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医药的宣传报道探析

[摘  要]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频发，加之巫神、阴阳等大行其道，严重威胁着边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扶正袪邪，维护边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解放日报》主要围绕中医疗效、中药验方、中医模范、中药产品等内容对中医药进行了丰富、鲜活、接地气的宣传报道。《解放日报》通过宣传报道中医药，在破除迷信盛行、助力疫病防治、树立学习榜样、满足群众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研究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医药的宣传报道，有助于深化对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历史贡献的认识，坚定在新时代发展中医药的自信。

[关键词]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中医药；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3-0070-06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频发，加之巫神、阴阳等大行其道，给边区人民带来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毛泽东高度重视疫病防治，他明确指示：“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为维护陕甘宁边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创刊于延安的《解放日报》以边区人民群众的身边事、关切事为素材，对中医疗效、中药验方、中医模范、中药产品等进行了宣传报道，对推动疫病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对中国传统医药历史作用的肯定。深刻认识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历史贡献，需要深入挖掘新史料。党的报刊相关宣传报道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截至目前，学界围绕中医药在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中实践与成效的研究，已涌现一些高质量成果，对全面把握中医药的疫病防治作用大有裨益。但尚无学者专门以《解放日报》为考察文本，探析中医药在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中的作用。本文拟全面深入地梳理《解放日报》对中医药的宣传报道，同时结合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指示以及陕甘宁边区相关文件，以深化对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历史贡献的认识。

一、中医可信：宣传报道中医疗效，

借此破除了迷信盛行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迷信盛行的问题，这与边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直接关系，“全边区识字的人仅占全人数的百分之一”。许多边区群众在患病后不是及时请医生诊治，反而是找巫神，《新中华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边区的广大人民，对于新的医学的认识是不够的，在有病的时候，首先就要去求神信鬼。”据统计，“全边区有2029个巫神”，这是迷信观念作祟的结果。巫神在边区大行其道，给群众生命和财产都造成了巨大损失，“财旺人不旺”成为困扰边区群众的一个严重问题。对此，傅连暲指出，老百姓“丰衣足食的生活是有了，但是常常无后”。

相较于西医数量的严重匮乏，陕甘宁边区中医在数量上则有着明显的优势。为破除边区群众中盛行的封建迷信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群众宣传教育的同时，还注重用中医为边区群众治好病的事实说话，从而使边区群众相信中医的治病疗效。对此，《解放日报》连续刊发了一系列中医为边区群众治疗疾病并取得成效的文章与简讯，从而营造了“中医可信”的舆论氛围。越来越多的群众不再像之前那样相信巫神和阴阳，在患病后积极请中医诊治。1944年3月，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问题时指出：“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这是对陕甘宁边区以中医疗效破除封建迷信的充分肯定。

《解放日报》宣传报道了一系列边区群众请医生治好病的身边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医的疗效，树立了中医“管用”的形象。其中，1941年6月19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了留守兵团政治部同志服用中药11帖，肺结核病近痊愈的事件。也有一些西医无法治愈的病症经中医诊治后效果显著，“卫生部的小儿科有一热性病，因诊断不明，又请苗高两位先生会诊治好”。这些事例都表明了中医的可信。此后，《解放日报》还相继报道了巫神、阴阳骗钱致人丧命的身边事。以此告诫边区群众巫神阴阳是骗人的。比如，1945年10月30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了延安市西区一个儿童被阴阳送了命。又比如，1946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了延川郝玉英感染风寒后听巫神也送了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解放日报》还积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营造中医能治好病而巫神专骗钱的舆论，从而给予边区群众以深刻教育和鲜明引导。比如，1944年6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专门报道了中医张文华在中药铺为群众治病的事迹。经过张文华医生的诊治，群众认识到了巫神是骗人的，他们说：“我们找巫神，把钱胡弄完了。”借群众之口更能给予群众以警示。简言之，《解放日报》广泛宣传陕甘宁边区发生的中医能治病、而巫神和阴阳不能治病甚至致人丧命的事例，使一些群众转变了迷信巫神的态度。

中医的治病效果，不仅改变了一般群众对迷信的态度，而且也改变了巫神自己。《解放日报》还注重宣传巫神和阴阳的现身说法，这更增强了边区群众对中医的信任，同时也有力瓦解了一些群众的迷信观念。其中，1944年7月19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了在延安市卫生展览会上30多位已改邪归正的巫神相信医药的事例，他们在了解巫神的罪恶后“都感到自己坦白后的光荣”。大量鲜活的事例，不仅给予边区群众以正确的价值观教育，而且对于尚未坦白的巫神也是一种鲜明的引导。同年10月21日的《解放日报》还报道了阴阳石锡三经崔岳瑞诊治，一剂药见效的事。经过此事，“阴阳到处给人治病，自己有病却没法治”在群众中传开，石锡三一家也不再当阴阳。简言之，阴阳被中医治好病的事例，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认识到阴阳神官是不能治好病的，而中医是能治好病的。

二、药方可用：宣传报道中药验方，

借此助力了疫病防治

受保守观念的影响，在陕甘宁边区医生中普遍存在治病药方秘不外宣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及时治愈疾病，也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方本身的价值。因此，边区政府努力通过各种方式促进药方公开。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向广大中医发出了公开秘方和经验的号召，指出：“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和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与此相呼应的是，《解放日报》也刊文宣扬公开秘方的好处，强调：“你把好方子公开了，多医好一些人，你的功劳就真不小。”不仅如此，毛泽东从及时防治疫病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了中西医“两种医生要合作”的号召。这进一步动员了边区医生主动公开自己的中药民间验方或祖传秘方。

为充分发挥中药验方或秘方在边区疫病防治中的作用，《解放日报》根据疫病防治工作的需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既包括具体成分，也涉及炮制方法。如此，积极助力了边区的疫病防治。总体来说，《解放日报》根据时疫变化，围绕痢疾、疥疮、急性胃肠炎、霍乱、柳拐子、百日咳及疯狗咬症等疾病的治疗验方或秘方做了重点宣传。其中，1942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针对延安流行痢疾介绍了以碳酸钙（中医叫芒硝）治疗痢疾的办法，“效用很大，中药铺有卖的”。同年9月2日，刘允中在《解放日报》介绍了疥疮的一种特效药——硫磺，并且传授了使用方法，运用该方法“若治疗得当，在一星期内，便可治愈”。1944年5月18日的《解放日报》介绍了急性胃肠炎的中医药验方。按照此方救治，在15个病人中，“救活了十一人，其他四人，因送来太晚，没有救活”，可见该方对治疗急性胃肠炎具有积极的效果。8月21日的《解放日报》又从成分和制法等方面全面宣传了以虎骨酒医治柳拐子的方法。该验方是经中医杨在泉试制而成，而且是在获得初步成效后才加以宣传的。10月20日的《解放日报》还详细介绍了鄜县民办医药社外科中医于树嵛先生公开的治疯狗咬症的秘方。这个祖传三世的秘方“全县驰名，经于医生前后即治愈二百余人”。这也验证了此方的效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针对1945年时鄜县发生很严重的吐黄水病，1945年2月27日的《解放日报》专门介绍了治吐黄水病有效的中药方，包括成分、用量及炮制方法等内容。不久后，3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又在《鄜县发现治吐黄水病的方法》一文中介绍了鄜县牛武区治疗吐黄水病的另一种方法。这为当时及时有效地治疗吐黄水病提供了新选择。同年，子长县麻疹流行，很多乡下医生束手无策。鉴于此，《解放日报》于1945年3月1日专门介绍了治疗麻疹的方法。李鼎铭特意向《解放日报》记者详谈了他历年用“三春柳”救治麻疹的验方，以便传授给有需要的群众。后来，《解放日报》还介绍了治疗甲状腺肿症、咳嗽等病症的详细药方。这些药方在缓解群众疾病痛苦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群众喂养的牲畜“时患病疫、死亡率甚大”。根据1941年全边区20个县的统计，仅羊一项的死亡达11万头以上。鉴于此，为保障边区群众的财产安全，《解决日报》还注重宣传治疗牛、羊、鹅等家畜疾病的药方。根据志丹县的经验，1943年6月10日的《解放日报》介绍了两种治牛瘟的方法，涉及蛤蟆、黄芩等药材。此法不仅药材易得，而且操作简单。1944年5月13日的《解放日报》还介绍了一种采用苦豆根、明雄、小茴香等中药治羊瘟的药方。此后，《解放日报》还介绍了牛瘟、鹅病等治疗方法。其中，1946年6月13日的《解放日报》介绍了治疗鹅瘟病、白痢病等鹅病的中药方法，主要采用桂皮、龙根、茴香、大黄等中药材。总之，《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治疗家畜疫病的各种验方，为边区家畜疫病的防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三、榜样可学：宣传报道中医模范，

借此树立了学习榜样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生队伍中存在部分医生架子大、工作缺乏责任感等不良问题。比如，有中医反映：“出门回来都要人家毛驴接送，黑天、下雨、有点小事就不高兴出诊。”也有群众反映：“过去所见到的医生，架子都很大。”如果放任这些不良现象盛行，将极不利于边区的疫病防治。当然，边区也涌现了不少令人尊敬、受人欢迎的中医模范。1942年，《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中曾要求“延安的防疫工作，则应更加改进，以期起模范的作用”。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模范医生的引领示范作用。此外，《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指出，在工作中“必须注意发现、创造和表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区的范例，用以推动全局”。这也指明了边区开展群众卫生工作的高效方法。为广泛动员边区医生积极学习和争做模范，以无私奉献、认真负责、不畏艰难的精神投身到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中，《解放日报》积极报道深受群众欢迎和称赞的模范中医的先进事迹。如此一来，不仅塑造了边区中医的良好形象，也为边区广大医生鲜明树立了学习榜样，引领和激励着广大边区医生像模范中医那样为民、担当和尽责。

1944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宣传了关中模范医生高亚东忠实医务工作、热心为群众服务及虚心学习的事迹。同年6月14日的《解放日报》介绍了志丹县周岐山医生在药材困难的情况下带领药社人员到山中采集土产药材的事迹。这为边区广大医生树立了自力更生、不怕困难的榜样。此后，《解放日报》还宣传报道了李长春、任和平、鲍会元、冯永锡及李克让等广为边区群众熟知的模范中医的光荣事迹。其中，1944年7月1日的《解放日报》集中宣传报道了两位模范中医的事迹，称赞中医李长春“医术高明”“不分星期、节日，有病者求治从不推诿”“不开包掏礼”。李长春来自边区群众身边，深受边区群众爱戴，《解放日报》以真实、可敬的榜样事迹，为边区广大医生树立了学习和效仿的标杆。对于模范中医任和平的光荣事迹，1944年8月21日和10月25日的《解放日报》分别进行了宣传报道。其中一次报道称赞任和平的工作责任感，“不论白天黑夜，或下雨刮风，甚至在大年初二，只要群众有病他便前往诊治”。任和平医生始终坚守为民情怀，其行医15年治愈病人在万人以上，赢得了群众爱戴。此后，1945年《解放日报》还两次报道了被群众称为“自家的医生”的模范中医李克让的先进事迹，“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不管身边有什么要紧事，只要有人去请他，他就去”，“春天他节省三石粮食，把它卖成廿斤草药，可配一百付药，奉送贫苦病人及党、政、军、民干部”，“一年来先生看过一千个病人，跑过一百八十个村庄，每天平均走路卅里以上”。李克让身上体现的一心为民、任劳任怨等高尚品质，也是值得边区医生学习的。后来，1946年4月11日的《解放日报》又报道了淳耀县张彦林、魏生才两位模范中医的事迹，宣扬他们“热心为群众治病，不计较医药费”的先进事迹。《解放日报》正是通过不断宣传陕甘宁边区涌现的模范中医的先进事迹，从而不断引领着边区广大医生向模范学习，争做心系群众、兢兢业业、甘于奉献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