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作用机制

[摘  要]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通过对S市三个街道的调研发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分为结构性情感治理机制、文化性情感治理机制、情境性情感治理机制和自我关联性情感治理机制，表现为在治理结构层面以人民向度和组织力为依托实现社区治理重心下移，在治理主体层面以文化和空间为载体融合党群互动，在治理内容层面以信任感和社区团结为支撑的情感生产，在治理动力层面以居民自治和党员作用发挥为补充的动力重塑。

[关键词]党建引领；情感治理；城市社区治理；党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3-103-08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应建立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一方面通过法治治理方式规范社区群体和社会组织行为和关系，另一方面在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的治理实践中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活动，以组织为纽带、以情感为联系、以党员干部极富个性化的魅力展示实现党的组织力在社区治理各个环节全方位体现，增强党对基层社会的引领力，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石。因而，情感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展现与密切联系群众工作路线的价值体现。

学界以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党史研究为重点，关注基层治理场境中情感因素各领域探究。例如，谌颖以1954年春节工农联欢考察为例，关注在仪式中中共通过工农社会情感的唤起和调控缓解工农矛盾。鲁家峰提出党性教育要关注党员的情怀、情爱、情趣和情商等方面的发展。王阳指出以“情感”为导向的党建模式将成为大学生党建手段。然而当前学界对专门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研究尚相对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情感治理转移到党融入居民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党群情感联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治理的贯彻落实，也是体现中国本土经验的基层治理创新。这种转变要求更多关注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应如何贯穿于基层情感治理过程，关注党如何运用情感治理工具达到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一、情感治理理论与分析框架

情感治理强调伦理、人情和关系，是对传统理性治理的有益补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既是新时代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内在规定，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实践的策略工具。从理论到实践，情感治理都是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方法。

（一）情感治理理论的中西流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在党的领导下汲取中西方社会情感治理的理论资源，探寻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情感治理理论和方法是提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情感治理是既古老又普遍存在于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强调作为治理对象的“人”都是有情感的动物。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情感治理源于以家庭为细胞的农业社会中，儒家倡导的和合天下的礼乐文化和天下一家的伦理观念，集中体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差序格局。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家国同构、与国同休的君父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法统与道统结合的生动体现。在具体社会治理中，同宗同族、同乡、同年、同缘的人情关系成为农业时代熟人社会治理的交易资源和治理工具。从西方传统社会治理的角度，情感治理也不陌生。在中世纪，通过对基督教的信仰，教廷成功培养了西方社会从国王到民众对以教廷为代表的神权的情感顺从。在中世纪瓦解后，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彻底激起欧洲社会剧烈变革。在法律的厘定下工业社会特有的陌生人社会很快形成，个体化、异化等概念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反映社会成员在新工业环境中的情感体验。

（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本土适用性及概念界定。党建引领社区情感治理在中国本土得以深入推进，一方面来自于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社群意识以及家庭伦理，另一方面意蕴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是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和治理优势。党与人民已经形成了“鱼水一家亲”心连心的血肉关系，其中互动是情感到治理转变过程的关键元素也是情感共同体的生产机制。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理论基础扎根于情感与社会结构、文化规定、特定情境、个体认知的繁杂关系之中。

一是情感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涵盖社会层级、群体关系、权力结构等，对个体和集体情感的组织和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特纳从隐藏的象征符号中将互动嵌入中观和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考察，为后来的个体情感、集体情感在不同情境、不同阶段的自我表述做铺垫。二是情感与文化规定。文化通过符号系统表达对情感的规范和期望，成为情感编码器。人情、面子、互惠、道德规范等概念是受文化影响的情感表达方式，为人际互动提供共同语言和行为准则。三是情感与特定情境。情境可以调动个体情感反应与表现并影响情感强度和表达方式。个体情感、集体情感、仪式情感以及社会情感在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中得以表现。四是情感与个体认知。个体的认知结构、经验和个性会影响对情感的感知和表达方式。

综上，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概念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关系，它以基层党组织为组织依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和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过程中，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和引导，促使现代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在行为主体互动过程中相互融合，目的是有效整合情感资源、协调社区关系、塑造积极社会情感进而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此，本文尝试揭示贯穿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多重情感再生产过程中贯通宏观（社会结构）到中观（文化）再到微观（情境场域与个体行动）的治理逻辑，为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以及有效整合城市社区情感治理资源提供可行路径。

（三）典型案例说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已成为人民群众居住生活、工作、消费、娱乐的主要空间和关系载体。社区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集合场域蕴含情感治理的逻辑，既是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重点、难点，也是情感治理应用场景最广泛、最迫切的社会公共空间。为了能准确掌握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在不同社区治理场景的微观作用过程，调研选取S市J街道、W街道、G街道4个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时间跨度为2023年2月至2023年12月，目前已形成30余万字转录稿。

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作用机制

党建引领社区情感治理通过干预社区情感的再生产过程加强党群关系，分别是结构性情感治理、文化性情感治理、情境性情感治理和自我关联性情感治理。这四类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作用机制生成原因为何？党在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领导为何能得到加强？其背后逻辑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制度规范基础上植根于“人民性”向度。基层党组织利用传统治理资源和个体心理、情感和认知要素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同体角色，最后塑造有领导、有组织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框架。

（一）结构性情感治理机制。结构性情感治理机制基于“人民性”向度建立在党建全覆盖的纵向组织基础，是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聚焦两个目标。

一是“人民性”向度。党建引领中的“人民立场”赋予了党在领导基层治理中的责任向度和使命实践，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评价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成效的第一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党的领导机制与执政逻辑的特质正是源自人民立场的内在驱动，表现为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和责任担当。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性”向度指的是坚持管理服务下移、权限下放、资源下沉的党建制度安排，通过合理布局，建立灵活有序、上下贯通、执行有力、高效沟通的组织体系，确保党的决策能够贴近基层、贴近实际、服务人民、造福人民。

二是建立党建全覆盖的纵向组织基础。纵向组织基础指的是贯彻党的基本原则，打破行政壁垒、协调组织关系，以基层党组织为原点构建纵向的党员群众联系渠道。这应遵循两个逻辑，其一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通过全面覆盖、科学制度和有效沟通，形成上级基于基层治理需求回应下级的驱动力量，使上级政策制定者更加敏感于基层治理的情感脉搏，灵活根据城市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问题调整干预策略。其二自下而上的沟通逻辑，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纵向沟通机制将城市社区情感生产的深层信息更有效反馈于上级党组织，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提供组织行动和资源整合的实质性基础。

（二）文化性情感治理机制。文化性情感治理机制植根于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文化基础，根据共同文化、经验和需求形成多类情感共同体角色，是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传统资源。基层治理的事务冗杂，党建引领基层文化性情感治理的原则是结合人民对满足美好生活的需求，广泛嵌入、联络和协调社区内已形成的熟人团体、社团单元等，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政治立场、党的根本宗旨贯穿其中，推动形成一个有序、具有凝聚力的集体行动社会网络。此过程可被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建共同体精神的努力。

首先，基于传统价值观的“人情”和“面子文化”形成的熟人社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情”“面子”等处事原则并未随着现代化转型被消解，人情交换仍是一种相对公平、互惠的交换。在人情社会中，熟人社区是由亲缘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乡土性。社区往往受到强调人际关系的情感互动和社会交往的面子文化、一般化期望等传统文化的渗透影响，使得社区成员更加关注亲情、友情、邻里关系等。其次，基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网络。共同经验和集体记忆指的是群体成员在相似的情境中经历的事件、文化传统，或者共同认知建立情感联系、形成文化认同，是群体共享的，因而具有社会属性。这种认同以群体互动与共享的路径在社会中传递强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群体成员间的共识和默契，使得群体成员在行为、言语和观念上更具一致性，为成员提供更广泛、更深厚的社会支持系统。最后，基于共同需求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情感是共同体的内核，由于城市社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社区居民更容易因共同需求——业缘、兴趣和相似责任而有机团结，自发形成组织性行动，具有高自主性特征。

（三）情境性情感治理机制。情境性情感治理机制主要是通过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党员的人格化示范效应和关键群体的政治吸纳，构建起“有领导、有组织”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框架，是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重要抓手。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线索交流情感，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重要的符号作用。伴随技术变革、城市化进程、人口迁移流动等社会结构变化，现代价值日益渗透到社会空间全方面，给基层治理场域和社区形态带来复杂多样的情境性挑战。特定政策、社区活动或事件成为情境性情感治理机制的关键触发点，党建引领旨在破解基层治理资源整合缺失和动员无序的问题，以党内动员带动社会动员，发挥组织党员、凝聚人才、动员群众的作用。

其一，从党内动员的角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努力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党内动员是基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下形成的组织行为。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影响下社区日趋演变成一个“微型社会”，物业治理、业委会建设、居民自治内嵌于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情境中，党内动员成为巩固党基层政权和执政基础的关键手段。

其二，从党内动员到社会动员的重点是对关键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这是由于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通常呈现有动员无组织的特点，意味着人们可能受到共同情感驱动但缺乏明确的组织结构与领导。这种情况下集体行动更加随机、分散，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其中社区中具有专业知识、社会资本和领导能力的关键人物，也被称为“意见领袖”或“社区精英”，成为基层党组织重点吸纳的主体对象。在党群联系、民主协商、集体行动的有序生成等情境性社区治理需求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宏观框架之间，通过选择性吸纳关键群体入党、合法化身份、价值激励等方式对社区组织结构和自治力量进行再组织化，架设了党与广大党员群众的横向互动渠道，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