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 现代化道路”设想的历史考察

[摘  要]

邓小平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积极倡导和践行“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全新概念和目标，明确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他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最初确定为“小康社会”是基于当时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汲取“大跃进”“洋跃进”经验教训、着眼世界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冷静思考和开启新时期改革开放历程的现实需要的充分考量，具有深刻的本质内涵。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小康社会；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5-0003-0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全党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世人瞩目。回顾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数十年奋斗历程，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重大历史贡献。他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想，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邓小平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同时反映出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最初构想即实现“小康”目标。今天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一构想的提出有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一）积极倡导和践行“四个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探索与实践。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构想。毛泽东1956年在起草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的倡导者践行者。早在1963年8月20日，他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发言中便提及“四个现代化”。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后，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开启全面整顿同时，对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深入思考，在《各方面都要整顿》讲话中就强调“四个现代化”问题。1977年7月再次复出后，他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现四化，永不称霸》《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重要文献多次谈及“四个现代化”，并提出“就是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进一步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全新概念。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和“四个现代化”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全新概念。1979年3月21日，他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就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对于“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提法，邓小平再度思考，在两天后也就是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是“小康之家”。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全新概念后，对其所需达到的具体标准进行深度调研与思考。1979年7月28日，他在青岛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负责同志时，第一次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标准，指出：“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还可以增加外援。”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981年11月17日，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邓小平还指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1982年8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就现代化标准进一步指出：“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同年8月10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葛守仁、聂华桐等时明确指出：“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人均八百美元。”并且强调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邓小平关于“小康之家”“小康”目标的提出，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更为直观、具体，符合客观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四）明确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感中国式的现代化远远不止小康目标，是要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1981年9月9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1984年4月18日，他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邓小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导我们党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了逐步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对于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

二、邓小平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主要考量

邓小平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最初确定为“小康社会”是经过诸多考虑的。

一是基于当时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邓小平提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务实考量的。早在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及随行人员时谈到中国情况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二十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1975年6月2日，他在会见尤金·帕特森为团长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时也谈道：“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1975年9月15日，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我们不能吹牛。”可见，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水平和发展预期有一个比较清醒、实际的认识。由此，他1979年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后，在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二是汲取“大跃进”“洋跃进”经验教训。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亲历20世纪50年代末掀起的“大跃进”运动。那时在“赶英超美”口号下，出现严重浮夸风，致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现代化目标进程深受影响。对此，邓小平多次深刻反思。1983年9月10日，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太快不行。我们过去的失误都是由于走得太快……工业方面搞‘大跃进’，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错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有对“洋跃进”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十年内乱”后重提四个现代化，我国又出现急于求进情况。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党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写进党章。同年11月至12月召开制定国民经济长期规划会议，提出赶超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具体方案，强调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本世纪末使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指标：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8年到1985年这8年，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新建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矿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等。在这些高指标驱动下，全国各地“大干快上”，出现新的跃进（被称为“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对此，邓小平后来反思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想快点，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量力而行了。”

三是着眼世界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冷静思考。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基于中国基本国情，而且充分考虑到当时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1978年4月底，他在听取谷牧和钱正英、彭敏等代表团成员汇报前往法国、瑞典、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情况时说，“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人家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该把它学回来”。1978年9月13日，他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明确指出：“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该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这一时期，在邓小平大力倡导下，中央和国务院组织的代表团、考察团，对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访问考察，深切感受到世界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对此，邓小平同金日成会谈时不无感慨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他还亲自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考察了解世界现代化发展先进水平，真切看到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差距，为审慎确定“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提供重要依据。1980年5月12日，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时指出：“我们是讲实际、从实际出发的。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比如，我们的雄心壮志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经过摸索，肯定了一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包括你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人口太多，要达到你们那样的现代化，人均年收入五千至七千美元，不现实。所以，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