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夕先进知识分子 动员组织上海工人的困境与纾解

[摘  要]

建党前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找改造中国的社会力量开始走向工人群众。以上海地区为例，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先进知识分子动员组织工人面临三重困境，即工人绝对贫困与相对不贫困；工人受血缘地缘影响及封建思想束缚难以果敢投入斗争；先进知识分子追求长远利益而工人群众常常囿于眼前利益的矛盾。为尽力纾解以上困境，先进知识分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了解各行业工人实况，继而开展服务式启蒙教育以提高工人群众文化程度，组织“真的工人团体”以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呈现出不断递进深入的历史特点。其艰苦实践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阶级基础，亦为认识把握中国特殊社会形态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先进知识分子；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5-0010-10

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因为这样才能够明了历史的发展。聚焦建党前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动员组织工人群众这一主题，探讨先进知识分子是出于怎样的动因寻找工人群众，先进知识分子动员组织工人群众面临怎样的困境？又如何纾解困境？其结果和价值何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对中国革命态势、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条件及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等进行更全面地把握。

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将工人群众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开始动员组织工人群众，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的自然选择。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着墨先进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的先锋桥梁作用。本文拟立足上海这个特殊场域，回归历史现场，深入探究先进知识分子动员组织上海工人的动因、困境与纾解、价值意义等。

一、救亡图存语境下

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上海工人

二十世纪初期正处于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时期，中华民国建立后，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内乱迭起。如何救亡图存、改造中国成为先进分子思考的迫切问题。“社会改造的呼声，运动，乃是时代底要求，现存社会底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灾难，使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式民主感到失望，就连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梁启超也在《欧游心影录》中把当时见到的社会现象描述为“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默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则再次证明追求西方式民主并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使一部分先进分子倾向于学习俄国经验，在问题与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倾向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战后劳工神圣思潮进一步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走向工人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重塑劳动者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握手。

上海是中国无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1920年前后，“全国有各项工人194.6万多人，上海就有51万余人；其中工厂工人102.2万多人，上海有18.14万多人，占全国工厂工人总数的17.9%”。“五四”后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机械工业中，纺织业约9万人，印刷业1万余人，缫丝业5万6千余人，总计15万余人，其中“集中在500人以上工厂的工人占上海产业工人总数的57%”。此外，上海工人也具有地域集中和行业集中的特点，如“杨树浦一带，竟可称他为一个工业社会”。以纺织业为例，“纺织业工人约有9万人，约占上海产业工人总数的2/3……有12家纱厂集中在杨树浦”。这种集中性有助于上海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此外，上海工人群众深受剥削压迫，生活不易。主要表现在：其一，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人的工作时间尽管与工作淡旺季相联系而有所不同，但一般以每日工作12小时居多，“杨树浦某英国纱厂，工作时间甚至长达16小时”。其二，劳动环境恶劣，人身安全无保障。中外资本家一味追求高额利润，却很少关注劳动环境、劳动保护等。如裕华纱厂简章中写道：“工人做工，遇有机械危险，各安天命，无抚恤金。”杨树浦煤气工厂“工人的操作场地连起码的劳动防护设施都没有……煤气净化水平差，……煤气工人在青年、壮年就夭折的很多，能活到60岁以上的为数很少”。其三，工资水平低。以杨树浦发电厂为例，1918年电气处职工月薪“外籍电站主管为1500银两，工程技术人员在226—600银两之间，华籍工人均为13.4银两”。除此之外，很多工厂还实行学徒制、养成工制、包身工制、包工制等，对工人超经济剥削严重。其四，工人不仅经济地位低下，更无政治权利与人身尊严可言。每天“工人放工的时候，一走到厂门，身上都要搜过，……搜查的法子，是在门口做起七弯八弯的栏杆来，工人出厂，要一个个从栏杆里出来，到出口的地方，就须站住听凭搜查，从头搜到脚，袋子里裤带上，都要摸得清清楚楚，才放你出来”。上海工人受到如此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因而具备参与反抗斗争的可能性。

先进知识分子接触了解上海工人后，首先是在他们最为熟悉的宣传领域进行动员。如在《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上撰文，分析时事，揭露工人艰难境况、帮助工人分析苦难来源等，他们撰写《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汉口苦力状况》等报告，在启发工人群众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也较为适宜开展宣传工作，正如共产国际代表提到的那样，“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出版物，并时而举行群众大会，较为容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多为理论宣传，还未深入工人实际生活，偏重空泛的概念式灌输，难以引起工人共鸣。这也说明先进知识分子动员组织上海工人尚停留在较为浅显的阶段，还存在一定困难。因此，找到动员组织上海工人的困境所在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

二、先进知识分子

动员组织上海工人的困境分析

上海工人虽受到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而具有参与现实斗争的可能性，但先进知识分子想要唤起工人群众阶级意识，动员组织工人参与革命则尚面临困境。李汉俊就曾提到，工人要求点在工资一层，对于一般待遇及设备、工人团体的权利等等问题一点没有觉悟。究其原因，中国社会基本特点及中国工人特性造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在经济状况层面表现为工人绝对贫困与相对不贫困的矛盾，思想认知层面表现为工人受血缘地缘影响及封建性思想束缚难以果敢投身斗争，革命目标层面表现为先进知识分子追求长远利益与工人常常囿于眼前利益的矛盾。

（一）上海工人的绝对贫困与相对不贫困。从经济状况层面来考察，当时存在工人的绝对贫困与相对不贫困的问题。虽然上海工人工资水平低，“1920年时，厚生纱厂的湖南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但每月工资只有8元，每日只有3角”。与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相比，上海工人的工资自然甚低。如1913年前后，“普通工人一天所得到的，根据需要和季节性的不同，大约为0.15至0.25元。……一般的中国技术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抵得上英国做同样工作工人的1/4或1/6”。与生活必需品涨幅相较，上海工人的工资涨幅亦甚低。有史料显示，“1894年上海纺织工人工资为1角至2角，当时的米价每担为2.8元；1920年上海纺织工人工资为2角至4角，而米价每担已涨至12元左右”。上海工人生活境遇艰难可见一斑。

然而与当时更为广大的贫苦农民、流民阶层相比，能有机会到大城市进工厂做工无疑有助于改善生活且更为体面。近代以来兵祸、天灾不断，以及由天灾引发的饥荒、匪患、疫病等问题，加上帝国主义的掠夺与家庭手工业的破产，使农民生活常常陷于破产。因此，进入城市做工成为维持生计的一条路径。流入上海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尤以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居多。以江苏宜兴为例，“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做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6000之数。此外，更有灾民、流民群体大量涌向城市。1919年夏秋至1920年秋，北方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严重干旱，《申报》报道为“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以山西地区为例，1920年9月，“百余县内颗粒未收者，占四分之一，有一二成收获者，占四分之二，半熟者不过仅十余县”。政府无力赈灾，“将任灾民宛转以毙……欲救此劫余之民，惟在吾民自救而已”。上海商界在慈善救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除募集赈灾款物等给予急赈外，还施以工赈。对于强壮而有技艺者则授以工业，对于强壮而无技艺者则容纳于筑路、开垦等事。如上海北方工赈协会“拨专款4万元，会同京津各团体合办移工代赈，以6个月为期，约移灾民1万人到上海学艺”。可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发展，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动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引共同促进农民流入都市谋生。而对其来说，进入城市之后的生存成为首要问题。

正是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革命理论在工人群众中快速传播。正如共产国际代表考察中国情况后指出，“谈不上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的影响，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转而信仰第三国际”。当工运积极分子从苏俄那里照搬经验来发动工人运动，上海工人表现为很难全力以赴参加。

（二）工人受血缘地缘影响及封建思想束缚难以果敢投入斗争。由于中国工人多来源于小农经济解体后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区域单一，受血缘地缘影响及封建思想束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难以果敢投入自觉斗争。

第一，以地缘血缘关系为主要因素的产业集聚，往往限制工人运动向规模化纵深化发展。上海五方杂处、一市三治且移民占其大部，这些人以地缘血缘为主要纽带影响着城市集聚形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工人聚集在不同地方，由此形成的同乡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地缘政治束缚下的习俗表现得较为鲜明。《新青年》刊载的《上海劳动状况》指出，“某厂摇纱间的工头是宁波人，这部分的工人，也大半是宁波人，……少数工人，常常被多数的宁波人攻击”。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的国文部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理化部是绍兴帮”，此类现象并不在少数。地缘因素既为早期工人斗争提供了团结的可能，也限制着工人运动向规模化纵深化发展。当时工头影响甚大，工厂通过工头来雇佣工人，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维护资方利益。如英商自来水公司，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是工头从自己的家乡或是由亲戚朋友担保介绍进厂的，大家形成了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团体。“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虽然规定新进工人由老职工介绍和担保即可，但实际上工人不通过工头这一关，难以进厂工作”，“工人之视工头，亦如小子之于严父，奉命维谨，无敢逾越，一种奴隶性与服从性若为工人所特有”。在这种招雇形式下，大部分工人必须对亲戚朋友负责，相互联保。如果发生不利于公司利益的事件，就会连累多人。如此，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的斗争意志。

第二，大多数工人文化水平较低，且受封建思想束缚，接受新思想较为困难。以日商内外棉七厂为例，“男工700多人，能够稍稍认得几个字的还不到一半，其中能勉强看报的也不过十几人。女工3000多人，能识字的只有50—60人，其中也只有少数能够看报的”，故而工人更容易接受某些封建思想，如“上海纺织工人中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帮派组织，拜老头子、信仰关公。女工则烧香拜佛”。很多人受“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思想影响，不懂得增进知识可以改善生活。“一般工人知识的饥荒，比无论什么痛苦都要深一些。他们肚饥知道要食，身上寒冷知道添衣，唯有没有知识的痛苦他们完全不觉得”。此外，工人群众对于自己地位的也未完全觉悟，大多数人在压迫下多习惯于俯首听命，反抗意识较弱。正如时文《饭碗问题》描述得那样：“中国的工人，农夫，和一般平民，他们的饭碗，虽然常常在生问题，他们却想得宽，不是说时乖，就是说运蹇，居然不怨天不尤人，他那克己的工夫，比谁也讲得好。”可以说，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这时并未完全得以生发。