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讲故事活动的历史考察 （1953—1963）

[摘  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讲故事成为上海一种新的群众性文艺和有效的宣传手段。1953年，上海即对部分工厂开展讲故事试点工作，在1955年借助“戏改”对短篇评话新编“说故事”形式进行有组织的改造，以重塑群众文艺，并逐步兴起“大讲革命故事”的热潮，1962年上海组织大讲《红岩》，广受基层群众欢迎。本文依据原始档案，通过梳理上海讲故事活动勃兴的叙事脉络，考察人民性文艺观的政治建构，以期对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有所启发。

[关键词]群众文艺；新编评话；革命故事；《红岩》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51-08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以讲故事的形式传播先烈英勇事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推进移风易俗。其中，革命故事因能增强阶级观念和斗争意识而备受重视。讲革命故事的形式轻便灵活，结合群众文艺“喜闻乐见”的有声性和形象性，边讲边演，能有效激发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劳动热情，“赢得了最广大的听众”。上海各级文化部门不断吸收基层故事员，定期对其进行技能培训，教授讲演技巧，鼓动宣传信念；还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故事创作，辅导故事员对身边的真人真事“我手写我心”。通过培训和组织，讲故事这种“行动的艺术”所建构的视听具象性的革命文艺，打破了文字中心主义，确立起用新文艺塑造基层政治认同的革命叙事自觉。目前，学界对革命故事的考察有所关注，一般认为大讲革命故事运动是在1963年社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但对20世纪50年代讲故事活动的发展过程有所忽略。本文试图结合文化研究范式来考察从上海新编评话“说故事”到“大讲革命故事”的历史脉络，解读革命叙事的话语建构，以期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组织机制和话语塑造有所启示。

一、群众文艺“说故事”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要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有效的宣传，必须采用适合他们的方式。上海文化部门领导对在基层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宣讲表示支持。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认为讲故事要抓大方向，“企求每讲一次故事都要解决群众当前生产上的某一个主要思想问题这是不妥当的”，要求基层在党委统一指导下，工团组织根据情况开展讲故事活动，进行思想、生产（劳动）教育，同时丰富工人业余生活，防止青工“常在外面荡马路”。早期的讲故事活动主要以共产主义教育为主，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例如常讲的故事《王崇伦》《老交通》《朱顺余》等。据统计，黄浦区工人评弹研究组在1954年7月至12月间讲演《老交通》（根据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改编）共55场，听众达2.8万人，《老交通》的故事在上海郊区从未间断地流传了近10年。

1953年，上海开始有计划地在个别工厂进行讲故事试点。上海第一机工场团支部趁工人夏夜纳凉时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很受工人欢迎。宣教委员上团课时讲志愿军烈士邱少云的故事，团课参加人数从六成增加到九成，劳动纪律也有了好转。同年7月，上海永安三厂、国营二机也开始举办故事会和故事讲座。永安三厂实行三班制之后，工人业余时间增多，每次来故事会听故事的工人有400人左右。国营二机的工会俱乐部经过努力，10个车间里有7个都办了故事讲座，工人听众达到600人。当时，吸引工人的是故事员用评话、方言等形式讲的新故事，反响热烈。工厂故事员主要由团委具体领导，经过选拔、准备和试讲合格后，再到各个车间巡回演讲。对这些早期故事员的要求是有一定文化基础，语言表达上以方言为主等。

例如，1954年，上海第一机工场选拔故事员，要求如下：

一、凡团内党、团员有相当于高小的文化程度，有一定阅读能力的；

二、口齿比较清楚，言语通俗，会讲讲说说的；

三、作风正派，能以身作则的；

四、兼职较少，备课和学员时间有一定保证的。

因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后来，选拔故事员对出身成分和思想要求更加严格，强调“选择对象，根子要扎正，要以贫下中农为骨干”，要是“成分好、思想好、劳动积极、能联系群众、有一定业务水平的业余故事员”。故事员与当时的读报员一样，都是党工团组织倚重的宣传力量，对个人的政治要求始终放在首要位置。

在早期讲故事活动中，由于基层单位普遍存在故事（员）紧缺、业余故事员又缺乏选择合适故事及改编材料能力的问题，活动开展得不是很规律，经常因缺故事（员）而陷于停顿。1954年至1955年，上海市工联宣传部、团市委宣传部、上海人民评弹团、上海人民广播电视台4家单位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故事讲座”“故事讲演示范”和“故事讲演辅导会”等培训活动，推动了上海早期讲故事活动更广泛地开展。同时，上海一些专业曲艺单位（上海评弹团、上海戏剧学院等）派出业务骨干担任故事员培训班的指导老师进行示范教学，这在1962年“大讲革命故事”运动大规模开展后就较为少见了。这一时期，故事员普遍被称为故事讲演员，强调又讲又演。1954年8月，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联合上海人民评弹团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故事讲演辅导会，为18个大工厂和单位培养了第一批正式的故事讲演员。辅导会结束后，各区及部分产业工会随即举办类似的故事辅导会，用滚雪球的方式培养出更多的基层故事员。这种复制再扩大的模式有利于解决当时故事员紧缺的问题，经过辅导后的故事员大部分都能上岗讲故事，对早期讲故事活动（以工厂为主）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961年上海青年宫回收的78张故事员学员实习登记表里，有41位故事员（约52%）回到单位后真正讲起了故事。上海早期的故事培训不但提高了基层故事员的讲演水平，也将《狱中》《王崇伦》《黄继光》《电话》《帅大姐》等一批宣扬革命先烈、生产模范和强调主人翁意识的新故事、人物形象带进了工厂和工人中间。早期讲故事活动针对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进行生产教育的目的性十分明确，且不以每个故事解决一个思想问题为前提，具备良好的普及性效果。但也有学者指出：“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新故事’作为一个抽象的能指才可能有具体的所指。”

此外，上海早期讲故事活动和上海市戏曲改进计划有很大关系。1955年初，上海群众文艺活动中流行的短篇评话——“说故事”，很受欢迎，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工人同志们听了这些节目之后的一般反映是：‘真是说的活灵活现，比伲报上看的还要来的清爽。’”同时，“说故事”对当时曲艺改进甚或解决部分艺人的失业问题也有帮助。1955年2月，上海市文化局党组认为这一新生的群众文艺形式仍处萌芽状态，尚需受到重视，决定召开座谈会，总结1954年上海评弹团创作的短篇评话《黄继光》《王崇伦》《朱顺余》等“说故事”的经验和问题，以便向中央报告并向全国曲艺界推广。这次会议向当时的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申请即获通过，后由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牵头召开。会议着重于工厂文化建设方面，组织者“仿京剧座谈会，用戏改协名义召开”，参会人员计划有“评弹团二、三人，团市委、电台、工联宣传部及工人业余说故事者七、八人，民间职业评弹艺人及其他曲艺艺人二十余人，共三、四十人”。在1955年3月3—4日，上海市戏改协根据计划组织召开了两场“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暨演出短篇评话（说故事）经验交流座谈会”，实际参加座谈会的有工人代表、故事员代表、俱乐部代表以及各个曲艺团体代表，另有职能部门如戏改协、团市委、工联等代表共35人。

经过讨论和小范围论争，座谈会参会者整体上都肯定了“说故事”这种新形式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并形成基本共识：即新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同时，考虑到工农业余时间有限，“长篇不易在每一回中说清问题”，“短篇……是当前为工农兵服务的最好形式”，“将来评弹以短篇为主”。因此，短篇评弹也受到一致肯定。季风山（沪书改进协会）一向在郊区演沪书，一次村民大会要他讲短篇故事，但他却不会，最多能唱几句开篇。听了上海评弹团的经验之后，季风山和梅占春（苏北评鼓协会）二人都认为要学习上海评弹团，向讲演短篇作品这个方向努力发展，“要面向工农，特别是苏北评话的对象大多是劳动人民”。座谈会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专业曲艺人士最终对短篇评弹改编成“说故事”的新形式表示赞同，并各自着手探索走向群众的反映新人新事的短篇作品，且“要努力提高自己，学习政治”。因此，座谈会不仅确定了“说故事”的任务是贴近人民、利于工农，而且要在为政治服务、为大生产服务的同时，体现出早期借助戏改的讲故事活动在与保守派艺人的论争中确立起的革命文艺观，即文艺的政治性。

正是1955年3月的这两场座谈会，肯定了群众文艺“说故事”的新形式，对建设新上海文化趣味、占领业余文化阵地、抵制黄赌毒等流毒侵害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有组织地进行“讲（新）故事”活动

早期讲故事活动的主体以城市工人为主，上海评弹团在新编“讲（新）故事”的改造中功不可没，其采用了符合上海市民文娱口味的评弹、评话演绎，广受欢迎；“讲（新）故事”也是当时上海戏改的成果，既继承和发展民间故事传统，又树立起上海曲艺界坚定跟党走的文艺方向。1955年以《王崇伦》《黄继光》等短篇评话为代表的“说故事”活动大规模下厂开展和不断传播，为下一时期“讲（新）故事”形式在上海形成一种颇具规模的流行基层文化景观奠定了基础。

1955年9月，为使故事活动密切配合“肃反”运动，培养故事员具备一定的选编、创作故事的能力，上海市工联宣传部、团市委宣传部和上海人民评弹团联合举办故事观摩交流会（故事员辅导班），共招收上海各个产业工会和工人俱乐部等学员500名，人数超过历次，这对解决当时新故事紧缺和促进故事写作带来积极影响。这一期故事观摩交流会在当月分三次举办，内容和日程如下：

第一次：射击场的秘密（工人业余艺术团曲艺队 黄强讲）

设计图的秘密（上海邮局 李德青讲）

第二次：荣军锄奸记（上海电线厂 林鸿章讲）

猎人的姑娘（静安工人俱乐部故事组俞惠霖讲）

第三次：节目未定（由人民评弹工作团示范演出）

关于选择及改编材料的专题报告（由人民评弹团唐耿良担任）

方法：每讲演完一个故事，即由讲演员介绍选择及改编故事材料的经验，人民评弹团担任辅导的人员根据讲演者讲演的故事及介绍的经验当场做分析指导。

日期：第一次九月二日  第二次九月六日  第三次九月十二日

每次均在晚上七时开始

地点：西藏中路上海工人文化宫二楼音乐厅

学员条件：（1）政治可靠（2）能联系群众（3）至少讲演故事一次以上

参加人选由工会与团委协商决定

名额：五百名。（各厂分配略）

这期故事观摩交流会规模大，覆盖面广，几乎包括了上海市各个主要工业产业工会和各区大厂工人俱乐部。尤其当故事员“每讲演完一个故事，即由讲演员介绍选择及改编故事材料的经验，人民评弹团担任辅导的人员根据讲演者讲演的故事及介绍的经验当场作分析指导”，与此前由曲艺演员进行表演示范教学相比，观摩交流会更有针对性、更深入。由于上海工厂基数庞大，当时的故事员不可能覆盖到每一家工厂，所以，这次观摩交流会（故事员辅导班）主要为大型国营工厂培训了第一批业余故事员。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讲故事活动大致经过3个阶段，即1955年、1958年和1963年为中心区间展开。到1963年底，上海市、县及郊区共有故事员5000多人（不含工厂和学校），到1965年10月，上海有业余故事员2万多人，其中郊区和农村有1.2万人，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三四名故事员，有的公社队队都有故事员。故事员人数成倍增长，讲故事也由此成为上海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和宣传工具，形成了一支新的文艺宣传力量——红色故事员队伍。这正是新中国在快速工业化目标下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教育的体现。

事实上，故事具有丰富的传统曲艺来源以及民间基础，这使得讲故事活动不仅能输出内容，也能作为一种有效且受欢迎的文艺叙事的表达形式，在阶级教育（讲故事诉苦）、读报组运动（利用故事讲报）和读书运动（读革命故事书籍）等党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广泛运用。1958年，在以“三大”“六新”为口号的全国性群众文化运动中，上海以“革命故事”为主题之一组织市、县、区各级故事会比赛、故事会串演出和故事创作，基层组织的讲故事活动十分活跃，不过，之后一度有所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