的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效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祝寿活动；政治仪式；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41-10

祝寿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仪式，历来备受民间和官方的重视。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为徐特立公开庆祝六十寿辰，祝寿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自此，一直到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大规模举行祝寿活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中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其既为祝寿的主体，祝寿活动便有了政治意义。为政治服务的属性也使祝寿成为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治仪式。这一时期举行的大量祝寿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具有特定的内涵，也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1937—1949年

中国共产党举行祝寿活动的背景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和我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坚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同样将马恩“不祝寿”的传统继承了下来，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提倡为个人祝寿。在其成立之初的十几年里，严格做到了“不祝寿”，直到1937年1月党内为徐特立公开庆祝六十寿辰，才打破了这一传统。此后，一直到1949年3月，中共的祝寿活动层出不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共背弃了马恩的优秀传统，因为这些祝寿活动正是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而举行的。这一时期中共举行的祝寿活动目的不尽相同，规模形式也有所差异，其中不少活动极具代表性。首先是作为肇端的1937年徐特立六十寿辰，此次祝寿活动中共极为重视，不仅各界发来了贺信，中央还隆重集会，以示庆祝。类似的规模宏大的祝寿活动还有庆祝1939年斯大林六十寿辰和1946年朱德六十寿辰。此外，1940年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以及1944年为董必武提前庆祝六十寿辰，中共中央也集会庆祝。1941年为冯玉祥与郭沫若庆祝寿辰则是中共为党外人士祝寿的典型例子，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茶话会，毛泽东、朱德等党内领袖纷纷发表贺信。1945年，中共还为3位老炊事员集体祝寿，林伯渠到场祝贺。

综上可知，1937—1949年中共开展的大量祝寿活动中，祝寿对象涵盖了党内领袖、高级干部、普通党员、党外人士等；地区涵盖了陕甘宁边区、国统区等；祝寿形式包括集会庆祝、茶话会、贺信等。这些祝寿活动与私人之间的庆贺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项政治活动进行的。随着祝寿时间、祝寿对象身份等的不同，祝寿的规模和形式也有所区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祝寿活动还存在补办和提前庆贺的情况，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祝寿活动的政治色彩及目的。

1937—1949年中共大规模开展祝寿活动，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转变的过渡时期开始的，继而跨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终至解放战争时期结束。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用一个词概括，就是“革命”。“革命”作为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构成了这一时期时代和社会的主要背景。中共的祝寿活动，正是在“革命”这一背景下开展的，祝寿的目的，也服务于“革命”。

总的来看，中共在1937—1949年开展的祝寿活动可以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革命”这一“大背景”下，两个阶段的祝寿活动又各有其“小背景”。前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的祝寿活动，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之下开展。1937年1月30日，徐特立六十寿辰前夕，《新中华报》详细论述了此时的局势：“日前正当着日寇进攻绥远，中国的卖身契正由日寇向南京外交部提出，抗日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七人正在苏州坐牢，举行抗日兵谏的革命领袖张杨两将军正在撤职处分，亲日派在挑拨内战，造成日寇提出的防共协定的实现。”在这种“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为徐特立庆祝六十寿辰，以树立模范、鼓舞士气。1939年12月，时逢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六十寿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此时是中国人民“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这次祝寿，正是为了加深和苏联的关系，继续争取苏联援助，以推动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

后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后，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结成同盟，继续压迫中国人民。这时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的祝寿活动，存在明显的服务现实斗争的需要。1946年9月，撕毁政协协议的国民党，不顾中共一再警告进攻张家口，并集结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为了鼓舞军民士气、进行战前动员，中共中央决定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祝寿。一个月后，1947年1月，徐特立七十寿辰，此时形势已更为紧张，中共中央开始分步骤撤离延安，通过为徐特立祝寿，再次提振了边区军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

另一方面，分析这两个阶段中共所有祝寿活动的“小背景”，可以发现，他们又都包含相同的因素，即每次开展祝寿活动都是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是为了实现中共当时的政治目的。所有的政治目的，都服务于中共的革命事业，最终指向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即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

祝寿既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就必然会存在有效性的问题。随着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三大战役的顺利开展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即将完成。此时，中共已不再需要通过开展祝寿活动来鼓舞革命士气、改变政治环境，服务“革命”的祝寿活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共要考虑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政权、治理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是一项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新任务。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完成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为此，毛泽东果断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的决定，并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自此，党内祝寿活动退出历史舞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向党的领导者祝寿虽然停止了，但中共对党外人士的祝寿活动依然开展并延续至今。这些祝寿活动的性质同党内祝寿不同，不仅在过去，而且还将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二、1937—1949年

中国共产党祝寿对象的类别

在革命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祝寿对象类别丰富，除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干部外，还包含普通党员以及大量党外人士。这些祝寿活动被赋予了特定内涵，由此也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共形式多样的祝寿类型。

（一）为党和军队领导人祝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诞生于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其领导人大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党和军队一同成长起来的，不仅对革命有着突出贡献，在党和军队以及广大根据地群众中也有着极高的声望。为他们庆祝寿辰，是中共祝寿活动中极为重要的类型之一，往往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正如朱德在庆祝刘伯承五十寿辰的文章中所说：“这三十余年，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追求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时期，也是伯承同志尽瘁革命，奋进不息的三十年”，我党同志和我军将士，“要学习和发扬你一贯为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和革命品格”。在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祝寿的文章中，朱德称：“维舟同志是我党的先辈，他的半生生活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着……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

在为党和军队领导人举行的祝寿活动中，最隆重的当属朱德的六十寿辰。当日，整个延安城张灯结彩，各机关单位纷纷举行庆祝活动。毛泽东为之亲自题词：“人民的光荣”。中共中央的祝词称朱德为“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称赞总司令“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结晶，给予党和人民极大的光荣”。

（二）为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祝寿。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的祝寿活动，往往有着树立模范的用意。以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为代表的“延安五老”，因其资深的革命经历和崇高的威望，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自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祝寿活动中重点树立的典型。正如毛泽东所说：“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特别在延安时期，适逢他们五十、六十寿辰之时，中共中央往往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向党内的长者祝寿。如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为徐特立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毛泽东在贺信中称赞徐特立：“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是“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五老之一吴玉章的六十寿辰本在1938年12月，但当时他正在重庆为推动团结抗战而奔走。1940年1月，中共中央特地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大寿，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人出席。此后，中央先后为朱宝庭、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等老同志举行祝寿活动。

（三）为党外人士祝寿。除了为党内人士祝寿外，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为很多党外人士举行过祝寿活动。这些活动，大都带有统一战线意义。1939年12月，正值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六十寿辰，毛泽东撰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为其庆祝寿辰。文中写道：“庆祝斯大林”就是“拥护自己亲切的朋友”，“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1941年11月冯玉祥六十寿辰时，周恩来前往为其祝寿，并送去了亲笔书写的祝词，称赞其为“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同月举行的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活动更是中国共产党为党外人士祝寿的典型例子。在中共的策划与领导下，这场祝寿活动成功联络了各界人士，宣传了团结合作、坚持抗战的政策，起到了统战的目的，成为“皖南事变”后党在国统区政治文化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1947年6月何香凝七十寿诞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为其祝寿，周恩来、董必武送上寿轴，颂赞其高风亮节与追随时代前进的精神。此外，在马寅初、沈钧儒、洪深、叶圣陶等民主人士的寿诞，中国共产党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庆贺、表达了祝愿。

（四）为普通党员和革命群众祝寿。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人平等是党的一项基本原则，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因此，为身处平凡岗位的长者祝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祝寿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如1946年2月在江苏盐阜革命根据地，党为《盐阜大众》报社年满50岁的4位炊事员举行了祝寿会，报社领导钱毅同志还送了一副寿联，“革命老人人人尊敬；寿星四个个个光荣”。同样，延安中央卫生处还为门诊部大夫瞿宪文举行寿诞庆祝会，由卫生部长傅连璋亲自主持。毛泽东听闻后特地写了“老当益壮”的祝词，派人送去，以示祝贺。1948年10月9日，在西柏坡的大礼堂里，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为革命母亲夏娘娘庆祝八十寿辰。会场热闹非凡，寿幛寿词极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到场祝寿。

在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还举行了众多的“集体祝寿”活动。上至党的领导人，下至各级干部、工作人员、各条战线劳动英雄、模范生产者，凡为革命与生产作过贡献，年满50岁，都举行集会，集体祝寿。1945年1月，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58位50岁以上的老同志举行了祝寿活动。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代表中央向全体寿星祝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只有在边区才能为劳动人民祝寿，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陈毅难掩激动之情，当场赋诗一首：“秦陇万山雪，延水坚冰长。诸兄寿五十，瑞气放光芒。我以后来者，举酒祝康强。劳动与革命，模范四海扬。鹏程自今始，在莒永勿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